老虎庙口述史(二十五):生存不易

@ 十一月 8,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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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书源来自民间

小寨新风公园旧礼堂里的报废图书,在我眼里,其实很值钱。前两天和《华商报》的马想斌采访雕塑艺术家李晓明时,他特别提到过一本书,内容是“刑事犯罪中的各种例证”。16开本,图文并茂,李晓明说,读了大长见识,还说这本书就是在天籁买的。对此我尚有印象,那正是在新风公园仓库里的发现,存量十本被我尽数淘走。记得小寨书店的员工告诉我说是专为西北政法学院(现西北政法大学)所进,但学院仅买走五本,剩余的在书架上被人翻烂而无人购买。最终送来仓库准备造浆。

因为公园里的书即将报废,小寨书店给我的价钱往往六折,即按照封底标价的60%收取费用。而能够淘出如上所说好书的却是万难之事,那意味着我要翻动几包乃至几十包捆绑一起的书,嗅着霉味和忍着尘土的呛鼻,还要准确判断那包里的书是否值得打开。因为所属文教区,新风公园仓库里的旧书以过时的教材居多。到那时,我就要有中途休息,带着馒头、咸菜,坐于高高的书堆之上,累了的时候就势靠着书堆小憩。公园里的书所谓好,也只是在万马齐喑的书籍市场上多了点异类而已,算不上是什么内容之好,甚至是侈谈孤本、善本、典籍等。

我也有在旧书店里淘出好书的时候,那是在南院门的古旧书店的经历。南院门古旧书店开展批发业务已经是很后期的事情了。大概是因为即使开展了,也很难有个体书店来此进货。那里除了古籍以及收购来的旧书外,至多有个内部图书部,那是要凭借13级以上干部证明购买的。现在能记起的内部书如《拿破仑传》、《第三帝国之兴亡》、《战争年代总参谋部》、《朱可夫回忆录》等,这些书籍却又不允许公开出售。但遇到我这样的旧书虫却又不一样了。我是专在杂乱的破书堆里找书的。但凡遇着心仪之书就总要费尽口舌向书店方索要。最终拗不过我的执着,还真的批来了几本好书。其中有一本重庆光明书店出版于民国四十六年的《且介亭杂文》,就一直被来天籁看稀奇的人认为是鲁迅作品的早期原版。这类的书籍纸张往往已经酥脆,我如获至宝地捧回店来,也只搁在一只封闭的玻璃柜台里供人瞻仰。记得这本书的最终下场是被西安外院的一位女外教给买走了,大概给了17块钱。这怪我傻,没见过老外,又是女的,我经不住她死缠…

如此辛苦,单靠一辆轻骑四野里奔走找书,实在很难养活我的42个员工。记得每每回返就有各分店经理等在我的南关总店办公室外,希望分得几本好书。而我所能给予他们的也只三本五本,且每本都是孤本。读者问过我:“你们的书不错,但就是每本好像只有一本?”我那时年轻,还好面子,打死不说其原由。

1984年前后,我开始放开思路,打算在书店里经营一些与书籍相关的商品,以安度生存危机。于是每个分店里都开辟了文化柜台,其中销售一些文具用品类商品,同时安排专职员工登门批量推销办公用品,抱着“开张吃半年”的积极心态,我对天籁做了重大革新。这期间有件趣事值得说道。

西安曾经有个著名酒楼叫“野玫瑰”。其老板钱晓燕是位残疾女性,父亲是西影厂党委书记。改革开放初期,钱晓燕找到我书店门上,手里握着一把长长短短的眉笔。和我商量在天籁文化柜台上销售。我说又不是铅笔怎好在书店上柜?钱晓燕说:“灵活一点嘛,反正长得是铅笔样儿,又不损你名声。这个总比你真铅笔好卖吧。”后来她搁下眉笔走了,临走说:“试试,保准你还想要。”后来我没找她再要,统共卖掉三只,读者还有怨怪:天籁要保证名分不倒,不该媚俗。后来我见过钱晓燕在交大门前卖春卷皮儿,手腕里挽只篮子,盖着苫布…再后来有一天我接到钱晓燕电话,请我去案板街某某号参观。我去了案板街唐城大厦后面,在一间门脸很窄进深却有30余米的小饭馆门前停步。只见小饭馆门头上写着“野玫瑰餐馆”,走进去看,堂里坐着钱晓燕…

只在几年后,西安就人人皆知“野玫瑰餐饮集团”,知道野玫瑰的集团老板钱晓燕。那时候我还在开书店,钱晓燕的餐馆却已长成了集团。

天籁书屋经历了现代中国不曾有人经历过的坎坷,其核心问题就只在一个生存问题。尽管在外有着如何赫赫威名,但萦绕我每日心头的却只有面包问题,为此我为自己起了一个十分恰当的名字:贩卖文化的人。尽管文化,却不得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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