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孩子的文革叙事:乡下三年(上)

@ 八月 21, 2014

原文首发于《赤脚de大侠BLOG》,感谢作者“赤脚大侠”的原创分享,上篇回顾《一个孩子的文革叙事:灰色的童年》。】

因为没有房子,二哥、三哥、四哥、小姐姐和我,再加上父亲母亲,我们一家七口人租住在生产队民兵连长杨春波家。他们家是当时流行的三间草房,东西屋。我们住东屋,中间为两家合用的厨房。杨春波是生产队长杨三叔的侄子,政治可靠又有背景,所以,租房这样的“好事”,他叔便福利给了他。

二哥是老三届知青,因为是全家下放,为能照顾家里,组织上开恩允许他随父母一道下放。

从厨房进屋,南北两个大炕,中间有一溜小炕连接,可以放物品,客人来时,也可以坐人。父亲母亲小姐姐和我住在南炕,我的三个哥哥住在北炕。

二哥是知青,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三哥小哥哥小姐姐和我,到大队部的小学校上学。第二年,三哥就升到公社上中学,家中唯一值钱的高档商品自行车,便成了他的专属坐骑。

因为我们是“城里人”,所以,我们的到来,在这个偏远的小山村引起不小的轰动。在学校,我用的由铁皮制作的文具盒,引起同学们的强烈关注。他们用的文具盒,都是木制的,纯手工,上面还有刻花,我特别喜欢,就和一位同学交换。橡皮擦、卷笔刀以及中华牌铅笔,都是同学们没有见过的。一下子,我便成了班里的“富人”。这种感觉很不好,因为围观过后,同学们总是远远地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盯着我看。

铁皮文具盒
铁皮文具盒(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班的班长15岁,是个大人。一对长长的辫子,一对总是仿佛刚刚哭过的肿眼睛。与我们这些连鼻涕都擦不干净的孩子们相比,她显得十分成熟。虽然她的衣服打着补丁,但她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那时,老师经常说,笑破不笑补。这句话对我影响至深,至今,我的衣服破了还是舍不得扔,补补,能将就就接着穿。

到我上二年级的时候,班长不来了,说是结婚嫁人了。母亲听说后,叹了一口气。

在班里,我年龄最小,因怕被欺负,所以基本不参与同学们诸如摔跤打球等活动。时至今日,我对各类体育项目一窍不通,唯一擅长的,便是远足、登山,都是一个人的活动。喜欢安静,喜欢一个人独处,以至于老师每学期给我的评语都写道:性格孤僻,希望团结大多数同学。这种性格一直影响我到参加工作多年以后,直到改行从事新闻工作才有所改观。

在学校,我体会不到上学的乐趣。和同学们玩不到一起去,老师的授课也听不进去。到了小学二年级的某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可以逃学,并体会到逃学所带来的快乐。

那一天,因为贪玩,上学迟到了。因为不敢敲门进教室,便在学校周围转,看到一个放牛的老头,很快,我便被那一群牛所吸引。我跟着走,不知不觉中,便跟到了大山里。看样子,那老头并不反对我跟着他。到了中午,我们俩人就着山泉水以及从山上采来的野果子开始吃饭。老头放牛,我则满山地跑,野兔、袍子、松鼠,那时候的野生动物真是多啊。那天,一直玩到下午放学的时间才回家。

第二天,照例背上书包,带上母亲准备的午饭,和小姐姐一道上学,中途瞅准机会便开溜。然后,和放牛老头会齐,到山野放牛。每天,我都要带回家一根我能拿得动的木头,给母亲烧火用。母亲很高兴,破天荒地表扬了我。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大约一周时间便被发现,自然惹来母亲一顿好揍,自那以后,再也不敢如此大规模地逃学。

自到了乡下,小姐姐不似以前在“城”里那样带着我了,她是父亲的宠儿,她有她的世界。我一个人,没有小朋友,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常常一个人面对四处是大山的山村发呆,常常想象着山那边的世界。曾经,为看一眼山那边,我翻过两座山,遗憾的是,山的那边还是山,连绵不断地令人沮丧。我的吃苦隐忍倔强以及独立的特质,大概在那个时候便已经练就了。

