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远上(二)

@ 八月 7, 2014

原文首发于2014年7月号《作家》,感谢作者“雷达”的原创分享,上篇回顾《黄河远上(一)》】

再往前一直走,就走到我们兰师附小的大操场了。我至今能听到当年“踢毛旦”的喧嚣声。西部的孩子有他们自己的玩法。“毛旦”是用布头缝制的圆球,比网球略大,北宋高俅踢“鸳鸯拐”的那种球,亦称蹴鞠,大约就是这个样子。几十人满场子追毛旦,扬起阵阵尘埃。后来又改成了手抛毛旦,空中接力,几十人又争抢得人仰马翻,场面与今天的橄榄球无异。

我小时的好友、同班同学王世强回忆说,一年级时成立小足球队(实为毛旦队),让大家给球队起名儿,我居然提出叫“民主”,老师也同意了。他感慨道,当时还是国民党时期,你就知道了“民主”,可见在最封闭的西部,进步的声音也在走进幼小的心灵。

当然,要论场面的激烈、火爆,还得说“碰斗鸡”,也叫“叠罗汉”。那是冬季的另一民间玩法。方法是,把一条腿盘起来,手扳住膝盖作为武器,另一条腿则“金鸡独立”,跳跃旋转自如;人们抱定各自的膝盖,或下压,或对冲,或由下往上猛顶对方。只见大雪飘飘中,上百个男孩旋转冲撞,见谁顶谁,混斗成一团,个个汗流浃背,不时有人被顶翻或压垮,狼狈退下。屋檐下则嘻笑着一排助战的女生。我的膝盖多次被人顶破流血,濡湿了棉裤,我仍乐此不疲。我的膝头上至今留有当年疤痕。

我也曾在这个操场上与人“血战”过。六年级时,我的同桌S,高个子,年龄比我大,白净长脸,在班上有势力,他多次和他的追随者们欺负我。一天,他又为桌面上的地盘肘击我,我们从折断对方的铅笔头发展到咬牙切齿地拧干了对方墨盒里棉垫的墨汁;他揪住我的脖领欲打,因老师进来了作罢。他挑衅地约我放学后在操场上见,说有种你就来,不然就怎么怎么,话难听之极,决无退路,我冷笑,点头。当晚在空操场上我们打得天昏地暗,没有观众,双方衣服都撕破了,脸上都挂了彩,他眼窝开了花,我鼻子大量流血——多年后诊断鼻梁骨骨折过。为此我鼻窦炎了一生。我耗尽了所有力气,他略胜一筹。他走了,不再趾高气扬,我垂头坐在台阶上。月亮上来了,有一人气咻咻找来,是姐姐。她带着哭腔说,有一天你叫人打死了我们都不知道。我至今记着姐姐眼角的泪。

但也有些事很好笑,终生难忘。操场东面有个小门,出去就是兰师礼堂。有次大型集会,我竟自告奋勇登上主席台,唱了一支歌,叫《我们是民主青年》。这让所有的人惊讶,我至今也不明白我何以有此勇气。姐姐描绘说,当时我背着快掉到屁股蛋下的书包,忽然蹿上台,面对麦克风,先擤了一把鼻子,把鼻涕抹到鞋帮上,在哄笑声中唱开了。那时我只有八岁。我母亲是音乐教员,她教会了我这支新歌。看来,我是想自我表现啊。要是后来,或现在,我是绝对不会有这种“不成熟”的表现的。

那时和稍后,我们爱唱的歌大致有“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团结就是力量”,“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戴花要戴大红花呀”“是那山谷的风”,“王大妈要和平要呀么要和平”,而大合唱最起劲的是《歌唱井冈山》:“罗霄山脉的中段,有一带雄伟的高山,苍松翠竹常年青,山洪流水永不断”。它们与现今所说的“红歌”还不同,似乎可以叫新民主主义文化。

