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孩子的文革叙事:夭折的童年

@ 八月 19, 2014

原文首发于《赤脚de大侠BLOG》,感谢作者“赤脚大侠”的原创分享,曾撰文《8年博龄的快乐》】

至今,我对来这人世的第一次记忆依然清晰。

那是午后的一场酣睡。我被父亲抱出屋外把尿,阳光晃得我睁不开眼睛,伴随着汩汩而出的尿液,我特别委屈地哭了起来,任凭父亲怎么哄也止不住。在这之前,我没有记忆,那是我来这人世的第一次记忆。那年,我仿佛三四岁的年龄。或许,是那次的哭预示了我的一生,我的童年少年青年乃至中年,各种不开心梦魇般如影随形。老年会怎么样呢,对此,应该有所不安吧,可半个世纪的历练,我对不安已然麻木。

活到今天,我周边居然还存在很多羡慕我的人,我实在想不出他们羡慕我的理由。或许,从古到今,中国人都有他们各自的不开心吧,只是存在心里不说。种种的不开心,让每个人都感觉自己苦难深重,都感觉别人过得比自己好,并由此生发种种嫉妒羡慕恨,这已然形成文化,与朝代年代无关。

童年里,我是比我大3岁的小姐姐的小跟班,她走哪我跟哪。虽然我拥有四位哥哥,但他们从不带我玩,我不了解他们的世界,他们也无视我的存在。在感情上,我对他们没有依赖,时至今日,我对哥哥的概念也很模糊。看到别人家的所谓兄弟之情,我不能理解,也无法理解,因为在我的生活中,没有这种体验。

文革开始时,也就是1966年,我4岁。没有玩具,小姐姐和我的娱乐,就是白天看被戴纸糊的高帽脖子上挂着名字上打着红叉叉的各类“牛鬼蛇神”游街。晚上,经常听到从俱乐部传来的惨叫声,凄惨而恐怖,那里,关押着矿上的“牛鬼蛇神”。有时,暗夜中传来枪声,那来自流行于两派之间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一一武斗。为了化解恐惧,小姐姐和我在家里的土炕上唱当时流行的语录歌,跳通过观摩自学的忠字舞,累了,自然也就睡了。那时,家中四壁贴满了毛主席的各种彩色画像。

在矿上工作的父亲和在学校教书的母亲每天特别忙,常常忙到没人给我和小姐姐做饭。而比我和我小姐姐大的哥哥姐姐们也不着家,他们为他们各自的派系、进步、大批判和革命而忙碌。

民以食为天,没人为我们提供我们的天。于是,我的小姐姐为我做饭,我也学着做,从搓面团团放进油锅里炸开始。至今,我的厨艺还算不错。F不服气,说是嘴馋的人才有好厨艺。她的话不无道理,可对我不适合,我的厨艺是逼出来的,自己不做,就吃不到嘴里。我从学前班就开始了自学厨艺,有童子功的。

我们家兄弟姐妹7个,同父异母的大哥在北京的一个京剧团唱老生,据他讲,是和《红灯记》中扮李玉和的浩亮一个团的。那时,我特别崇拜我的大哥。他就是明星是偶像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更何况,他每次回家,都会带回一堆花花绿绿来自北京的糖果。到了后来,因为大哥的种种行为,让我与他势如水火。而今,他已经70多了,可在我的记忆中,仍是20多岁的模样。近40年没见了。

那时,北方的冬天没有暖气。家中有一个铁铸的炉子,窗户用棉被之类的东西封了个结结实实,屋子的门帘也是厚厚的棉被。火炕的温度很高,不小心就烫了屁股。如此,屋子很热。我脱得光光的,趴在母亲的被窝里,而从北京回家过春节的大哥,就站在屋子中央,为母亲唱京剧,咿咿呀呀的,我一句也听不懂,却因为母亲欢喜,我便也兴奋。今日的我喜欢京剧,或许是来自那时的启蒙。

