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离开《华商报》

@ 十一月 12, 2013

原文首发于《西安夜读》,原标题《写在记者节:网络时代,每个账号都是一座教堂》,感谢作者“王歪”(1111期之本周公益1619期之8)的原创分享。作者系《华商报》前记者(1726期之8)。注:作者仅授权INXIAN发表,请勿转载,如需刊用,请联系作者本人。】

其实,6月底,接到报社把我从延安记者站调回西安总部的通知,当天凌晨,我就通过内网,跟报社的几个编委递交了辞职信。报社领导、师长劝导后,犹犹豫豫间,我说那还回时政部吧。

心中不舍。已经在这家报社工作7年,码出100多万字,走了很多城市和农村,亲眼目睹了太多新闻事件。

给农民工更名,晒出40多个全国人大代表的财产和工资,采写西安地铁日记,亲历天宫一号发射,站在烧成废铁的长途卧铺车前,逐一拍摄清理出来的那36具遇难者遗体。一晃,年龄从奔三到了奔四。在我最年轻的时候,把时光献给了新闻。

这期间,有过很多扬眉吐气的时候,似乎可以“执大象,天下往”。同时,也有过一些江湖险恶的时候,时不时的,得瑟的天性给自己也给报社带来风险。

最初几年,从事这份工作,我是快乐的。但现在,我不快乐了。

2011年动车事件后,差不多有半年时间,对那个庞然大物的巨大失望,几乎让我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半年时间,没有写一篇稿件。而我激情最旺的时候,完成采访,曾一天写过3个半版的稿子,1万字的工作量。

动车事件时,曾发过一条批评铁道部的微博,我在微博里说:“雷有回声,天有报应”。那条微博当天被转发十几万次,成为当天新浪微博被转发最多的一条。此后,我在微博上说话开始小心翼翼。微博尽管是个人言说的场所,但跟职务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不想因为自己的一些观点,给报社带来麻烦。

报社深度部主任方荣亮的妻子是心理学博士,我说:让嫂子跟我介绍个好点的心理医生吧。方荣亮问我能吃好睡好不,我说吃睡都很好,我是对这个国家失望了。方荣亮回答:我自己也需要心理医生呢。

如果说,那年因为晒出一些代表的财产和工资,我在大雪天被驱逐出代表团在北京中组部的驻地,我还心怀骄傲,毫无沮丧;那么,动车事件及随后仓促的掩埋,以及之后越收越紧的言论空间,开始让我心灰意冷起来。

报纸上能够呈现的观察和思考越来越少,阻力越来越大,甚至网络上签个名,都会被“客气并语重心长”地谈个话,报社各级都承受很大压力。

动车事件后,曾经试着混日子,但混了一段时间就羞愧不安;曾经试着随波逐流,半夜总是惊醒。

除了体制束缚,因为经营压力,报纸从一张新闻纸,变得越来越像广告纸。热线电话慢慢减少,记者开始追着网络、微博跑,第二天登出来的,都是剩饭。

报社内部越来越强调经营任务的同时,读者开始远离报纸,亲近网络,网络消息更快,细节更多,也更真实。即时性、碎片化阅读的时代,读者在140个字里,就能读懂一个故事,进而读懂中国。

近几年都市报的衰落有目共睹,很多时候与新媒体的兴起无关,是纸媒自己在各种捆绑下走向末路。纸媒还没来得及完成他的专业主义转身,更没有来得及完成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新闻内容细分,甚至连一部《新闻法》都还没有出台的时候,就美人迟暮、英雄末路,早早进入腿脚不灵便的老年时光,沦为激变时代不疼不痒的旁观者。

我们还年轻,报纸却老了。很多都市报记者开始离开,也开始认真考虑转型问题。刚开始时,一些媒体同行哀叹:“耶稣失去教堂,世界将会怎样?”其实这仍旧是传统媒体高高在上的傲慢思维,世界不止一个耶稣,也不止一个教堂。科技发展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只要心存追问和理想,每人都是耶稣,每个账号都可以是一座教堂。

如果留在纸媒,在越画越小的圈儿里继续写搽脂抹粉的东西,唱盛世赞歌,每写一笔,都是一次羞辱。

移动互联网冲击下,感受到寒冬的不止是都市报,电视台也开始焦虑不安,传统广告行业也开始谋求转型,连大街上的实体店都在考虑顺应网络的问题。大家面临的不仅仅是人类历史上同一场科技革命,也是一场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上的革命。

但传统的报业集团是一艘大船,掉头很慢,转身很难,不但找不到一个媒体应有的转型方向,甚至在彷徨之间,连转型的勇气都丧失殆尽。

今年下半年起,各家都市报都笼罩着纠结、焦虑气息,北京一家大报的政法新闻部甚至陆陆续续走完了,大多转到网媒。也有改行的、创业的。

那天下午在报社楼下,一个老同事跟我念叨:“出来之后干什么呢?当这么多年记者,大多时间在做监督报道,朋友很少,得罪的人却很多。”

在新闻行业从业9年,9年之后,我已经不愿意再等待大船那种缓慢转身了,我先转,我相信网媒拥有一个职业媒体人更大的发展空间。纸媒已衰,新闻不死,媒体人不死,只不过从纸张转向网络后面的云端。

作为个人,即便转型失败,从新闻事件中抽离,退回到私生活里,也还有很多快乐等着我,哪怕是苦中作乐,哪怕文字只写给自己和朋友看。大不了,放到抽屉里。

从业这么多年,在离职时回头看,有时候我也很残酷。有传言,曾逼得纪委书记私下里嚎嚎大哭,曾掐着秒表逼一个局长打开他堆满名烟名酒的办公室,扯着100米长的塑料卷尺丈量一个基层官员的超标办公室,给某局长发短信:不让我进门采访,立刻曝光你的超标车…

此时想一想,也有些于心不忍。谁又能比谁干净多少?人人都有原罪。一个被我报道过的官员说,我们家年年订你们的报纸,老父亲和年幼的儿子天天看,你的报道出来那天,我悄悄守在楼下等候送报的黄马甲,把那张登有写我的新闻的版面抽出来后,才让送报员往报箱里放。在一个活动现场,一个人朝我走过来,主动说:我就是被你们报道过的短信拉票案的副县长某某某,如今被打回原型,干的是20年前我刚参加工作时一样的工作,每天给政府布置会场。

有一次采访,一个开车送我的朋友指着路边一个疯子说:他以前是教育局长,被查处后家产罚没,就成了疯子,每天在街上四处逛,见人就说:“我是局长。”

如今,我想说,我曾经的报道本无他意,只是工作,这些年,得罪了。

已经有一些同事离开了报社,今后,还会有新人陆续进入,也会有同事继续离开。很珍惜和同事们朝夕相处、摸爬滚打的时光,顶着星光共挤一张席,共饮一瓶水,陕北山路上徒步一走就是几十公里,陕南水库管涌时冒险趟水前行,这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一段时光,我们都年轻过,我们在最年轻的那些年,心怀善意,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押在了新闻上。

曾经想,如果这个世界取消兵役制度,人人在年轻时都当上几年记者,世界会不会更美好?

2004年,我从深圳一所学校辞职时,我跟校长说,我想当记者,写新闻。

2013年,我想了又想,最后说:感谢报社多年栽培,感谢诸位兄长和同事,每个同事都有灿烂的笑脸,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美之处,如今,我想尝试另外一种生活,咱们网媒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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