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孩子的文革叙事:乡下三年(中)

@ 八月 22, 2014

原文首发于《赤脚de大侠BLOG》,感谢作者“赤脚大侠”的原创分享,上篇回顾《一个孩子的文革叙事:乡下三年(上)》。】

下放第一年,我们家没有养猪。过年,北方的农村家家户户至少是要杀一头猪的,除了用于过年外,肥肉炼油,瘦肉腌起来,这是一家人一年的荤腥用度。

时至年根,村子里每天都回荡着猪们震天的嚎叫声。在这样的叫声和我们期盼的眼神中,父亲说,那就买头猪吧。为此,父亲订下两个原则:一要大,因为第一年,要答谢乡亲们,还有我们的大姐一家要来家过年;二要健康,千万别买头“米”猪回来。

如此艰巨的任务由二哥和三哥承担。他们俩兴奋地接过母亲递过来的钱上路了,全是当时最大面值10元一张的。他们要到公社的集市上去买猪。小姐姐和我,则在家里盼望着他们回来。

晚上,他们回来了。那是头很大的猪,200多斤,还买了野鸡、家鸡、粉条、糖等年货,将猪在杨二叔家的猪圈里养了几日,那猪便要上断头台。

在山村,杀猪不是一件小事,那是孩子们对年关的盼头,是村子里一次兴师动众的娱乐总动员。

从抓猪到杀猪,少说也要四五个人。吃过早饭,几个杀猪的人跳进猪圈,七手八脚地把猪摁倒,用绳子捆住猪的四蹄,抬到院子里,并放在事先准备好的案板上。伴随着猪的嚎叫声,村子吹响了娱乐集结号,整个村子热闹起来。

人说吃肉容易杀猪难,这话不是白说。从那几个杀猪的人跳进猪圈的那刻起,猪便知道大祸临头了。于是,野性发作,拼命挣扎。常常,抓猪人或被弄得两手猪屎,或被撞倒在满是猪粪的猪圈里。这无疑给看热闹的人增添了许多可以期盼的噱头,村子里一片的欢声一片的喜气。

杀猪不仅是个力气活,也是个技术活。一个村子里,也就那么几个会杀猪的,人们尊称他们“杀猪匠”,语气里带着一份敬重。

待那已挣扎得没了力气的猪被抬上案板,操刀的杀猪匠和听他支使的三四个帮手,已成了场子里的绝对主角。猪的身边,一口大锅内是已经烧沸的水。杀猪匠很是威严地轻咳一声,然后,又稳又准地将锋利的刀捅向猪的喉咙。一声惨叫,绛红色的猪血喷涌而出,并流进早已准备好的盆中。尔后,这些猪血会以另一种形态,出现在餐桌上并大受欢迎。

猪血流尽,杀猪匠试过大锅里的水温后,指挥几个帮手将猪缓缓地放进热水锅里。这是个给猪彻底洗热水,不,洗沸水澡的过程。只有认真地完成这一过程,才能把猪身上的毛退干净。用这种方式给猪退毛,稍不认真,就退不干净。我曾见过另一位聪明的杀猪匠的表演:他在猪后蹄一侧切开一个小口,然后从切口处猛劲吹气,直到把猪肚子吹得鼓起来,然后,用绳将切口扎紧,并用棒子敲打猪肚子,再用刀给洗过沸水澡的猪刮毛,只一会功夫,猪就被收拾得一干二净。

收拾完猪毛,杀猪匠挥刀为猪开膛破肚,猪的心、肝、肺等下水被扔进地上的盆里。接下来,便是大卸八块。新鲜的猪肉被分割成一方一方的放在大盆里。这一年,一家人的杀年猪大戏中的男人戏,算是告一段落。接下来,厨房里的女人戏便粉墨登场。

配图
(图片来自网络)

北方的杀猪菜颇具特色。首先,要把猪头猪肉猪骨以及猪下水,放在一口直径有一米多的大铁锅里与花椒大料陈皮葱姜蒜等香料一起煮,直到煮得熟烂。煮肉的香气,在寒冷的空气中漂散得远且诱人。最具特色的,是猪血肠的制作。

杀猪时,用一个放有细盐及清水的盆接猪血。据说,这样新鲜猪血就不会凝成血块。将清洗干净的猪小肠的一端用绳子系紧,将经调过味的猪血从猪小肠的另一端经漏斗灌入,每隔一段,用绳子扎一个扣,便形成一段一段的猪血肠。

将制作好的猪血肠放入煮肉的大铁锅内,煮到“响边儿”时,用针随意在猪血肠上扎“眼”,以判断是否可以起锅。这可是考验厨师水平的技术活儿:煮老了,猪血不滑嫩;煮嫩了,则咬不动猪小肠。

用那煮肉汤做火锅底料,猪肉片、酸菜丝、猪血肠、茗粉条等,就成了这火锅中的内容。那时节,条件不好,所谓火锅,就是那只硕大的铁锅。将一大铁锅的菜煮好后,一盆盆地端上去。吃完了,喝完了,那只硕大的铁锅里,则是满满的一锅等待清洗的碗。而那些个碗,花色各异,那是东家两只西家三只借来的。

