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大文革往事(一)

本文最初地址已不可考,作者“付denghua” ,为西安交通大学电机系66届学生。】

一、投身红卫兵运动

1966年4月1日至5日,我们做毕业鉴定,4月6日上午传达分配方案,4月8日学校庆祝建校80周年和迁校10周年,同时举办校运会。紧接着,4月26日我们专业部分同学到西电公司作毕业设计,我和其他9位同学起程到上海电缆厂和上海电缆研究所作毕业设计。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五年的大学生活眼看就要结束了。谁也没有意识到,一场“大革命”正向我们走来。

我、庞惠娟和李惠艳同学的课题是《南京长江大桥11万伏过江电缆》,做实验,作总结,十分忙碌。政治活动时间,我们和工人师傅一起批判《燕山夜话》和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于曾参加七个多月“四清”运动,接受社会主义教育,经受阶级斗争洗礼,自认为政治毕业不成问题。因此,对党中央“二月提纲”指出的这场“学术讨论”并不在意,甚至认为,自己没有读过《燕山夜话》,看过《海瑞罢官》,也不认识“三家村”中任何一位,无中毒可言,批判也罢,讨论也罢,与自己关系不大。我没有想到,这些批判竟然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场白。

党中央“五一六通知”震撼了我。这个通知全盘否定了同样由党中央发布的“二月提纲”,明确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5月18日,林彪作为党的副主席在讲话中指责中央书记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是“三家村”的黑后台,中央以反党集团停止了他们的职务进行批判。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文化大革命不是什么学术讨论,而是反修防修的阶级斗争!“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宣言书和行动纲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提法从此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代了。我意识到,这场大革命将是对自己阶级觉悟的大检验,决不能置身事外,否则将对不起把我从一个放牛娃培养成为大学毕业生的党和人民。

6月1日,《人民日报》按毛主席的批示,发表了北京大学聶元梓等人5月25日炮轰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北京、西安等大中学校师生立即掀起了批判校党委,楸揪斗党委书记的造反行动。学校乱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大专院校领导运动,力图恢复秩序。交大的运动情况很快传到上海,校党委靠边站了,彭康校长被批斗成了“黑帮”了,省委书记严克伦带领省委工作团进驻学校了。6月10日,上海电缆厂内也出现了矛头指向“专家”“权威”以及厂党委的大字报,我们不了解厂里的情况,没有发言权。我们议论着,辩论着,纷纷要求回校参加运动。但是,工作团的回应是不同意,要求我们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

6月11日,我们得知学校里爆发了“赶走工作团,自己闹革命”的“六六事件”,6月下旬又得知“六六事件”被西北局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领头的李世英、赵瑛、刘维娜、王永婷等共产党员、学生干部成了反革命分子,被批斗、游街、关押,学校停课了。我们再也不能安心的总结试验,写毕业论文了。我们电告学校工作团要求返校,工作团回电:在外设计的师生,若任务允许离开,厂、所党委开介绍信就可以返校。我们的任务已告一段落,完全可以离开,于是我们7月6日回到学校。

7月8日,学校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委员会。

运动在毛泽东主席的总导演下不断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7月18日,毛主席从南方回到北京,与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摊牌。他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党中央又一次否定自己的决定,宣布撤消销工作组()。刘、邓作了捡检讨。于是,全国大专院校最早起来反工作组的交大“六六事件”被平反了,写第一张反工作团大字报的李世英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他毛泽东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汇报材料上称李世英是“交大学生领袖”,这是当时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殊荣。

8月1日至8月12日。党的八局届十一中全会名召开,会议公布了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毛主席把红卫兵推上了政治舞台,由大中专学校师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西安交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应运诞而生,我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立誓向刘英俊那样忠于毛泽东思想。

8月3日,毛主席又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楸揪出彭、罗、陆、杨之后,把斗争目标指向了刘少奇和邓小平,说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 毛主席进一步指引年青的红卫兵为了防止党变修、国变色,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精神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开火。

8月中旬,在党中央“十六条”的指引下,李世英当选为学校文革委员会(简称“文革总会”)主任,“文革总会”取代撤走的省委工作团领导学校运动。我以“12.9评论员”为笔名写大字报,发评论文章,当时主要是评论省委工作团,批严克伦,驳斥赵守一是陕西黑帮总头目。

8月13日晚上,学校在运动场召开严克伦问题辩论会,全市50多个单位300多人参加,提出“深挖西北局、陕西省委黑根”,运动从学校开始走向社会。

二、赶上了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

1、“八二O”流血事件

1966年8月14日至16日,以西安交大为首的西安各大专院校红卫兵给陕西省委和西北局贴大字报、大标语,提出“深挖西北局、陕西省委黑根”。结果连续三天在陕西省委门前发生殴打红卫兵的流血事件,省委内不明身份的打人者提出了“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的口号。为了捍卫“十六条”,救回被斗、被围、被打的师生,揪出凶手,交大师生于8月16日冲出校门向省委提出八条要求。结果,省委一直不作答复,于是一场意想不到的静坐示威活动爆发了。

