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庙口述史(三十三):时尚红卫兵

@ 十二月 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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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红卫兵的时尚

1967年的秋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进程已经到了不好以黑白而论的阶段。各路思想思潮纷争而起,因此而出现的造反派组织也鱼龙混杂,难以辨识。革命与不革命,捍卫毛泽东与反对毛泽东似乎不存在分歧。全国一致,谁都打老毛的旗,谁都是革命派。而恰恰是在社会人等,或说是阶级属性方面才出现了些微不同:以干部子女为主的保皇一派随着其父辈的接续被打倒而出现颓势。而人数众多,代表着更广大人群的普通人家子女则“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

至少在一部分唯阶级论的人群里这种认识非常突出。西安社会上出现了“红恐队”,与北京的“联动”遥相呼应。而西安红恐队的头子就是原保小的少先队大队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方杰的大公子方大伟。

北京和西安,这两座鼎盛于两千年的两头的帝都,其皇家基因似乎从未隔断过。就连贫民造反也起自于其,不是么?历史上有过农民打皇上的,有能把箭头扎在了北京皇宫额匾之上的,除了陕西的李自成还有谁?文革中,刘少奇的儿子,陈毅的儿子,万里的儿子…不都频繁出没于西安古城。无论是为躲难,还是后来的投资赚钱,甚至上山下乡都下到了陕北…北京的联动与西安的红恐观点一致,口号一致。北京稍有动静,西安就必有机灵。在先还有个武汉的“百万雄师”,但凡有事,三城市遥相呼应。后来就只剩北京和西安了。大概与武汉不是帝都有关。四.五、六.四,每每事发,两城民间互动频仍。就连这两座城市的穿衣打扮都如出一辙。

北京的联动和西安的红恐都是以高级干部子女组成。他们的行头就有讲究:一律穿藏蓝学生装;蹬黑面灯心绒,塑料白底懒汉鞋,并且必然是内蒙所产“山羊牌”;冷天穿将校靴,黄呢军大氅;背黄色军用书包;戴眼镜则男女必戴白边塑料边框一种。戴红卫兵袖章亦有规矩,是按照父母干部级别高低来制作袖章高度的。级别越高袖章筒子越长。但又无部颁标准,就自己说了算。这也显示了无政府状态下的无政府作为。我见过的最长的红卫兵袖章达到过13寸。据说还有整个袖筒子都是红色的。那得多大的官呀。其中也分地方干部子女行头:兴穿蓝黑中山呢装,脚登皮鞋一律模仿周恩来以三块皮拼接的牛面“三接头”;那些年人人自危,外出皆有小武器藏身。北京联动的护身家什简便,随手可得,就一家用菜刀曰“板儿刀”。尤其是女孩儿,那时候女孩儿书包里没有化妆品,多的都装有两把板儿刀。说不对了往桌子上一拍,再不成了就抡,无需什么把式,更不需基本功操练,有勇气抡起就得,这在西安的女孩儿就欠点儿。西安红恐的男女们则另有暗器。一般讲是腰别剪刃,这是和北京联动的唯一不同,看似很有想法,却不像北京那么大气,杀人就会杀得精致。本土作业,风情不同,手感亦是有别。但共同与“市侩”(那时流行骂百姓子女为“市侩”,是看了几遍《反杜林论》学来的)有区别的是不用匕首,不用手筘,更不用三角刮刀。认为那是恶俗,是野蛮人的行径。

保小所在的西安小寨被誉为西安的“小北京”,那里即是西安的文化氛围所在,大专院校云集,数量和至今保持全国位三不变。也因了有西北局在此,因了中共最早的干部子女学校“西北第一保育小学”(曾用名:洛杉矶保育院、延安保小、苏维埃小学、列宁小学、中央保小、北京育才学校等)都坐落在此。因为干部人事的两城间互动,亦因了汉族对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边缘地区的控制需要,北京的中共文化也在17年里成功渗透各诸侯所辖地区。这一点您从拉萨,从乌鲁木齐俩区府的机关大院里流行标准北京话既可见端倪,也因此中国的各地干部云集的地方被百姓称呼其为“小北京”也就好作理解了。

文革对这个地区(指西安小寨)的影响与西安其它地方的影响便有微妙不同。我和常力平步行到西安火车站的时候恰遇西北局的一帮子弟正在与车站检票员发生激烈冲突。待我们还没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似乎已经被革命洪流所裹挟,自然而然地加入了他们的队列,成为其间个头最小的“红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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