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北京出差

@ 八月 4, 2014

原文首发《赵攀强的blog》,感谢作者“赵攀强”的原创分享。作者曾撰文《我的写作体会》。】

那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到北京出差,任务是解救被拐骗的四名初中学生。

接受任务后我高兴地手舞足蹈,因为去北京是我的一个梦想。同事说,这次出差不是好事,其他同志都不愿意去,有什么高兴的?我有点心虚了。当时是九十年代初期,我二十多岁,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毅然决定前去。

工作组由四名同志组成:小河区派出所警官老陈、桐木乡民警小王、桐木中学校长老刘,我作为区公所干部,自然被确定为组长。

在县公安局接待室,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接待了我们。他说,那名姓蔡的同学在北京某建筑工地出了事故,人已死亡,你们要把后事妥善处理好,另外三名同学要想办法解救回来。为了工作方便,县公安局在介绍信上将我“提拔”为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警官老陈和民警小王被“提拔”为县公安局警督和警官。副局长解释说,这件事情不是小事,本来县局要派人前去,但是目前局里人人都有任务抽不开身,只有辛苦各位了,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北去的列车轰鸣前行,他们一路争论不休。先是死难者的两个姐姐大蔡、二蔡与校长争执,双方互有埋怨。再是警官老陈与校长及家属发生争执,老陈建议先到河北石家庄,然后再到北京,原因是北京建筑公司老板是石家庄人,事故发生后很有可能逃回家中躲藏。校长和家属则要求直达北京事发现场,觉得到河北是多此一举。我刚出社会,没有经验,一时拿不定主意,但凭直觉,认为警官老陈判断的可能要准确些,于是决定先到河北石家庄。

下了火车,出石家庄车站,人山人海,骚乱不堪,几个怪模怪样的人向我嘀咕几句,手上拿着东西对我摇晃。我正要答话,老陈拉扯我的衣袖说,不要理他,只管往前走。只听后边那人说,“傻逼!杂种!”,那是他们在骂我,从此我对石家庄就没留下好印象。

老陈建议,我们的住处要选在远离市区的偏僻处,最好住在地下室,便于隐藏目标。我们到达那个郊区宾馆的地下室,大概是下午两点左右。洗漱完毕,简单吃饭,然后商量行动方案。我和老陈商议采取“引蛇出洞,分步深入”的办法:第一步,先让家属按照公安机关提供的地址去找老板,先把他引出来,稳住,谈条件;第二步,再让校长前去协助;第三步,公安民警小王出马施威;第四步,由我和老陈出面拍板定夺。尽管我们反复解释,这个方案可以避免一次性暴露目标,可以逐步增加对方的心理压力,有很多优点,但是家属和校长无法理解,对我们产生了看法。

我们按照方案行动了,首先鼓励大蔡、二蔡大胆前去,一次搞定最好,如果不行,大蔡留下稳住阵脚,二蔡回来求援。我们在地下室焦急等待着,一小时过去了没有消息,两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我非常担心,害怕两个女人找不到地方,又害怕老板不愿上钩。突然二蔡闯进屋来,大汗淋漓,呜呜大哭。她说:“人找到了,但态度生硬,十分傲慢,根本不把我们当回事,人家说工地死人是常事,给三千元走人,不然就不客气了”。我们实施方案的第二步,二蔡领着校长出去了。两小时之后,二蔡又跑回来说,校长和姐姐反复交涉,对方答应给九千元,谈不下去了。我们实施方案的第三步,二蔡领着民警小王出去了。大约晚上九点左右,二蔡回来说,对方答应给一万五千元,并说这是他成立公司以来的最高补偿了,显得极不耐烦。最后,我和老陈出马了,见到我们,老板吃了一惊,沉默许久没有说话。老陈发了脾气,指着老板破口大骂。老板也很牛,抬起头恶狠狠地说,不就是死个人嘛!有啥大惊小怪的,给两万元算了,要了就收下,不要就拉倒。我走到老板跟前,让他看了介绍信,又把“记者证”在他面前晃了晃,然后说:“你用的小蔡只有十五岁,是童工,使用童工是犯罪!还有小蔡是晚上在施工现场因疲劳过度被搅拌机绞死的,触犯了劳动法!要知道,我不仅是县政府办主任,还是媒体记者,如果你不合作,就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还可以通过新闻媒体揭露你!”老板听了我的话,嚣张气焰没有了,他答应给三万元补偿金。最后谈判的结果是:老板支付死难者家属三万五千元补偿金,负责将小蔡在北京火葬,并承担各种费用。需要说明的是,我拿的那是报社通讯员证,并非记者证,出于工作需要,吓唬人的。

当晚,我们从石家庄坐火车到北京,随行人员增加到七人,老板被我们一同带走了。竖日,在北京郊区某火葬场忙碌了一天,对小蔡的遗体进行火化,老板购买了骨灰盒,把小蔡的骨灰装在盒子里,用白布包好,交给蔡家姊妹俩。