北方的大山里有山里红、山梨、山核桃、榛子、蘑菇,这些都是上档次的山货,是二哥和三哥才能玩得转的项目。不知为什么,他们俩个不和小哥哥玩,而小哥哥又不屑于和小姐姐及我为伍,于是,小哥哥便成了孤家寡人。令我至今纠结和气愤的是,我的俩位业已成人的哥哥,何以如此自私与冷血,如果他们略微关注一下孤独的小哥哥,聪明的他何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以那样小的年纪患上难以治愈的精神病。

每到秋天,二哥和三哥备上干粮,搭伙到更深的山野采集山货,每次他们都满载而归。一袋袋山里红被母亲用水煮后,将里面的核挤出来,将果肉晒成果皮,留待冬天冲水喝,城里卖的果丹皮或是受此启发吧。一袋袋硬硬的山梨,被二哥三哥码到坛子里,上面压上带有香味的草,封好,过些日子,山梨便捂软了,酸甜,特别可口。新鲜的蘑菇被剖开串成串,晒干,做鸡时放些,便是名菜“小鸡炖蘑菇”。

这样的活动,二哥只带我去过一次,他用杆子打梨,我在树下拣梨,很开心啊。为了这样的开心,小姐姐和我另辟战场,开展属于我们自己的活动。

初春时节,小姐姐会带我去积雪融化的地里挖荠菜,可用它做饺子馅包子馅,很美味;猫耳朵,一种汤料食材,鲜味很足;小根蒜、苦菜很是新鲜,可用来拌色拉。

最忙碌的时节应是初夏,四月末五月初,小姐姐和我带上干粮,跟随一些大人到更远的山野采集剌梭芽、剌果棒、橛菜、大叶芹等山野菜。小姐姐干这个很是在行,她分门别类地将她采集的山野菜在她带的大筐里一样一样的码好,甚是好看。而我的小筐里,常常连筐底都盖不上。

干得不多,走得又慢,小姐姐也不带我了。不带就不带吧,我自己活动,反正也没有任务限制。于是,每天我独自一人在山里野疯,直到有一天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大人们告诉我,那是狼在叫,吓得我很长时间不敢进山。现在想想,是大人们诓我吧,大白天的,哪里来的狼呢。老实几天,还是经不大山诱惑,便又一个人进山了。

到了冬天,我经常跟随我的小哥哥去滑冰。每次出发,他都要带上几个冻得如冰坨的梨,到了已经结冰的河边,他凿开个冰洞,将冻梨放在里面,便带着我滑冰。我坐在冰车上,小哥哥或在后面推着我跑,或把我抱在他的怀里一同坐在冰车上,用自制的冰铲子滑。出汗了,嘴里呼出的气成了白烟,这便是要到了休息的时间,他带着我把浸在冰水中的冻梨拿出来,敲开梨表面的薄冰,硬硬的冻梨化了,软软的,一吸一泡凉凉的酸甜酸甜的水,那滋味,胜过现如今所有的饮料。

到了农村,父亲便被公社抽去工作,也不知他忙什么,总是很晚才回来或者根本就不回来。父亲的工作总是和各种政治运动有关,比如什么学习、写材料、调查组什么的。母亲则彻底赋闲在家,每个月,她都要到青城子领工资。

我清楚地记得,母亲的工资每月46元,父亲76元。虽说家里7口人,但双职工,这样的收入在当时应该还算可以吧。而在村子里,这样的收入,完全就是土豪。然而,我们家却总是入不敷出。对此,父亲给掌握家里经济大权的母亲下了个结论:不会过日子。

作为知识女性,母亲的确不会精打细算,更不会做家务。那一年,她给小哥哥做了一件棉袄,棉袄很长很大。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小哥哥试穿时,那棉袄好似超短裙。返工是不可能了,没办法,小哥哥弄了根草绳子拦腰系上,外罩一件外衣便齐活了。那件棉袄,小哥哥穿了好几年。

我则没哥哥姐姐们那般幸运,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靠拣哥哥姐姐们的衣服,一年又一年,直到把长袖衣服穿成短袖衣服,包括棉衣。那年冬天,因穿了几天半截袖棉袄,结果把露在外面的胳膊冻得红红的,还好,人皮实,没有得冻疮。