更难忘的是,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那个清晨,在操场举行了追悼大会。我虽是小孩,也知道斯大林的厉害。那时的墙报,期期都在宣传斯大林,名字多写成“史達林”、“史大林”。他去世了,自然是天大的事。那天追悼会全体肃立,三月的天气冷硬,操场上寂静如死,默哀时间拖长到五分钟都不止。也许是坚持不住了,我突然笑了,笑不可抑,愈忍愈笑,眼泪都迸出来了。我的笑传染了周围的人,王世强也吃吃地笑了。一位女老师赶过来,低声喝道,不准笑!你再笑,你再笑!我自知闯了大祸,却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不得不噙着泪花儿,死死地咬住上衣领子,涎水湿了一片,这才止住了;可一松口,又乐不可支,继续格格地大笑。仪式结束后,我没防备,一个男老师从我背后猛地一脚踏下来,我一个趔趄就弹出了队列。我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反省了半天。

应该说,学校对我的处罚并不重。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笑,笑什么呢,其实,这笑什么内容也没有,完全是下意识的,是神经质的,或美尼尔斯症之类,或者是觉得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不出声,太寂静了,太可笑了。早有同学提醒我,说我在上学路上,也经常自言自语,嘴唇动得飞快,有时还笑,看上去怪怪的。这种莫名其妙的笑,突如其来的笑,以前也有过。比如,在上学路上,经常碰见一个敲梆子卖油的老者,瘦高个儿,敞着怀,挑着担儿,露出搓板式嶙峋的胸骨。我和王世强看着他的排骨胸就笑起来,越笑越凶,笑出了泪,笑疼了肚子。从此一见卖油老汉从街角一闪出,大笑就开始了,我们只能以狂奔狂笑赶快逃离。我实在无法解释自己的这些行为,我只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成熟,我在渐渐丧失笑的能力,我能完全控制住自己了。像这种无意义的笑,永远也不会再有了。

我承认我愚顽、敏感、淘气、怪诞,但我也有小孩子的天真、透明,可爱和不时恶作剧的念头,我是既单纯又不单纯,我的心头似总有隐隐压力,我无法做到彻底放松地纵声大笑,我有一种天生的自卑感、自负感,还有一种自卫感。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是因为我过早失去了父亲的保护和爱,还是母亲的忧郁传染了我?我多么希望我能和别的孩子一样。

现在来看,兰师附小还是一所很不错的小学。我们教室外面的山墙上,画着两幅很大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让我们从小就辨识邻国和世界,弄清五大洲四大洋,树立爱国意识,这不是很好的启蒙吗。一进园形门,就有一面大镜子,要我们每天对着镜子正正衣冠。这也很好。我的语文还行。记得有篇课文,可能叫《死车的复活》吧,说的是东北机车厂里的工人,战时如何克服困难,把一个废旧火车头修复了。老师讲课时,老是把“水泵()”念成“水棒”,我跟着错,至今也改不过来。兰州土话骂不开窍、不懂事的家伙叫“冷棒”,也即楞头青也。现在恐怕没几个人知道“冷棒”为何所指了。

我的算术课很糟,主要是贪玩不走脑子。终于在小学考初中时受到了总清算,付出了沉重代价。母亲让我考兰州一中,这是她的理想,也是我的梦想。兰州历来有两大名校:兰州一中和师大附中。一中在城东,黄河南岸;附中在城西,黄河北岸,两校的高考率都很高,难分伯仲;为了争第一,双方“较劲”了大半个世纪,听说现在还在“比赛”。

考试那天下着大雨,家里特意为我借了把雨伞,由我姐姐陪同,可见重视程度。雨伞在当时的兰州是奢侈品,一般人都戴草帽,我家邻居是个摩登太太,她有伞。可那天我彻底考砸了,尤其是算术。我失魂落魄地出了考场,忘记拿雨伞,等想起来去取,早被人顺手牵羊了。雨啊雨,凄惨的无边的雨!那时的兰州是有名的“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姐姐拉着我在泥泞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挣扎着,人成了落汤鸡,泪水和雨水混合在一起分不清;鞋子陷在泥里拔不出来,就用手使劲去抠。这条平时走惯了的路变得好长啊。我不但害怕必然降临的母亲的严厉打骂,更有一种大难临头的预感——这在暑期结束前终于被证实。

人们都说,童年和少年时代是人生中最轻松、最幸福、最美妙、最无忧无虑的阶段,我的感觉却并非如此。我的心始终忧郁沉重。当时,除了要给邻居家赔伞,不免沮丧,敏感的我还得等待命运的首次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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