接下来,我们就要完成第二项任务:解救另外三名学生。我们让老板帮助,老板说这三个孩子不在他的公司,然后就走了。我们求助于当地公安部门,北京的公安很热情,也很负责任,他们派出三辆警车,三名警官,带着我们连夜直奔北京郊区某建筑工地。当时是初春季节,北京的夜晚很冷,风很大,警车按照我们提供的地址冒风前行,窗外漆黑,风沙扑面。大概颠簸了两三个小时赶到建筑工地。警官们带着校长直扑民工宿舍,挨个寻找辨认。我和蔡家姊妹与北京一名警官在场外负责警戒。那个警官对我说,执行任务就得突然袭击,不然就会走漏风声惹来麻烦,他还说现在的建筑市场很乱,政府也不管,老板只知道挣黑心钱,不管民工的死活,竟然连童工都敢用。这时,楼上楼下灯光亮成一片,出现噪杂声音,警官们开始搜查了。过了大约四十多分钟,民警小王跑下来说,还好,三个人都找到了。我们又等了半个多小时,不见他们下来,我让小王再去看看,是否出现变故。小王又跑回来说,他们正在财务室结账,工钱一分都不能少。一会儿,他们都下来了,三个孩子衣衫单薄破烂,瘦得不成样子,不停地打着冷颤,看来都只有十四五岁的年纪,显得分外可怜。时至半夜,北京警官问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商量了一下,说想去看看天安门。

到天安门时,大约凌晨四点左右,我们眼睛都在打架,什么也不想看了,只想睡觉。我们商议找一家小宾馆住下休息。老陈说,还是住到地下室保险,因为我们肩上还有任务,于是就找到了一处地下室住下。大蔡是常年在外跑江湖做生意的,觉得地下室太龌龊,想带着我到楼上的好房间里去住。校长发火了,我们这么辛苦,你们却要去享福,对我提出严厉批评。我想了想,觉得看守三个孩子的任务还很艰巨,谢绝了大蔡的好意。

天亮后,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看了看,照了相,然后急忙乘火车踏上了归程。

到了旬阳县城,我们租了两辆出租车,挤着我们九人,还有小蔡的骨灰盒,向桐木乡进发。

从桐木公路到蔡家有一段山坡路,我们艰难爬行。这时大蔡对我说,她娘只有小蔡一个儿子,况且年事已高,经受不了打击,会气死过去,要我临时充当她的儿子小强,救救她的母亲。校长又发火说,开玩笑,他是国家干部,怎能做出这种荒唐事来。大蔡和校长又争吵起来,大蔡始终认为弟弟出事与校长有推卸不掉的责任,校长却认为蔡家因家教不严没有管好孩子给学校抹了黑。其实在这次行动中,大蔡和校长一直都在争吵,互相指责,积怨很深。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有一定道理,学校有责任,家庭也有责任,但更大的责任是老板的黑心、乡村的贫穷以及政府监管方面的漏洞等社会责任。听二蔡说,每年开春,外地老板就把大班车开进沟来,打着招工的幌子,把那些穷怕了的男人、女人和学生哄骗出去卖苦力,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老板?这些穷苦百姓的工资和安全如何保障?很少有人去管。

大蔡和校长还在争吵,相持不下。我感到左右为难,答应吧,觉得不妥,还会得罪校长。不答应吧,担心真的出了事,也不好交代。

正思考间,突然听见唢呐声声,锣鼓齐鸣,抬头看见院子中央横放着一口黑棺材,被两条板凳支撑着,院子四周人山人海,墙角的大灶烟火滚滚,高高的蒸笼热气腾腾,院子的一角有个老头正在劈材,看来蔡家是要过大事了。只见那个老太婆从堂屋扑出来,捧住大蔡怀里的骨灰盒大吼一声:“小强啊!我的儿啊!”,随着撕心裂肺的哭声之后,轰然倒地,不省人事。二蔡急忙扶起老母搂在怀里,大蔡一把抓住我的手臂拉到老母面前,不停哭喊:“娘,你醒醒,小强在这儿;娘,你醒醒,小强在这儿…”不知过了多久,老太婆慢慢睁开眼睛,声音微弱地呼喊:“小强在哪儿?小强在哪儿?…”大蔡一边说,在这儿,在这儿,一边推搡着我说,快叫娘啊!我稀里糊涂地张开口,叫了一声娘。老太婆伸出手来从头到脚把我摸了个遍,口里断断续续呻吟,是小强,是小强。

老太婆神志清醒后,我们离开了,三个学生被校长气鼓鼓地带走了。

校长对我这次北京出差的表现极不满意,尤其是对我在蔡家的行为感到厌恶,时隔多年之后,他还是不愿搭理我。我觉得校长是个爱憎分明的人,学校出了事,心里窝火,把气发在家属和我的头上情有可原。但是蔡家出了那样的大事,也是受害者,我不那样做又能怎样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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