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征暴敛的本质

@ 十月 28, 2014

原文首发于《黑盾》,感谢作者“姚轩鸽”的分享,曾分享《苏格兰闹独立 税收成理由》。作者为税收伦理学者,现就职于西安市国家税务局。】

在中国语境下,恐怕关于政府好坏评价的高频关键词汇,最主要就是横征暴敛与轻徭薄赋了。这也是每一个华夏子孙与生俱来的公共价值评判标准。几千年来,在他们眼里,横征暴敛的国家,就是苛政,虐政,就是无道的社会,就是乱世;相反,轻徭薄赋的国家,就是善政,就是盛世,就是平民百姓心中的大同世界。

问题是,轻徭薄赋好理解,无非是指徭役少,赋税轻。但“轻徭薄赋”就可以逃脱“横征暴敛”的恶名吗?或者说,“轻徭薄赋”就等于善政盛世吗?非也!

“轻徭薄赋”仅仅是衡量一个国家赋税轻重多少的数量标准。就是说,“轻徭薄赋”未必就是善政盛世,很可能也是苛政乱世,同样难辞“横征暴敛”的恶名。因为,正如英国政治家柏克所说:“专制的政权,是一个无能的筹款者。”[1]

事实上,“横征暴敛”,更多是指一种赋税制的本质属性,讲的是它本身的善恶属性。“横”是指“蛮横”,即不讲理;“征”是指“征发”“征收”,关键是“强制”;“暴”是指“粗暴”“暴力”;“敛”是指“搜刮”。合而言之,“横征暴敛”就是指蛮横不讲理地征收赋税,粗暴地或凭借暴力残暴不平等、不人道地“搜刮”民财。主要是形容统治阶级贪婪凶狠、搜刮人民的罪行。清·吴趼人在《痛史》中有云:“名目是规划钱粮;措置财赋;其实是横征暴敛;剥削脂膏。”[2]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它的同义词是“毒赋剩敛”,其反义词并不是“轻徭薄赋”。而且,那种把“横征暴敛”等同于“费杂税重”的解释也太过肤浅。事实上,就其内容而言,也并不仅仅是指老百姓所承受的各种负担(货币形式、实物形式、力役的形式等)远远超出了他的支付能力,还应包括老百姓的精神性负担与损害。

质言之,“横征暴敛”的本质在于,国家的赋税征收是蛮横不讲理,背后支撑其蛮横不讲理的物质基础是国家的暴力强制特权,比如刀枪、监狱、警察、军队以及强大的行政强制手段,比如降职降薪等,二者相互依靠,共同作恶。但赋税征收要蛮横不讲理,还得有不讲理的资本。但反过来说则不一定,因为使用暴力强制有讲理与不讲理之别,关键要看暴力强制的合法性如何?如果使用的暴力是合法的,也就不存在“暴敛”与“横征”。相反,如果非法使用暴力,则一定是“暴敛”,也一定是“横征”。

“横征”就是蛮横不讲理地强制征收赋税,也就是蛮横不讲理地统治赋税,就是国家最高税权仅仅掌握在一个人、几个人或少数人手里的赋税。因此,这种赋税统治,一定是以一个人、几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统治的赋税,也就是仅仅按照一个人、几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作为评价赋税优劣的赋税统治。自然,也就是民意基础最少,未经民众同意的赋税统治,即国家征税多少,向谁征税,在哪个环节征税等等赋税最高决策权力由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的赋税统治。毋庸讳言,这种赋税制一定是专制赋税制,或寡头赋税制。无疑,在专制赋税制或寡头赋税制下,国家的最高赋税权力由君主一个人或几个寡头掌握。大多数老百姓的赋税权力是被暴力剥夺了的,他们的赋税意志会被君主和寡头强奸。因此,所谓的税法,也就不可能体现他们的赋税意志,他们只是君主和寡头们敛财的工具,作威作福的手段与本钱。也因此,所谓的“民本说”“民重君轻说”等等,也不过是统治者以理敛财,横征暴敛的变相手腕而已。由此可见,横征暴敛的本质,首先在于这种赋税制没有把所有人当作人来看,没有把老百姓当作有人格和尊严的主体来看待。具体说,横征暴敛的本质属性在于,这种赋税制是根据不自由、不公正、不平等极端恶劣的道德原则来统治的赋税制。

也就是说,横征暴敛的本质并不意味着赋税的轻重与多少。相反,一个拥有更多自由、公正与平等的赋税制,或许赋税要重得多,但民众却会因为体现了他们的赋税意志,因为他们的同意而愿意交纳,痛苦也较小。因此,孟德斯鸠才说:“国民所享的自由越多,便越可征较重的赋税,国民所受的奴役越重,便越不能不宽减赋税。这是通则。过去到现在一直是如此;将来也将永远如此。”[3]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年西班牙向荷兰征的税要比国内的少,但荷兰却仍然要反抗的道理所在。

