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乔峰的悲剧

原文首发于《以阅众甫》,感谢作者“以阅众甫”的原创分享。作者曾撰文《江湖纠纷的仲裁者》】

法王路易十六有一位宫廷画家雅克—路易.大卫,以史学家李维描述的故事创作了一幅名画《荷拉斯兄弟之誓》(The Oath of the Horatii)。背景故事是罗马城与阿尔巴城之间发生了战争,因双方人民有很密切的亲属关系,为避免大规模的流血伤亡,双方约定各派三名勇士决斗,以他们的胜负来决定两城的最高统治权,罗马方面由荷拉斯家族选出三位兄弟。油画中年迈的父亲要把力量传给儿子们,他高举起宝剑,三兄弟也伸出了臂膀,向宝剑宣誓。老父背后的座椅上是悲伤的母亲、妻子和姐妹。其实三兄弟中的一位是与阿尔巴城选中的古利茨亚家族的女儿结婚的,而他们妹妹卡米拉又是参与决斗的一位古利茨亚兄弟的未婚妻。当个人感情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英雄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荷拉斯三兄弟最后只有一个幸存,当他杀死敌人凯旋时,看到妹妹为未婚夫伤心流泪,便举剑杀死了她。

这个故事除了成为一副油画的故事主题外,还被创作成为一部剧本并登上了舞台。油画产生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下,重塑了古罗马时期城邦之间斗争时的人们为了各自城邦的荣誉和利益而战的精神,反映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捍卫民族国家的思想潮流,为了民族的存亡,为了拯救祖国,只有牺牲家庭和个人的利益。所以在这幅油画中民族、国家、家庭和个人被表现出从来不是孤立和独立的,家庭、亲情和爱情往往会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

后来我再读《天龙八部》,便能够理解为什么乔峰为什么能够成为萧峰,一代丐帮帮主能够沦落又转身成为契丹的南院大王;包括金庸小说里的郭靖、杨康同样在其一生面对着国家和民族情感的影响。所以,当荷拉斯三兄弟最后一个幸存者凯旋的时候最悲情的事情已经不是他的兄弟在战斗中死去,也不是古利茨亚三兄弟的全部为城邦的荣耀捐躯,而是卡米拉因为自己未婚夫的战死而悲伤时被她哥哥举剑杀死。这时候一个女人对于自己爱人的感情牺牲在城邦的仇恨和荣誉之下,家庭的亲情让位于城邦。所以她的悲剧和萧峰的悲剧具有了太多的可比较之处,一个人因为自己对异邦人之爱而成为城邦斗争的牺牲品,而另一个人也因为被证明是契丹人而被驱离出帮、被敌视和迫害。他们也许只是那些家国仇恨中我们可知的些许受害者,还有太多的家庭、太多的人因为国家(城邦)、民族的矛盾和仇恨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国家(城邦)、民族、部落等集体的荣誉和利益成为了个人和家庭必须维护的价值,比如罗马人就常常说的是Honor of Roman,在中国则变成守护社稷、宗庙。

可以假设一种可能,卡米拉坚守城邦的荣誉会怎样?她如果认定自己的未婚夫的死去是应得的结果反而成全了罗马城的荣誉又会如何?总之,这样的结果换个家庭也许并无不可,在狂热而又虔信的热爱城邦利益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面临大规模流血伤亡的战争时,所有城邦的公民都会同仇敌忾,这不仅仅是大义,还有共同的利益需要,城邦是所有城邦公民利益的集合体。这种同仇敌忾就像萧峰还是乔峰的时候,丐帮的面对辽夏侵扰大宋时一样同仇敌忾,任何一个契丹人都成为大宋子民眼中的“契丹狗贼”,而反之宋人也成为契丹人眼中的“宋猪”。

乔峰

在中国文化中可能更多的强调的是文化共同体的概念背景下,可能用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去看待辽夏宋金之间的关系颇多牵强,但是至少他们是并立的多个民族政权是毫无疑问的,虽然金朝后期更加汉化。政权存在之时各个政权之间的官方与民间冲突屡见不鲜,官方之敌对也成为民间之仇恨,一切皆根源于互相之间的侵袭,即使民众希望和平,但是各个民族自身的极力扩张也会造成冲突的扩大化。这些政权和族群之间的矛盾又何尝不形同于罗马与阿尔巴城。乔峰本为契丹血统,却又养为宋人,既与大宋情深,又不得不正视自己为契丹人,连他自己也一开始无法接受这种事实,自卑于将成为”契丹狗贼“的不堪身份。当他是宋人时,身为丐帮帮主当以大宋家国利益为上,与契丹、西夏为仇雠。这种认同源自于身份而自然而然,宋既为其家,则家国利益便系之于此,契丹、西夏侵扰大宋,宋人即如父母乡亲兄弟姐妹便难免生灵涂炭,必竭力避免国家处于危亡状态,视契丹人、西夏人猪狗不如。甫一身份变化成为契丹人,便又不得不面临服从契丹侵略大宋的压力。