这样的快乐持续不了多久,因为年过了节跑了大哥也走了。生活又开始按部就班,早饭全家人围桌起立、立正,听母亲用诗朗诵般的语调读毛主席语录后才能坐下吃饭。饭桌之上,父亲寡言,哥哥姐姐们却常为了某个“观点”争的面红耳赤。这种没完没了的争论,总是在父亲一声断喝中戛言而止。

小姐姐和我也以积极的态度寻找属于我们的快乐。

姐姐有一帮子和她年龄相仿的小伙伴,主要成员是妈妈的同事叶老师家的两个女儿。老大叫叶景风,和姐姐一般大的老二叫叶景兰。现在想来,那时的景风,上小学5年级,也就11至12岁的年纪,可在我们的眼里,她已经是大人了。景风扎着一对又粗又黑长过腰际的辫子,圆脸,一对大眼忽闪忽闪的,真是个美人,她带着我们天天练文艺节目。到了晚上,我们这一队人,在景风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到年轻矿工住的单身宿舍演出。

通常,由我这个演出队唯一的男生负责敲门,并自报家门:叔叔好,我们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欢迎我们为你们演出吗?那时,我细细的脖子顶着一颗硕大的脑袋,因为营养不良而过分苍白的肤色,让我那对本来就不小的眼睛,显得更加地大。街上的大人们见到我,常用怜悯的手抚摸我的脑袋说:这孩子怎么这么白,怎么这么瘦,太像“小萝卜头”了。“小萝卜头”是著名电影《烈火中永生》的一位角色,扮演他的童星方舒,后来成了大明星。

由这样的小可怜来负责开场,我们所到之处受到空前欢迎。姐姐们热情高涨,排练也更加刻苦。那时,姐姐可以劈叉,可以弯腰着地,可以把腿举过头顶。这些,我都不成,怎么练也不成。即便如此,作为“主持人”,所到之处,我得到的糖果最多。

童年的噩梦始于父亲被关牛棚。

应该是1968年的夏天,父亲因为“历史问题”不允许回家。每天早晨,母亲拉着我的手,去早点摊,买一种叫“麻叶”的食品和豆浆给父亲送去。之所以带上我,是母亲给她最小儿子的特权,这样,我便可以吃上一只麻叶,喝上一碗加了“糖精”有甜味的豆浆。

那时,父亲被关在机修厂的院子里,不允许家属见面。早餐交给负责看管的人,母亲就拉着我的手回家了。路上,母亲一言不发,握着我的手一松一紧的,每天如此。我实在不明白母亲握着我的手为什么一松一紧的,却不敢问。待我成人且有了一定的阅历,偶尔忆起,才能体会知性的母亲当时的紧张恐惧与愤怒。而彼时少不更事的我,从母亲手中得到的是温暖,这温暖随着时间的沉淀历久弥新刻骨铭心。每当我不得不回到那个四面被重重大山压迫的矿区,总是刻意回避那个机修厂。如今,它应该不存在了吧。

冬天的时候,父亲回来了。他胖的出奇,我实在奇怪,都一样吃麻叶喝豆浆,为什么他那么胖呢。问姐姐,姐姐说那不是胖,是肿。不让坐着不让休息,人就会这样。我问姐姐,他们是不是打父亲了?姐姐用她那双大眼睛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赶紧闭嘴。

母亲为父亲洗脚,那脚肿得不成样子,连袜子也穿不进去。小姐姐严厉地告诉我,不要把家里的事向外人说,要管住自己的嘴。我懵懂地直点头,可心里却不明白为什么不让说。我还是没能管住自己的嘴。在景风家,我说,我爸爸是好人,打他的那些人是坏人。景风把我的话告诉了小姐姐,小姐姐越过母亲直接向父亲汇报了。

那天晚上,我的人生面临第一次恐惧。平日慈祥的父亲成了恶魔,他举起他的手,打我的头,直把我打到大小便失禁,并像电影里的叛徒一样举起了双手。多少年后,一想起当年的那个动作,我就会被羞耻之心折磨得整夜合不上眼,即便是合上眼,也常常被恶梦惊醒。这种状态,直到人过40才有改观。

至今我也弄不明白,是什么样的恐惧,令一位成人把一个学前的孩子打到大小便失禁。

我的童年结束了。那一年,我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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