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庙口述史(七十四):被困在了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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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四、迷惘的重庆

力平的爸爸最终没有寄钱来。我当然愿意相信是电报未能寄达。但这“未能寄达”对我们来说,该是何等巨大的打击啊。我们终于正式开始了我们的乞丐生涯。由最初的羞怯到最终的赤裸裸,体验了阶级轮回的惊心动魄。虽然我们心灵里还有着不凡身世的烙印,从始终系于脖颈的红领巾就能看出,但生之愿望已经不容我们去想我们是谁,以及与我们身份相称的那份体面。

也就是那几天里,我们开始生出逃离重庆的强烈愿望,那愿望越来越强烈,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求生本能?但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甚至从一开始我和力平的意见就发生了分歧。

离开重庆是往南?还是离开重庆回家去?

我们去了重庆车站。因为争执不下,就想到去车站看看再说。

重庆车站的铁路呈“人”字形状,车从“人”字的一撇走来,一直开到了“人”字的最高顶头不能再走的地方停下,前面便是拦截当头的水泥站台。重新出发的时候是沿相反方向往回开,从“人”字的“捺”处岔开去向着与来时相反的方向,便会离开重庆。整个车站依山而建,另外一边就是往下与嘉陵江接邻的山坡。来重庆的那天晚上,我们就是沿着这个山坡逃离车站,进入重庆的。

这些天,重庆火车站好象发生了什么事情。早起就看得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天天如此。在没有决定离开重庆的时候,我们并不去关心那里发生了什么,每天只是很晚的时候去车站睡觉。尤其是这些天改去公园的桥下睡觉了,车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更不感兴趣。

车站检票口不论什么时候总是站满了人。不是因为乘车的人多,而是很多的人眼巴巴希望从这里混进车站。这也是那年头各个城市里特有的现象。

那时候时兴混车,当然是没有票了。不管你通过什么手段,只要进入车站就基本成为自由人,可以任意走天下。除了车上不定时还有一次二次查票外,基本算是成功。对付车上查票,红卫兵最有经验。在大串联如火如荼的日子里,只要按规矩到相关方面办理外出串联手续,兜里揣上“介绍信”就可以出发了。其实,更多的红卫兵连那手续也不去办的,直接去车站,找一辆合适去向的火车,上去就是。他们身着黄色军装、红袖章,腰间扎了军用皮带,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脸庞上洋溢出一番革命的、朝气蓬勃的、像早晨八九点钟太阳的神气,那就足以畅行天下无阻!也因此那几年里,年轻人追寻时尚的物件儿里就多了一个挂在屁股后面的火车专用的三棱形门钥。当然那都是自制的,有了这个就意味着你可以在火车上随意打开任何一扇门,甚至包括厕所,从而畅行无阻。

整个中国架上了火车轮,轰轰隆隆地前行。在挤得只可以把尿撒到毛巾上的车厢里,很难找到一个真正付费旅行的乘客。国家的工业机器已经无须运转,因为做工者要用车床来加工枪炮,要把工厂的管道拆了来做原始社会的冷兵器;农民也不闲着,每天里集合到麦场上,在气灯下数点祖宗,挖掘先人,重新划分阶级、评论贵富,看看还乡团是否有悄悄“回来了”的迹象;连解放军也一样,全国官兵步调不再一致,任一兵团都可以以某某长官意志决定是否介入地方派系,或支左、或逍遥。即使是支左,也还有是否真左的争执。军委的枪秆子则被一帮耍笔秆子的人操控行事。整个中国,这一块沉重的细亚陆地被五马分体,向着四方撕扯,唯有一个信念高度统一:都是为了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

重庆,这个曾经的战时陪都,正是挂在这列中国战车上的一节。它被列为中国武斗最为惨烈的城市之一。我和力平恰在这风暴的中心,好象两只小兽,无助而绝望。对于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全然不作理解,最最易于理解的只是世界的自由化、无政府化,但这自由似乎没有给我们任何希望…

车站站台上一列解放军战士把人群与列车截然隔离。一边是整装待行的火车车厢,一边是拎着大包小包,身背黄色军用书包的四川红卫兵。这些人个头都不高。男的头发几乎都理成一片瓦的摸样,看似滑稽地顶在头上,酷似盖子。女的一律嗓门巨大。他们一窝窝地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更加可怕的大声…他们看似对自己的当前境遇十分不满,群情激昂,时而扎堆儿交头接耳,时而又散开来,在站台上慌张地奔跑,看来像是要寻机冲上火车。

重庆火车站里的大喇叭不再播放周总理的四号文件“串联学生返乡通知”,而是一遍一遍地播放着一道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禁令:严禁四川籍串联学生通过火车、轮船、飞机等外流…

火车站成了最敏感的地区,好象忽然冒出了更多的串联学生,他们每天被一车车地运往全国各地。那些车皮上的指示牌一律被覆盖了白纸:北京专列、济南专列、上海专列…

更多的是车站广场上越来越多的滞留学生,他们多属于无法突破军人防线的本市学生。大概他们的形象过于明显,军人们鉴别内外的标准几乎只在口音,而对于证件,在那闹闹嚷嚷的地方根本无法细看。更何况证件只是一张盖了各种红卫兵组织公章的介绍信,哪里又搞不来这些呢?区别川籍学生其实很简单。我常问川籍朋友:你们为什么打死都不说普通话呢?我这问题一点不多余。假如全国已经普及普通话的话,那么四川是最后一个不能普及的盲区。多年后,在与四川成都作家协会那操着浓重四川口音的接待小姐相处的时候,我十分不解的问过这个问题,但她表示不清楚…

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看着火车站里纷乱的情形,逃出山城的愿望愈发强烈。我和力平除了每天对火车站周边进行观察外,就是对一张重庆市区地图反复研究。结果发现离开重庆几乎不可能。这样的思想渐成压力,我们担心就此永远流落重庆。

我们已经身无分文,但我们学会了如何讨饭,不再每日为三餐苦恼,每到饭点儿,只需找一家稍小的餐馆去吃就行。因为我们发现就我们的年龄来说,我们在这一个巨大的世界上真的算不上什么,人们并不注意我们的存在。我们也只是吃一点人家不要的剩饭而已,就好象鱼缸里的清道夫,这又有什么可羞耻的呢?

我们去了一趟解放碑广场的邮电局,去找那位邮电局阿姨。我说过:我们不会骗她的,到今天,如果是我们冒领汇款,那么她也不会看见我们时还那样乐呵。

“小鬼啊,还没有打算回家吗?”她问我们。我知道她是真正的关心我们,为我们担心。

“谢谢阿姨对我们这么好,”我和力平都由衷地对她说:“我们是要想回家了。可是…”我心想,其实已经不再指望力平家的那笔钱还会寄来。

阿姨说:“放心吧,我们是国家邮政局,收到的钱没有人领的话,会在规定的时间里退回到原地的。你们还担心什么呢?”

我说:“我们不担心…看来,阿姨,那笔钱真的没有寄来?”我怯生生地问阿姨,明知故问。

“那…阿姨,我们要走了。这一次很可能要走到很远的地方去。”其实我们意见尚不统一,出了这门,还不知道会到哪里去呢?但为了让善良的邮政局阿姨放心:“我们大概不会再来了,我们得赶快走呢。”

“是啊,我还在想,天气越来越冷,你们咋办呢,孩子?”

老虎庙口述史(七十四) 二维码前情回顾
开始乞讨生活
两个流浪的穷孩子
钱又被抢走了
拿到了救命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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