那一年,血气方刚的二哥自荐屠夫。可那猪太不配合,二哥一刀下去,杀在猪的屁股上,那猪蹭的一下,蹿了出去。杀猪变成了追猪,场面蔚为壮观。当猪再次躺在案板上,二哥几刀下去,猪终于停止了挣扎。

然而,那猪杀得实在不漂亮,猪与二哥及他的帮手们展开搏斗,猪血四溅,弄得二哥极其狼狈,但场面极具娱乐性。将肉切开,看不见有一块猪肉是白色的,本来就不多的肥肉,全被猪血染红了。杀猪宰屁股,捅的不是地方。二哥由此一战成名。

有了第一次不成功的经验,二哥这才晓得“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何等重要。通过学习,他终于成为在村子里小有名气的杀猪能手。不仅能杀猪,还能劁猪。那更是个技术活,虽说属于兽医行当,可地位也不比赤脚医生差多少。

而今一回北方,朋友们多以杀猪菜招待我。当然,是在阔气得有些不真实的酒店里。餐具菜品与当年相比,不知精致了多少倍,可就是吃不出当年的味道来。

腊月29,大姐一家三口人,在二哥的迎接下,从青城子翻山越岭回家过年。二哥怀中那床崭新的被子里,是还未谋面的外甥。姐夫怕滑到,几乎是从小河的冰面上爬过来的。家里不大的屋子挤满了人,送走一拔又来一拔。乡亲们几乎都要来我家坐一坐看一看,如此折腾到了大半夜,总算安静下来可以睡觉了。大姐一家人和我住在北炕,哥哥们和小姐姐以及父亲母亲住在南炕,那叫一个挤。

转天大年30,小姐姐穿上大姐从上海给她带来的皮鞋和母亲给她买的新衣服。哥哥们和我也都换上了新衣服。在村子里,我们这一家人相对丰盛的年货、热闹以及与村子里的乡亲们反差较大的言谈举止,让我们成为关注的对象。虽然,父亲与母亲天天宴请村子里的乡亲们,但你又怎么能够做到没有遗漏呢。步入社会后,我常常想,如果当年父亲母亲多多注意这方面的事情,或许,我的小哥哥也就不会得病了。太高调了。

到了乡下,生产队分给我们一家很大一块自留地,可以种蔬菜玉米土豆等,二哥很能干,仿佛具有这方面的天分,他很快成为一个可以与村子里的小伙子们比试的好庄稼把式,由他经营的庄稼蔬菜,长得明显比周边土地的好。

父亲母亲每月工资照发,每月还可以有公家的定量供应,到粮店买当时稀缺的大米白面豆油,可以吃到自家产的新鲜蔬菜,不上班却照拿工资的母亲在家养猪鸡鸭鹅等,家里的生活比在“城”里强多了。房东家的鸡下蛋,舍不得吃,要拿到集市上换盐,我家的鸡蛋鸭蛋鹅蛋却吃不完。共用一个厨房,对比是鲜明的。再加上母亲没有心机,房东大嫂邹本兰很快就将我们家的情况摸个底掉。虽然,母亲每做好吃的,都送给房东家一部分,但与她所了解的情况相比,这简直就是杯水车薪。很快,矛盾就产生了。

先是两口子打架,几乎是每周至少要打一场。通常是男人骑在女人的身上打,场面惨烈。女人叫骂,男人挥拳,母亲拉架,拉是拉不开的,不过总会给点面子。至今,我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打架,所谓穷争恶吵说的就是这件事吧。房东两口子都是中学毕业,在村子里是有文化的人,据房东大嫂说,他们是同学,是自由恋爱。可村子里那么多经媒说之言组合的家庭也没有这样打架,自由恋爱的反而要打,想来,这没有经济基础的自由恋爱是件多么不告谱的事。

不过,杨春波频率如此之高地打老婆,也很少见邹本兰脸上身上挂彩,看来还是手下留情,这情,大概便是自由恋爱的成果吧。即不是真打,再加上拉架的效果反而是越拉越打得厉害,后来母亲索性也就不拉架了。

父母双职工拿工资,7个子女中,2个自立门户,1个知青,4个学生,父亲母亲每月有当时稀缺的布票、粮票、大米、白面以及豆油,即便是在“城”里,这样的家庭也属于中产,更何况是在物质更为匮乏的偏远山区。在乡亲们的眼里,我家是板上钉钉的“土豪”。

总是有到家中求助的乡亲,这个5元,那个3元,一个月下来,是笔不小的开支,并且,这样的求助大多有借无还。然而,母亲还是尽一切可能满足乡亲们的要求。因为,相形之下,乡亲们实在是太困难了。