一言以蔽之,横征暴敛的根本属性在于,它本身的极端恶劣性,无端剥夺了老百姓的税收自由权、平等权,是一种非人道、不公正的赋税统治。因此,一切横征暴敛的赋税制,最终都会因为扼杀了全社会创获财富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窒息了税源活力,从而阻碍整个社会的繁荣与进步,最终因为大多数民众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被无视和剥夺而引发大规模的革命和暴动,大面积破坏社会基本的生活秩序,终止财富积累的自然进程,给每个人带来无尽的灾难与痛苦。

坦率地说,横征暴敛是一切专制政体和寡头政体与生俱来的毒瘤。

因为只有在这种政体下,所有纳税人的主体地位才可能被全面剥夺,赋税统治体现的仅仅是一个人、几个人或少数人的赋税意志。因此,一个人、几个人或少数人才会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利,小团体的私利,不顾大多数人的生死,侵吞掠夺全社会和大多数人的财富,满足一己之欲,小团体之欲。或许正因如此,才有了孔子“苛政猛于虎”的悲叹,也有了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的哀叹:“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4]以及杜甫对横征暴敛的控诉之诗:在《白帝》里,“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5]在《虎牙行》里,“征戍诛求寡妻哭,远客中宵泪沾臆”[6], 在《甘林》里,“时危赋敛急,脱粟为尔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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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可想而知,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政体下,小民可以苟且偷生的唯一希望,就是能够遇上一个宅心仁厚的皇上,或者青天大老爷。否则,就只能接受横征暴敛之苦,流离失所之宿命了。问题是,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历史昭示我们,唯有每个朝代的初创初期,才可能出现短暂的轻徭薄赋,老百姓才可能勉强苟活,其它绝大多数时间,老百姓都无法摆脱被横征暴敛的命运。即就是在所谓的盛世,在歌舞升平,莺歌燕舞的背后,往往也只是封建统治者有意打造出来的幻象而已,“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总是这个恶政如影相随的赘瘤,一刻也不曾离去过。

深究其因,专制独裁者及其依附者自私自利的穷奢极欲和好大喜功,无疑是导致社会财富浪费损耗的主要原因,但根本在于皇权专制体制自身的极端恶劣性。而且,其穷奢极欲式的挥霍与浪费,不仅生前如此,死后仍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的“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谓,属之咸阳。”[8]唐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里这样记载:“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9]项羽火烧阿房宫时,“火三月不灭”。其规模之大,劳民伤财之巨可想而知。而且,秦始皇不仅在世时无度挥霍,极尽铺张,死后也是极尽人间奢华。秦始皇在13岁刚即位时起,就开始在骊山为自己修造坟墓。统一六国后,营建工程随即大规模进行,前后共经营了38年之久,直到死时,工程尚未完全竣工。其陵墓依骊山而建,高50米,周长2公里,像座山陵。这些花费,无疑都是民脂民膏啊!

秦始皇如此,隋炀帝也如此。客观地讲,隋炀帝即位初期,在赋役立法上并未加重民众的负担,而且还废除了妇人和奴婢、部曲的课役,把男子的成丁年龄放宽到22岁。但既便如此,他的三大嗜好却在赋役法之外加剧了专制的横征暴敛。其横征暴敛的财物简直无法统计,被征用的民夫和兵员约1000万人左右,当时全国总人口计4600多万。就是说,除去老弱妇幼,丁男的大部份被征调了。为了游乐,他就在洛阳建造宫室,每月要征发丁男200万人服役。而且,常在月夜里带着骑马的宫娥数千人去西苑,集中乐人和舞人3万,把长安和洛阳两个都城的所有锦彩几乎都给他们做了衣服;并调集全国的乐人和百戏到洛阳,供他观赏。同时还征丁男100多万人开通济渠,又开邗沟,选龙舟和杂船数万艘。公元605元,乘四层高的龙舟,率领一、二十万人出游江都,拉船的壮丁就有8万多人,这还不算拉军船的士兵,仅船队长就有200多里,骑兵则沿运河两岸护送。公元607年往北游,征发河北十多郡的丁男凿太行山修筑去并州的大路。游到榆林,又征发丁男100多万人筑长城,西起榆林,东至紫河,限令20天完成,民夫死去十之五六。同时,为了战争游戏,先后三次发动对高丽的战争。为此征集河北男女100万人开永济渠,与通济渠相接连,两渠共长3000多里。[10]凡此等等,可谓罄竹难书!无不成为横征暴敛的幕后推手。