从8月16日下午1时到8月18日早上9时,静坐40多个小时后,西北局刘澜涛书记对八条要求作出答复,静坐宣告结束。

但是,仅仅过了一天又发生了“八二O”流血事件。8月20日下午,我们交大师生在西北体育场参加西北局、陕西省委召开的大会以后游行返校。那时候,广大群众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根结蒂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是毛主席的话,他们在一些不明身份者的煽动下冲击我们的交大学生的游行队伍,围攻、殴打我们师生,造成了流血事件。

当时的场面十分悲壮:我们交大师生手挽手避免队伍被冲散、学生被抓走,同时把女同学保护到队伍中间,一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口号,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终于艰难地回到学校。

冶院、西工大等西安各大专院校师生得知我们交大师生被打,立即向西北局、陕西省委要求严惩打人凶手,揪出幕后黑手,同时组织队伍到交大声援慰问我们,他们高呼:“向交大战友学习,向交大战友致敬!”我们像见到亲人一样激动得热泪盈眶,情同手足啊!几个月后发生反交大“右倾”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八二O”的动人情景。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消息传到西安,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力量,不少师生决定到北京向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反映情况,朝圣告“御状”。

2、上访告“御状”

我和朱泽一、孙少华、沈元秋四人决定赴京上访,朝圣告“御状”。 8月22日到了北京,首都红卫兵联络站安排我们住进位于劈柴胡同的商业部招待所,让我们在北京参观学习。原来毛主席将在8月31日第二次接见红卫兵,被我们赶上了。入住之后才知道,这个所里住的基本上都是我们西安上访的红卫兵。

我们到北京各大专院校宣传我校“六六”事件和“八二O”流血事件,得到首都红卫兵的普遍理解和同情,不少红卫兵准备到西安支持我们。我们写的材料通过联络站,还传到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首都大专院校反工作组比西安交大“六六”事件迟一个多月,运动中蒯大富等人成为“五大学生领袖”,运动结束又成为“罪人”,皆因他们处在“天子”脚下的缘故

大约过了一周,联络员传达中央文革副组长江青的指示:请西安交大派一位红卫兵代表,8月31日代表全国大专院校红卫兵发言。我们深感意外。我想让我们西安交大红卫兵上天安门,可能是李世英“六六”造反给学校争来的光荣。随即,我们来京的交大红卫兵商量,推我上天安门去出这个头。这可能和我的年龄比他们大有关,也可能和“12.9评论员”在学校大字报专栏上有点张扬有关。原来打算能见着毛主席真人我就满足了,突然运气来了,要上天安门城楼近距离见毛主席,甚至还可能与毛主席握手合个影什么的,这意外惊喜带来的兴奋在等待的两天里,把我折腾得好惨!

8月31日下午,联络员早早把我带到了天安门城楼下的金水桥边。广场和长安街上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0万红卫兵,人人臂带红卫兵袖章,个个挥动《毛主席语录》,欢呼雀跃,红旗招展,“造反有理”歌声此起彼伏。离检阅开始大约还有两个小时,“咋个还不叫上天安门呢?”我有些焦急地问联络员,联络员看看表也着急了,他说:“我们都等了三个多钟头了,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变化哟?这次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代理组长江青同志主持,但是具体安排不是她。”那时候没有手机,联络不方便。果然,不幸被联络员言中。不一会广播里呼唤:“全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兰州大学XXX(我已记不清楚名字了,好像叫李贵子,后来听说是位高干子弟)请到天安门上来!”听到前半句,我心里一阵狂喜,听完全句,我心里格登一下感到好失落。联络员说:“果然有变!”面对他那惋惜无奈的神色,我很快平静下来,退而求其次,心里调侃自己:出那个风头未必是好事。提起精神等待实现自己赴京的初始目标:朝圣!

17点40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乘五辆敞篷吉普车从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出发,在两边各四辆敞篷警卫车的护卫下,缓缓驶入广场通道检阅红卫兵。毛主席红光满面,不断向红卫兵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像海啸在广场上滚动。我和身旁的红卫兵一样,嗓子哑了,眼泪流出来了,手还在一个劲地挥舞。车队驶到金水桥停下来,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下车,穿过金水桥登上天安门城楼。那一刻,我不敢眨眼,想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形象镌刻在脑海里。可惜泪眼朦胧,我只记下了他那高大的身影和左臂上的红卫兵袖章。

18点40分,江青宣布大会开始。林彪戴着“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袖章讲话,他称赞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好得很”,鼓动红卫兵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以后,林彪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广场检阅时他和毛主席同乘一辆车,他的讲话传达的就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周恩来最后讲话,号召红卫兵“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文斗不要武斗。”作为政府总管,他担心运动破坏生产,影响国计民生。总理讲话以后,游行开始,红卫兵通过天安门前接受检阅。在有节奏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欢呼声中,我走过金水桥进入广场,侧着身子盯着天安门城楼,挥舞着手中的《毛主席语录》,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天安门广场。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墙上的画像看到真实的毛主席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相距只有二三十米远啊!我实在是热血沸腾,激情满怀,暗暗发誓绝不做“和平演变”的一代,一定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从8月18日起,到11月下旬天气寒冷为止,毛主席八次接见了全国1100多万红卫兵。毛主席这一举世空前的壮举,使我们这一代热爱祖国,热爱党的青年学生对他的敬仰与崇拜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那时候,即使半夜传达他的“最高指示”,我们这些红卫兵也会激情迸发,连夜上街游行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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