乡亲们的困难实在是超乎我的想像。春天,万木复苏,充满诗意,却是村人最难熬的季节,乡亲们把春天叫春脖子——长啊。因为这个季节,家里存的粮食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情况好些的人家一日三餐改为二餐,差一些的人家改为一餐甚至无餐。女人和孩子们到地里挖诸如小根蒜苦菜等野菜,能吃的树叶子甚至树皮,也成为餐桌上的食品。至今,我还记得乡亲们用槐花拌玉米面蒸制的食品,以及用榆树叶子做的面糊糊,用榆树皮磨成的粉拌玉米面制成的饼子。留作种子的土豆,挖掉种芽,余下的部分,成为乡亲们口中的“好嚼鼓”,后来得知,那东西有毒,是不能吃的。

相比之下,我们家的情况要好得多,因为有粮食,总不至于吃糠咽菜。用母亲的话说,再难也难不过乡亲们。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我们家每日的吃食、穿着,甚至父亲母亲的收入,通过房东大嫂邹本兰,几乎成为村子里每日必报的“新闻”,于是,乡亲们看我们的眼神开始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就连我这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都能感觉得出来。

经过近一年的酝酿,积累下来的怨气终于在生产队杀了一头猪后爆发。那年,生产队杀了一头已经不能生产的老母猪,谁知一刀下去,那猪却是头“米猪”。所谓“米猪”,即为患有猪囊虫病的猪。按理,这种猪是不能食用的。但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这样的猪肉也是宝贝。生产队长说,既然到市场上卖不出价钱,那就卖给乡亲们吧。于是,二哥买了几斤米猪肉。一下子买了几斤,这个数量在生产队便拔了头筹。

村子里德高望重80高寿的杨大爷,在当晚生产队召开的社员大会上说起这件事,在最后的总结自问自答地说:猪肉让谁吃了?让资产阶级吃了。这句话在当时具有相当强的杀伤力。于是,父亲向乡亲们解释、检讨,最后拿出印章要将全部工资捐给生产队。杨大爷见此,有些灰心地说了一句:你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米猪”事件后,生活仿佛没什么变化。但为这事受到牵连的,却是我的小哥哥。那时,他读五年级。

因为学校需要补充师资,房东大嫂邹本兰到学校当了教师,恰巧,她成为小哥哥的语文老师。小哥哥的聪明是出了名的。学校教的不用说,是出奇的好。画画书法音乐,学什么象什么,却也不用请什么家教。

在学校,孤傲的小哥哥被视为另类。衣服永远那么整洁,成绩永远那么好。在乡下的学校,哥哥姐姐们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上了五年级的小哥哥,却常常抱怨学校的老师水平太差。渐渐地,就有小哥哥“不合群”的传言。

那是下乡第二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房东杨春波,也就是村里的民兵连长找到家里,说小哥哥对老师,也就是对他老婆邹本兰不恭,居然敢在课堂顶撞老师,说老师讲错了,且用词反动。那晚,父亲在外搞运动,母亲去青城子领工资。作为知青的二哥接待那位民兵连长,而当事人小哥哥,则成为被审对象。

记忆中的那夜很漫长,朦胧中,什么动机立场资产阶级等词汇时不时地冲击着耳朵,到了下半夜,听得小哥哥一声大叫,炕上新鲜的玉米撒了一地,斗争会也终于不欢而散。

接下来的日子,对小哥哥来说,应该很难熬。从不打仗的小哥哥,居然经常与同学打仗。后来,小哥哥就因病停学了。小哥哥得的病是精神病,幻听,幻觉,不睡觉。常常听他在午夜的炕角用凄厉的声音大喊“爹,我怕”。时至今日,那声音经常会在我的睡梦中出现。

为此,父亲卖了家中的自行车、手表等,带着小哥哥四处看病。那医院不好进,得走后门才能进去。好在母亲的一位学生,在开源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当医生。这中间,小哥哥“好”了一次,他要上学。爹妈倔不过他,到了学校,就赶上考试,可好久没有上学的他却考了满分。结果,老师和同学都认为他是在装病。没过多久,小哥哥又停学了。这一次,是永久地停学。

小哥哥拒绝承认自己是精神病人,因此,他没必要吃药。可不吃药,他就不睡觉。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不睡觉却有那么旺盛的精力和体力。不睡觉时,好则背诵毛泽东的诗词和语录。放心,在这无休止的背诵中,一首诗词和一段语录绝不会背两次;不好时则砸东西打人。家里有一位这样的病人,简直就像生活在地狱。其间,小哥哥时好时坏。好时,和正常人一样,那样的幻象,就连亲人都会觉得他是否真病了。他想过自杀,也曾为此努力,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到了后来,他就彻底地依赖于药物,而成为大家眼中理所当然的病人——疯子。

再后来,就连他的小妹小弟也成了家,而他,似乎永远地停留在15岁。每次回家,看着眼中流露着胆怯、不安、敏感、呆痴神情的小哥哥,心中便似针扎了般地痛。即便离开,心中也会被这种痛长时间地折磨着,直到麻木。

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目前,我国各类精神病患者已超过一亿一千六百万。其中,文革为此庞大数据所做的贡献是多少?没有统计。或许,这也算是国家机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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