明朝皇帝也是如此。万历十一年(1583),年仅21岁的神宗皇帝就开始率众寻找“吉壤”,筹划营建自己的陵墓。而且高标准建造“定陵”,前后用了大约6年的时间。所用杉木,是西南云、贵等地深山老林里的上好木材,仅数千里的运费可想而知;所用大砖,是从千里之外的山东临清专门烧造的;所用的巨大汉白玉石料,则是在百里之外的房山大石窝开采的。而为了建陵,每天动用的工匠、民夫多达3万余人,而且不分酷暑严寒,日夜紧张施工。建陵耗费的白银大约有800多万两,相当于当时约两年的全国田赋收入总和,约折合当时1000万贫苦农民一年的口粮!就这还不够,神宗依然将全部注意力转向现世的享受,一切极尽铺张浪费。比如,皇长子及其他皇子办冠婚礼,他一次就从国库支走白银934万两,外加袍服费用270多万两,很快挥霍一空。生一个女儿,就要户部、光禄寺各进奉白银10万两;公主出嫁,也要讨取数十万两银子做嫁妆费。万历中期时,为了买到称心的珠宝,一次就花掉白银2400万两。因此,在神宗的示范带动下,宫廷费用也日益增大,每年仅脂粉费便高达白银40万两,织造龙袍的布料达15万匹。[11]

因此,在如此极端非人残忍的专制统治下,老百姓要活命,就只有三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像牲口一样活着。这也是大多数人的选择,隐忍苟活,只要有一口饭吃,都会抱着“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心态,以放弃做人的尊严为代价混日子。第二条就是选择逃跑。这也是不少百姓本能性的选择。如果有可能,不少人就会抱着“惹不起还躲不起”的侥幸心里选择逃跑,或外地乞讨,或深山埋名。当然,也有少数人选择了抗争。一些有胆有识者,或身体强壮者,抱着“等死也是死,倒不如起而反抗,或许能杀出一条血路”的赌博心理,会选择揭竿而起赌一把的路子。

然而,就第二条路而言,在极端不人道的横征暴敛专制体制下,又有谁能躲得了呢?对此,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早已给出了答案。遗憾的是,不少后世与当世之士,竟然把横征暴敛逼迫老百姓逃亡的账算在了依附皇权专制的官僚集团、具体的赋税本身及其征管技术不精上。“夫流亡之人非爱羁旅、忘桑梓也,敛重役亟,家产已空,邻伍牵连,遂为游人。”[12]认为人们逃亡,主要是逃避赋税与徭役。而治标不治本的“两税法”出台,实际上就是针对逃亡户的。“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13]事实上,赋税户逃亡直到唐后期都没有停止过。当时的情况是,一家逃而牵动乡邻,一乡动而牵动全国。对此,有元和十三年(818年)李渤上书为证:“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闅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14]又据《旧唐书》和《新唐书》记载,天宝年间,郴州八县有31303户,道州五县22551户、139063人,永州四县27494户、176168人,衡州六县33688 户、199228人,以衡州户口最多。元和六年(811年)正月,衡州刺史吕温在“简获隐户奏”奏折中告诉我们:旧额原有的18407户,现在清查后仅存8257户;逃亡或死亡10000多户,新查出隐藏户16700[15](《唐会要》为16007,相差六百余户);则衡州当时有户24857。可见,从建中元年到元和五年的三十年间,衡州逃户及贫病死亡就达10000多户,占整个户口数的55%,而新逃至的又是16000多户,占当时户口总数的66%以上。逃亡与新逃至的达二万六千多户,超过当时当地户口总数二千多户。

倒是后者,也就是第三条道路,反倒成为抗击横征暴敛和中国社会改朝换代的主要力量。尽管大多数抗税者的反抗被镇压,但总有幸运者成功。这就构成了中国社会朝代不断更迭变化的“周期性现象”。悲哀的是,每一次王朝的更替,都是一次大规模的社会灾难,都是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受苦的都是老百姓,苦难大多由老百姓承担。正如张养浩所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16]

