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王愚的生前身后(上)

@ 十月 14, 2014

原文首发于《张艳茜的BLOG》,感谢作者的原创分享,曾撰文《我的老师张华先生》。】

1985年,我走进陕西省作家协会院子,成为一名《延河》的编辑时,常见一个中年人在与《延河》编辑部相邻的《小说评论》的四合院里走动。我一眼望去似曾相识,因为这个中年男人与鲁迅先生长相颇为相似。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到大,读得最多的作品是鲁迅先生的,能在图片中看到最多的作家形象的,也是鲁迅先生的。我曾经见过一副版画作品,画面上是呈沉思状的鲁迅形象。

对照着记忆中的这幅版画,再看省作协院中的这个中年人——个头不高、浓密的头发硬而直立的平头,一双亮晶晶、炯炯有神的黑眼睛,瘦削而坚毅的脸庞,尤其上唇修剪整齐亦浓密的胡髭,真仿佛鲁迅就在陕西省作协院子里栩栩如生。

王愚
王愚

这个酷似鲁迅的人,就是已经大名鼎鼎的王愚先生。他是1985年1月创刊的《小说评论》的副主编,时任主编是省作协的党组书记、省作协主席胡采先生。所以,王愚当时实际主持着《小说评论》的编辑工作。

起初,我所了解的是有着各种头衔和荣誉光环的王愚:茅盾文学奖的初评委、陕西省作协书记处书记、闻名省内外的文学评论家…

我所看到也都是思维敏捷、激情四射的王愚:每次省作协开会,或是一些文学活动上,总少不了王愚发言。此时,我们就能见识他过人的口才,他很少手拿稿子照本宣科,却能在不同场合,或明快清晰、或高深莫测地侃侃而谈。口若悬河的王愚,操着一口标准的带点京腔儿的普通话,援引古今,滔滔不绝…

说不来他讲话怎的就带着京腔儿?不过私底下聊天时,只要有说陕西话的人在场,他立马就能调整频道,一口地道的西安话流畅地悬河泻水。

1986年的4月1日,《延河》编辑部召开纪念《延河》创刊30周年大会。到会的有省委及文学界、新闻界、作家代表、《延河》新老编辑一百多人。当时的《延河》主编是白描,副主编是晓雷和闻频,老编辑张沼清还健在,作家子心时任编辑部主任,已故作家王观胜才调到编辑部任小说组组长。而《小说评论》的王愚、李星、李国平等都曾是《延河》评论组的主力编辑。1984年底他们开始筹办以评论小说为主的理论期刊——《小说评论》,这三人后来分别在不同时期担任《小说评论》主编,并且也在不同时期担任“茅盾文学奖”的评委。

在这次《延河》创刊30周年的会上,王愚不仅出色的口才令我敬佩,更因为了解到他早在1956年,也就是《延河》创刊不久,就进入《延河》做了理论编辑而让我心生崇敬。

文学编辑这个职业,通常被我们做编辑的自称为“摆渡人”,“为人做嫁衣”。尽管大多数作家,在他们初入文坛时,得到过编辑的发现和扶持,然而,一旦他们风光于文坛,当初编辑的工作就被许多作家看做微不足道了。文学界有一句流行语:一作家、二评论、三编辑。编辑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做编辑的最大苦恼,不是被这些作家成名后迅速遗忘,而是在文学事业发展过程中,尽管有编辑创造性的劳动付出在其中,但是,文学编辑价值却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

《延河》曾经因发表《红岩》《红日》和《创业史》而辉煌于文学期刊界。而《红日》的发表,出自文学编辑王愚之手。1956年,时任《延河》的副主编魏钢焰从北京组稿回来,将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交到王愚手中。王愚阅读后立即签上建议发表的送审意见,并且意犹未尽地连夜赶写了评论文章,认为《红日》是建国以来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之一。《延河》当下将《红日》选编了几章,随同王愚的评论文章同期刊出。后来,《红日》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并改编成电影,反响极好。吴强在看过《延河》发表的评论文章后,曾写信给王愚表达感谢。

因为遇到了充分认识作品价值的如王愚这样的优秀编辑,《红日》等作品才得以公之于世,否则它们的命运究竟如何呢?翻看现当代文学史,每一章节,都在评作品,论作家,却从来没有一章节是属于文学编辑的,而文学编辑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是没有缺席过的。

由于我与王愚不在一个编辑部,业务联系不多,只有参加文学活动时,才可能相遇。有一次,一个文学活动结束后,王愚先生和一个作家坐进省作协的一辆小车里,两个前辈都招呼我一同乘车返回省作协。那时,省作协的小轿车只有一二辆,但是,我们这些小编辑却没少乘坐。进入新世纪,省作协“高大上”的轿车剧增,不过都成为领导的专车,我们反倒不再有资格乘坐了。