对做饭,母亲也不在行,效率太低,每天晚上不到8点基本开不了饭,把人饿得眼睛发蓝。想想也是,5个孩子,母亲一个读书人,真是难为她了。虽然效率不高,但母亲做的饭菜,一是卫生,二很清淡,很美味,特别是手擀面炖菜汤菜小豆腐等,美味得不行。随着母亲的离去,她制作的美味成了追忆。同一食品同样的食材,不同的人制做会产生不同的口味,甚至同一个人不同时间制作,味道也有差别,这或许是中国食品的魅力所在吧。

赋闲在家母亲,开始向房东大嫂邹本兰学习做家务、农活等。在城里教了一辈子书的母亲,到了乡下却没了工作。不工作而照常领工资,这样的一件怪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年长我三岁的姐姐偷偷告诉我:是怕母亲散布封、资、修,毒害祖国的花朵。

失去工作的母亲就这样成了家庭妇女。一向要求进步的母亲为了向贫下中农看齐,首先要在形象面貌上做一番改良。过去的衣服是不能穿了,雪花膏不能抹了,鞋子也要换了,因为这些东西都有资产阶级的味道。当母亲穿上村里裁缝为她制作的崭新的灰色带大襟(旁边系扣子)上衣,脚上穿上一双解放鞋,直把我们看得目瞪口呆:怎么这身行头穿在邻居大嫂们身上是那么和谐,可穿在母亲身上怎么瞧怎么别扭。短暂的沉默过后,紧接着是一阵暴笑。

头几天,家里的饭菜是房东大嫂邹本兰为我们做的,可这总不是长久之计。本来说好了的,要在房东家搭伙一个月。可能是穿上了新衣,母亲的心情好,她要亲自为我们下厨。起伙就要柴火,母亲找了一根草绳系在腰上,拿着一把镰刀一大早就上山砍柴去了。中午,母亲仍没回来,我们只好在房东家凑合了一顿。下午3点多钟吧,母亲抱着她的战利品——一小捆松枝,回来了。显然,这样的数量是不够做一顿饭的。没办法,还是队长出面,为我们家买下一垛柴火。

北方的乡下有一种食品叫酸汤子,就是将新下的玉米发酵后磨成面,然后将其沉淀。将水烧开,用汤套——一种用铁皮制作的东东,套在右手的大拇指上,左手托着湿湿的玉米面团,两手和双臂配合,向锅中翻滚的开水挤出圆柱形的面条。这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首先要确保玉米面不能从指缝中挤出,而只能从圆锥形汤套的小孔中挤出;其次,要挤得长,这就要求双臂及双手绕着直径有限的锅抡着挤,用力要恰到好处才不折断,这样面条才好看;再次要快,这样才不至于前头的面条煮烂了,后面的面条还没熟。这是一种粗粮细做的食品,很是好吃。

母亲虚心向邹本兰学习,做了几次,可理论与实践的距离总是相差太远。每每端上来的面条,只见块块和糊糊而不见面条。无奈,年纪不满10岁的小姐姐开始学艺。说来也怪,没有几天,小姐姐就学得像模像样,母亲的技艺与她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这件事证明,“XX要从娃娃抓起”简直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为这件事,小姐姐在家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每到做这种玉米面条时,母亲只有退居二线,打打下手,如烧柴、加水等。

教师出身的母亲是不甘人后的。做玉米面条吃了败仗,母亲开始筹划养猪。从集市上买回猪娃,母亲将全部的心思用在养猪上。给猪做床、铺草,甚至洗澡。用父亲的话说,这那里是在养猪,完全是在养宠物。每天,母亲精心地为猪准备食品,小猪吃得很是欢实,可就是不长膘。几个月下来,邻居家买的猪娃已长成青年,可我家的小猪顶多算个少年。原来,养猪的学问比制作玉米面条还大。不会选猪娃,你就是对他再好,他也不长肉。实践出真知,母亲这才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让他们这些“牛鬼蛇神”走“五·七”道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仅有书本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有了这样的认识,母亲对类似的农活再也不敢马虎。在类似养猪、鸡、鸭等农活上,母亲虽说与其它村妇相比仍有相当的差距,但家里的年猪已不成问题。我记得临离开乡下时,家里有猪两头、鸡20多只,鸭一群。当然,这些东西是不能带走的。在母亲向他们告别时,她是那么地不舍,那抑郁的眼神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至今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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