毋庸讳言,当横征暴敛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时,也就是大规模民变反抗之际。历朝历代的龙椅易姓,哪一次不是引爆于封建皇权专制的横征暴敛,不是缘于专制皇权的极端非人道、不自由、不公正的本性。秦二世而亡,汉之衰,隋唐之灭,明清之换代,无不是起因于专制皇权的横征暴敛。仅举明朝灭亡之例佐证,万历朝中后期,由于明神宗朱翊钧的挥霍无度与横征暴敛,加上水、旱、蝗之灾连年,最终导致了财政枯竭,民怨沸腾。尤其是矿监税使肆无忌惮地压榨,更使加剧了人民反抗的情绪。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山东临清最先爆发了反对横征暴敛的斗争,矛头就是直接指向税使马堂。人们冲进衙门,焚毁税署,杀伤马堂爪牙多人,并将其本人赶跑[17]。万历二十九年(1601),江南爆发了一次明朝末年最有声势、组织最严密的反矿监税使斗争。而李自成带领的农民起义,逼死崇祯皇帝,让大明江山易主,同样是因为明帝国专制的横征暴敛。

遗憾的是,历朝历代的文人学士,虽然看到了横征暴敛的危害,但却看不到横征暴敛的体制性罪恶与根本,多是把横征暴敛的原因或归结为昏君当道,或青天消遁,或执法不严,或赋税征收技术不高,即“横征无艺”等枝节性因素。岂不知,虽然历朝历代都出现过诤臣死士,但终难抵御皇权专制体制本身的背道与恶性。曾经壮烈殉国的傅宗龙,曾“初入见,即言民穷财尽,…豤言不已”[18]。赵翼在《五代盐曲之禁》条也指出,上至朝廷,下至州县官吏“峻法专利,民已不堪命,况赋役繁重,横征百出,加以藩镇之私敛,如赵在礼之拔丁钱,每户一千,刘铢之加派秋苗,每亩率钱三千,夏苗亩二千。民之生于是时者,可胜慨哉!”[19]但这能达天庭,获取皇帝的认可吗?在《南宋取民无艺》条中指出,南宋大肆榨取,“于是民力既竭,国亦随亡。统观南宋之取民,盖不减于唐之旬输月送。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明万历矿税之害》条,赵翼指出,矿使税监“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随地生变。迨(万历)帝崩,始用遗诏罢之,而毒痈已遍天下矣”。[20]并且疾呼:“民穷财尽,困于催科。”[21]情何以堪,可又有谁理解应和,听得进去呢?

可见,横征暴敛仅存在于专制政体或寡头政体,根源于这种政体本身的极端不人道、不公正、不自由、不平等的恶劣本性。横征暴敛的本质就在于,蛮横不讲理,不把所有人当人看,仅仅关注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因此,横征暴敛也就不是一个数量多少或者税负“谁负”的问题了,根本说来,在于横征暴敛背后民意基础的狭窄,在于税权的不合法,在于赋税的目的只是为了一个人、几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最大化。老百姓在他们眼里,不过是草民,是会说话、可以生财的根据而已。正如黄钟先生所言:“横征暴敛或轻徭薄赋,不是个百分比多少的数字游戏,…中国自秦汉至满清覆亡的赋税,无论数量大小,都属横征暴敛,都是苛政、虐政。”[22]

宋代朱熹在《已酉拟上封事》中说:“国家财用皆出人民,如有不节而用度有阙,则横赋暴敛必将有及于民,虽有爱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泽矣。”[23]其实,朱熹先生此话仅仅说对了一半,其论若要成立,还应加上一个前提,那就是民主制度的保障。假如没有这个制度的保障,实质性地约束税权,有效防止税权的滥用,肯定“横赋暴敛必将有及于民”。

2011/5/8

注释:

[1](英)埃德蒙·柏克.美洲三书[M].缪哲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5.
[2](清)吴趼人.痛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张雁深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20.
[4] (唐)柳宗元集校点组. 柳宗元集[M]. 捕蛇者说,北京:中华书局,1979.
[5] [6] [7](唐)杜甫.杜甫诗集[M]. 白帝. 虎牙行. 甘林,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
[8](西汉)司马迁.史记[M].秦始皇本纪,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9](唐)杜牧. 樊川文集[M].阿房宫赋.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
[10] 张维. 隋炀帝:赋役法之外横征暴敛[OL].
[11][17] 李富民.明神宗朱翊钧–明朝衰亡的肇始者[A].李富民.明亡清兴六十人(上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2] 韩思彦传[A].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3] [14]杨炎传[A].李渤传[A].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15]萧平汉.唐代中后期湘南人口逃亡略说[N].光明日报(北京).2010.11.23.
[16] (元)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A].张养浩集[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
[18] 明神宗朱翊钧–明朝衰亡的肇始者[A]. 李富民.明亡清兴六十人(上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9] [20] [21](清)赵翼.陔余丛考[M].五代盐曲之禁,明万历矿税之害,北京:中华书局,2006.
[22]黄钟.衡量横征暴敛的标准[OL].
[23](宋)朱熹.已酉拟上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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