那天与王愚和这个作家乘车回家的路上,作家突然与王愚发生争执,高一声低一声的。起初我听不懂他们为何争吵?担忧他们同在一个院子里工作,吵翻了今后怎么共事呢?然而,是我杞人忧天了。事后,王愚和这个作家关系如常——依然平心静气地交流和交往。那天快到家时,我才听明白,两人酒后的争吵,多为彼此的出身。作家高声嚷着,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当然比不上你,我就是农民子弟。你出身高贵,你是富家子弟。平时快言快语的王愚,此时声音不仅难以拔高,而且也不再行云流水,他口将言而嗫嚅:我怎么会瞧不起你?我怎么会瞧不起你?

此后,我方了解,王愚有着显赫的出身。其父王一山,陕南旬阳人,12岁时只身闯荡西安。先上军校,后从事陕西重大军事活动,辛亥革命时任炸弹队长,守藩库(财政局)有功。后与杨虎城一见如故,任17路军参谋长。“西安事变”期间王一山以陕西省政府民政厅长身份代理省政府主席,在这个大事件中,为中华民族立下了汗马功劳。46岁时王一山得独子王愚,故王愚自小受到百般呵护自不待言,但也因寄予厚望而得到过分严厉的教育。尤其王愚三岁时丧母失恃,深宅大院中,常常踽踽一人,孤独相伴,也由此使王愚少时就养成阅读和思考的习惯。1955年10月上海的《文艺月报》发表了王愚的《谈<三里湾>中的人物描写》文学评论,就此声名鹊起。紧接着,《文艺报》上又见王愚的《艺术形象的个性化》一文发表。1956年,陕西省作协领导在看到王愚文章末端有“写于陕西”字样,便由《延河》编辑部的董得理先生出面,按图索骥找到王愚家中,邀王愚入《延河》编辑部做编辑。

1957年,任《延河》理论组编辑的王愚,应《文艺报》敏泽先生之约,撰写了一篇文章《从文学实际出发》。文中针对此前周扬的文章和观点,对当时的文学界,尤其是文学评论界的教条主义,以及违反艺术规律的风气进行了抨击。这篇文章尚未发表,“反右”浪潮铺天盖地袭来。于是,这篇只出了清样的文章,成为王愚“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铁证”,地狱之门就此开启——王愚先是被打成“右派”停职,后强制劳动、监督改造、长住牛棚。再后又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五年,蹲监狱,劳改场烧砖、背砖,刑满就业看守仓库四年…1979年虽然平反了,但是因为他是判过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为除掉强加于他身上的污蔑之词,他反复奔走法院两年多。难以想象,身高不过1.60米,体重不足百斤的王愚,是如何挺过这苦难卓绝的21年的?又是如何在生死边缘挣扎了21年的?

平日里,说起省事国事天下事文学种种事,妙语连珠滔滔不绝的王愚,不论是自己显耀的出身,还是21年的苦难,我们却几乎不曾听到他有只言片语吐露。他既不炫耀自己阀阅世家的出身,也不诉说21年遭受的肉体与心灵的迫害。当我们这些后辈在老同事口中得知,在血雨腥风的岁月里,王愚是做过“右派”、蹲过监狱的人,小个子王愚的形象,立即高大威武起来。在我们后辈眼中,这个经历本身已经与“英雄人物”无二了。然而,关于种种这些,王愚自己选择了不说。即使酒后也从不失言半句。

是因为不堪回首,是因为苦到难以言说,王愚有意将这段痛苦记忆删除了吗?

在阎纲先生撰写的《为王愚安魂》一文中讲到一个细节:

“80年代回西安,王愚请酒,交谈甚欢,突然,他的脸色变了,惊慌失措,非常害怕的样子,顺着他的视线望去,白光一闪,一位表情毫无异常的警察从前方走过,定身之后,他解释说,由于监狱里被专过政,见到警察就害怕,明明知道警察不会抓我,哎,习惯成自然,身不由己!”

看到这里,让人不禁唏嘘不已。瘦小而单薄的王愚,在21年里饱受精神与肉体的蹂躏与摧残,这就是一场噩梦!如今,尽管噩梦已然结束,尽管冤狱的高墙已然倒塌,王愚已经在荣誉的光辉照耀之下。然而,21年的伤害至深,他无法轻松地走出痛苦的囹圄。由此,倘若我们不能理解王愚的惊魂难安与不说,无疑是对他的第二次的伤害。

201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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