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庙口述史(八十三):唱红歌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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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唱红歌的心理源起

约莫四岁的一个女孩儿突然从我身后跑出,茫然四顾,惊恐万状向前猛跑,遂折转身横跑两步,又折右迅跑,骤停,大声哭喊,哭声有如撕裂嗓门儿,几度闭气,一脸恐惧 。孩子的异常举动和哭声引来路人诧异。

我问随行者:“孩子突然找不到了妈…这种表现好熟悉啊。”

范大师点头道:“有同感。”

其实孩子的妈妈就站在附近,冷冷道:“在这儿,在这儿…”

弗洛姆主张儿童人格的形成复演着人类心理的发展过程。幼年时,父母会给予孩子种种规定和训诫,这个阶段的中国儿童没有自由,但享受着父母无微不至地关照与呵护,因此有了与生俱来的安全感。随着年龄增长,这种安全感逐年消失。当他们不得不开始独立面对社会,并对自我行为尝试着担承责任时,他们同时收获到日益缺乏的归属感,或者说直接体验到了孤独和不安全。许多的人正是为了获得这种归属感和安全感,而把自己的权利和命运交给专制主义和集权主义。街头母子只在瞬间为我们演绎了安全感缺失再现。

我通常走在马路上,会下意识避开迎面走来的三两个大男孩儿。朋友说我“怎么你一把年纪,还给他们让道儿?”朋友并不知道这“让道”后面的故事。

文革年间,有一时期流行打群架,并且蔓延全国。打群架最大的理由就是无须理由,或者干脆叫“没事儿找茬儿”。打个比方,有两帮人迎面相会,十米外就开始警惕迎面来者。走近时,两方就总有一边会先发制人:“看我干吗?”这厢里回答则不示弱:“你好看嘛,看你又怎么啦。”两方此时已是怒目相对。一方又说:“看就不成。”对方则道:“偏要看你。”紧后,双方便拳脚相加。也有什么都不说的,只在擦肩而过时双方擦了肩。一碰,接上就是一绊儿,两方有如卵石撞击,擦火,便没有不打的理由…打群架在中国流行多年。文革后有朋友研究这个,结论是“全民缺乏安全感。”当人在身体或者心理上产生危险的预感,并且预见到自我可能的不胜应对,也就是无控制力时,安全感缺失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打群架的中国人并不像我这样患了“街头恐惧症”。相反,他们表现出极其强烈地进攻性和暴力性倾向。

安全感是可以用以暴易暴来获取的,此其一。

1967年,全国范围闹“五湖四海”。这个“五湖四海”近似于现在的黑社会,传说树旗举义者首自中国西南。一帮边民有组织地向全国流窜,白天踩点儿,遇了合适目标,便在宅门上书以三角或是圆圈儿、井号等,有点像现在说的“乱码”。当晚,该人家必遭劫无疑。

那年全国武斗正酣,政府解体,老百姓迅速行动实行自救。除了家家备有武器:拖把、笤帚、水桶等;备有弹药:煤球、砖头、自来水、土面儿等;最是印象深刻的是备一种响器。响器,当然用以发声,那时的响器其发声并不讲究,声大却糙,俗称“破锣”。大凡家中日用如脸盆、饭勺、铁簸箕等,凡此可以发声者均为“响器”,用途犹如战鼓。记得我经历的几次“擂战鼓”,家家窗口伸出一脸盘或其它,使家伙敲得山响,到终了不过是稚童一场恶作剧。

文革二年,老毛搞大联合,合作起来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充当政府。中央自上而下“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潮”,人民却难能有政府感、安全感。似乎敲脸盆如敲山震虎,才有了点儿走夜路不怕鬼咬腿的安全感!

安全感是可以用大声的响器来麻痹一时的,此其二。

文革武斗那年,西安西郊工矿区武斗。工总司在26中学举办了一次武斗死尸展览会,全面展示落败的工联一派战斗损员情况。那些日子,位于建国路原陕西省委所在地门前,空气里终日弥漫着尸臭味儿。二十多具尸体就摆在附近中学的教室里供人排队参观。尸展大会项目之一是跳舞。你想想原本木讷的汉民族何能舞蹈?工总司有办法,拉来了和他们一派的咸阳民族学院藏族学生。身穿藏袍,双肩互搭,一字儿排开。从建国路北口跳起,皮靴子在水泥大街上踢踏起一天尘灰。唱着“旮旯亚希诺诺”,唱一会儿,跳一会儿,停歇下时又唱语录歌,一直跳到钟鼓楼。“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场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安全感在主张对异己施行暴力者眼里,是暴力与舞蹈,此其三。

1968年后,老毛眼看着武斗斗得收拢不了了,夜里从海里传出“大联合”的命令,之后武斗稍稍和缓,却矛盾深藏。

那年农村里流行以唱代以斗争。公社里开大会,一方唱道:“我说那个一来呀,你给我对上一来呀,什么人最爱毛主席,什么人最爱毛呀毛主席?”另一方则对唱:“你说那个一来呀,我给你对上一来呀,贫下中农最爱毛主席,贫下中农最爱毛主席…”

城里人爱去街头大辩论。辩论两方以警察岗台为制高点互为抢占,现场人群常以百计、千计。遂诞生无数演讲明星,问题纠结总无结论。后来就有人拉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 ,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对手则唱:“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想革命就跟着我走,不革命的就滚他妈的蛋!”

后来全国的红卫兵都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有一天,一小队红卫兵沿京广线走至河北某省乡下,一女生被房东,即一贫下中农后生要求强奸。女红卫兵在坚守贞操的最后一刻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想贫下中农所想,急贫下中农所急”…后来这事被河北的宣传干部高建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高建因此和陕西作家张敏被《工人日报》点名批判。二人被“誉为”中国的色情作家。高建据说目前定居国外。张敏后为西安电影制片厂编剧,所编剧目《黑炮事件》为著名,目前定居西安。

唱歌,被一些人看得很功利:劳动的时候唱,亩产翻翻;学习的时候唱,心明眼亮;革命的时候唱,大而无畏;失恋的时候唱,心怀全球,甚至有人躺在手术台上还要和大夫同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概括之,举凡要唱歌子的时候,那必定是现实里缺少了什么,因为缺少,所以发虚、腿软。心理信心落空,寻不得他救,便自救。自救廉价,无须劳神,只做振臂一呼而已。文革中你不唱是反革命,现在你不唱——还不知道呢…

由于现实冲突的无法解决而产生焦虑情绪,进而退至幼年行为,以期获得安慰和,甚或得以归属感。这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认为:冲突、焦虑和防御机制等,均由幼年及成年阶段某种欲望的控制与满足感无法获取,也即安全感缺失造成。

安全感是可以用唱歌的方式得以自慰的,此其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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