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哭笑只在一念间

【感谢作者“@桃红小围裙”的原创分享,曾撰文《PM2.5先生》。注:作者仅授权INXIAN发表,请勿转载,如需刊用,请联系作者本人。】

昨晚,我和朋友在西安的电影院里看《归来》。左边厢,朱朱一边擤鼻涕,一边给我和梁了扔面巾纸:“够不?够不?”右边厢,老男人王歪飞速在眼睛上揉搓两下,怕被我看见。散场灯光亮起,朱朱的纸团最多,王歪的眼睛红肿,其余朋友也哭得不好意思见人。

与此同时,我表妹在杭州的电影院里看《归来》,银幕上一喊“方师傅”,观众就笑的稀里哗啦。90后妹子们纷纷吐槽,认为笑点人物方师傅未出场是电影的一大遗憾,建议把电影改为《悲催老汉追妻记》,或者《那年那月的5号》。

听表妹这样说,我并不讶异。我不觉得笑场就是导演的失败。哭,或者笑,取决于观众和事件的距离。我甚至觉得这部电影的高明,就在于它的情绪常常处在哭笑之间。

小说原著《陆犯焉识》的故事在电影中剩下了不到十分之一。编剧砍去了美国故事、上海故事、重庆故事,又将漫长的农场劳改压缩为一个简短的开头。原著中旧上海女人的娇嗲与计谋没了,学术界或明或暗的争斗没了,农场里惨绝人寰的折磨也没了。

编剧将重心放在1976年之后,将原著中复杂的人际关系替换为一个简单的三口之家,又撇去叽叽喳喳的市井算计,把原著中一种柔韧而稳定的情绪尽可能地放大。他们专心致志地只做这三个人的故事,只围绕“相认”做绵密的编织,就好像他们只在一棵大树上取下来一根幼嫩的枝桠,插在一个新地方,浇水施肥,让它慢慢长大。

一个丈夫想让失忆的妻子认出自己,他想尽了办法。鉴于这些“办法”是原著中没有的,我们毋宁说是编剧想尽了办法。

他假装写封信说自己5号回来,让妻子去车站接。他听见妻子打电话找工人,就连夜找书找工具学习钢琴调音,上门去弹一首熟悉的歌。他把潦草的信件捆绑邮寄,气喘吁吁帮她抬上楼,又帮她拆封辨识。他努力想调和母女关系,把这温和的叮嘱写进信里读给妻子听。焉识的那些主意太聪明了,甚至有些狡黠。他一会儿假装成这样,一会儿假装成那样,我们忍不住要为他的可爱而笑呢。

对失忆的妻子来说,焉识回家不是丈夫回家,而是陌生的客人来了,是修钢琴的来了,是方师傅来了,是念信的来了…她时而客客气气地端茶递水,时而锐声尖叫撕打扭扯。

你可以笑——真荒唐啊,连自己丈夫都不认识!

也可以哭——真荒谬啊,连自己丈夫都不认识!

哭笑只在一念间,这并没有严格的对错。

焉识一次又一次走下火车站的天桥,他眼神里存着满满的希望。他把头发弄妥帖,再把领口的围巾系整齐,他努力假装一个当天到站的旅客。这假装有些郑重,又有些滑稽。我心里忍不住微微的笑。他和妻子擦肩而过,她依旧不认识他。我的笑一下子坠落谷底,化为叹息。陈道明的演技在多次的坠落中显得尤为出色。在车站,他与她擦肩而过,在钢琴前,她从拥抱里抽离,狠狠地揍了他一拳。你看他的眼睛,怎样地从诚恳、希冀、惊喜、感动,而突然变为黑洞洞的绝望!

可他是打不败的。每一次,他想出新点子,那步子都轻快,连肩膀和手指都轻快。他在黑棉袄里简直光芒四射。

看着陆焉识,我常常会笑。这笑意来自哪儿?来自对这个伟大男人的崇敬,对他从不放弃一线希望并且屡败屡战的激赏。

陆焉识的女儿对他坦承:“多年前,车站抓你是我告的密。”

他笑了,说我早就知道了。

我们尽可以想象无数肥皂剧在此时会让父女抱头痛哭。但是陆焉识没有,在这可笑可哭的当儿,笑比哭高大了许多。

导演把“方师傅”这个人处理的隐讳。小说中明确写到婉喻四处求人把焉识由死刑改为死缓,最终被逼无奈用身体作为丈夫减刑的交换。小说中的情节血淋淋的,一点也不好笑。而电影里用了曲笔,只让她对幻觉中的“方师傅”喊了一句:“焉识已经改为死缓了,你出去!”这句重要的情节提示迅速被她神经质地撕打反抗覆盖掉,观众很容易忽略掉这句台词,然后被她那个疯疯癫癫的样子折腾得哭笑不得。

导演这么隐讳应该是有用意的,他想突出一种荒谬。他想说,其实影片中的焉识都未必真正知道方师傅对自己的妻子做了什么,更何况观众?焉识拿铜勺子去找方师傅报仇,观众都笑了。知识分子认真的有点迂,人家拿勺子打你媳妇,你还真就拿个勺子去报仇,就不能拿个别的?

哭与笑就在这一念间。如果你不懂方师傅是谁,你可能就笑。如果你瞬间懂了方师傅是谁,你想到居然连焉识都被瞒在鼓里,以为妻子受过的苦只需拿铜勺子报仇就行。你真想为这荒诞大哭一场啊!

人生常常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是哭笑之间的荒诞剧。

在影片的中间,我一次次地希望妻子能认出丈夫。临近结尾,我却转了念头。我祈求导演千万千万别再让他们相认了。我怕那种喜庆乐呵的大团圆冲淡了已然十分浓郁的荒诞。

陆焉识,谐音“侬焉识”,在上海话里意思就是“你能认得出我吗?”

我已经能够接受“最相爱的人,终生不相认”的这种荒诞。陆焉识也已经接受了。他不再试图让她认出自己。只是陪伴她,就够了。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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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很老了,她还把眼睛凑近了看墙上写的:“5号接焉识。”他帮她铺好座椅上的被褥,陪她到车站,举起那个牌子“陆焉识”,显得那么徒劳又那么坚韧。这对他们来说是没办法的事情,但这已然是最好的事情。

只有一个将丈夫归来视作最神圣之事的妻子,才会风雪交加,日复一日地去火车站等丈夫。

只有一个将陪伴妻子视作人生唯一梦想的丈夫,才会踏着人力车,举着自己的姓名牌去接自己。

常人觉得荒谬的事,唯有他们做的出来。

这在他们看来是坚持,在外人看来,是傻,是神经。也许车站的人群会嗤嗤的笑,但这一点都不重要。

在劳改犯人服刑的荒凉戈壁,有小马驹生出来,就是陆焉识眼中的春天。而现在,有婉喻陪伴,就是春天。

过去十年的张艺谋,似乎在綳一个弦,绷得好紧,好固执。他迫不及待地用浓烈色彩对比突出他的美学观念,又刻意地通过鲜明主题来传达他那不容分说的观点和主张。

而这一次的张艺谋,不霸道也不炫耀了。他松弛了下来,扔掉了繁复的炫技。他更愿意把镜头在平稳的构图和柔和的色彩中展开。在哭与笑的微妙中,他在表达比他过去十年作品更复杂的情绪。这种哭笑混合的意味,总是耐咀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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