公元936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扶植石敬瑭夺汉地幽云十六州,使得契丹与汉人的仇恨扩大化;公元944年,耶律德光攻入汴梁俘虏后晋出帝石重贵灭后晋,在汴梁受百官朝贺更国号为大辽,更是侮辱汉人;入侵中原期间更是实施小说《天龙八部》里提到的“打草谷”政策,导致汉人更为仇恨契丹,以致此后汉人对契丹仇恨日深;战乱期间民众所受滋扰、伤亡更不可计数。《契丹国志》说:“遂乃控弦鸣镝,径入中原,斩馘华人,肆其穷黩。”宋立,宋太宗又北上意图收复幽云十六州兴太平兴国之战,双方再生战事,自此宋辽并立百多年间,边境战乱不断,至1004年,辽圣宗和承天太后萧绰亲征南伐,兵临黄河,与宋真宗达成澶渊之盟,大型战事便告一段落。但边境之间小规模战事冲突之穷有辽一代并未休止。“打草谷”政策不仅契丹政权存在,宋朝也不断实施。边境之上军人各为军功又加民族仇恨,互相侵扰,宋与契丹之仇雠便从无休止。

大量的历史描述多见于南朝历史,契丹人便被丑化,即使《天龙八部》里也是只有契丹人皇帝耶律洪基穷兵黩武,却只字无南朝皇帝好大喜战之事。神宗、哲宗两朝多次对西夏、辽用兵。神宗时,王韶在庆州大胜西夏,侵占西夏二千里土地。然而后来在永乐城之战中惨败,以至于“灵武之役,丧师覆将,涂炭百万。帝…彻旦不寐。”(见《邵氏闻见录‧卷第五》)。这两朝无不希望通过变法革新重新实现宋太宗之夙愿,只不过未能实现而已。而汉人对西部、北部各民族的侵略也未中断,汉族历代各政权也均为停止过对周边民族和争取的攻略。

在此之下民间仇恨与日俱增,官方战事,民间必多劫掠仇杀。以至于宋人称契丹、西夏必为狗贼,也就不论他族人行止是否善良。战乱加速了民族之间的不信任,战争不仅仅是双方互相用兵,官方也通过舆论造势影响民众,狂热的煽动民族仇恨也常常造成全民成为战争的工具。领土的纷争不可避免的祸及百姓造成生灵涂炭、双方民众家破人亡。这种仇恨、历史情绪没有遗忘,民间的对立也不可能停歇。官方所视而不见或刻意为之的操纵鼓惑也就造成了长期的对立情绪。幽云十六州于宋、契丹而言,在那个时代也就更如今天中日对于钓鱼岛。

于是,乔峰或是萧峰的悲剧也在于他无法置身于宋辽关系之外,乔峰受宋人抚养又受南朝武人授的一身武艺并获得名震武林的江湖地位,但只因为后来被证明是契丹人而受尽曾经的兄弟、友人仇恨、侮辱和敌视;卡米拉生于罗马城邦,也只因为她那位阿尔巴城的丈夫的战死而伤痛却也遭兄弟之剑屠戮。这种悲剧的色彩正因为亲情、友情在家国仇恨面前的渺小而显得更加浓重。以前有个电视剧《兵圣》描绘孙武,也为孙武虚构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国无咎,据说因为齐国田孙两家与国高两家的世仇,致使原本亲为挚友的孙武和国无咎仇恨一生,为了复仇,家族仇恨沿袭至个人和各自背后的政治纷争,又有太多人死于其间。然而国无咎死时却说:我此时已经不再恨你,要恨只能恨我姓国你姓孙。

任何个体的人都有权利可以选择这些情感价值,但是在民族、国家的利益面前却又常常显得苍白无力,也不得不牺牲这些价值。回顾历史我们所能看到的有什么是正义的东西,正如博登海默所说:“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当我们仔细查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隐藏其表面背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会深感迷惑。”在萧峰面前他就是辽宋之间停止刀兵,百姓相安无事,自己可以和心爱的人在塞外放马牧羊;于卡米拉而言,就是她的兄弟和未婚夫不至于决战沙场;对于仇恨的人而言,正义就是复仇,即使是从乔峰到萧峰这个正义的价值也在不断的转变着。

正义体现了太多的人类需求,安全、和平、选择爱的自由、国家的利益,我们无法去说谁对谁错,因为人成之为人背负了太多的身份利益,往往又处在矛盾的立场上而被群体所裹挟。但是站立在历史的角色上看待乔峰和卡米拉的悲剧,也许今天我们能够超脱出那个时代,感知国家和民族仇恨终将化作历史如过眼云烟,如果身临其境或许也会内心矛盾挣扎。不过历史留给世人的真相是那些曾经令我们热血澎湃或是荣耀而又宏大的价值最终未能抵挡住时间的洗刷。在金庸的小说里常常有血染的尊严、大义,最终在那些人死去后变的无比的渺小且一文不值,沉淀下来的却只是保有和平和情感生活。金庸小说中常常讲大侠,大侠也常常身负家国情仇的包袱,然而真正的大侠却被我们评说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我看来,为民足以,也就是为了我们个人、家庭、亲情和爱情,而这些价值也在于和平的庇佑。以战之战,好战必亡,仇恨虽然是正义的,但却从来不能阻挡复仇的继续,而更多的正义也将在其间不断的破碎而凋落。所以我觉得金庸的小说是伟大的,他撕碎了太多的所谓的荣耀和尊严,揭示了那些家国仇恨之后的利益冲突,那些民族、国家、家族的利益在小说里变得那么的冷血、肮脏和模糊,而唯有人本来的价值却更加清晰。一切都如少林寺菩提院的那四句佛语:一切如是观,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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