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亲爱的,不只是孩子

@ 十一月 15, 2014

陈可辛第一部北上之作《中国合伙人》大卖5亿,一举赚回《投名状》《十月围城》《武侠》亏本的钱,空前成功催生出《亲爱的》的尝试。《中国合伙人》的商业片气息非常浓烈,题材属于陈可辛之长,但没有太深的个人风格。这部取材内地、拍于内地、演于内地的《亲爱的》,却打着强烈的陈可辛烙印。

影片的广告植入接二连三,《亲爱的》的商业片基本属性呼之欲出。但是,《亲爱的》的故事结构、悲怆气息、略有纪录片影子的结尾,这些元素都忤逆了商业片其它的约定俗成,正如黄渤对陈可辛说的那样,“导演,你确定要这样拍?这是商业电影大忌!”陈可辛回答得也很有味,“一生中总要拍那么一两部,不用那么瞻前顾后的作品。”

《亲爱的》就这么看似仓促地成型了,“不用那么瞻前顾后”不仅宣告坚持自我的陈可辛又回来了,更解开了陈可辛的思想枷锁,使他无所畏惧地伸向从未触电过的敏感题材,发人深省地思考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电影本就是导演内心的独白,陈可辛用银幕发表了他的社会哲学,而这种哲学是多元的。

从始至终,陈可辛没有给“田鹏案”的犯罪嫌疑人老杨一个正面镜头,因为老杨只是故事的导火索,思想迸发的催化剂,不是主角,主角是由老杨坑害的三元:俩小孩、小孩的亲生父母、养母李红琴。随着故事发展,由老杨一人衍生出的三元又牵动出多元,陈可辛分别贬大于褒地表露出个人态度:对公安教条化的不满、对无良人士“金钱重于良心”的批判、对社会团体嫌贫爱富的讽刺。当然,这些是附加值,主要价值还是拐骗引起的伦理问题。因此,《亲爱的》并非简单地指责拐骗,根本是在反思拐骗行为造成的多元影响。

若有所思

若有所思

一般导演拍这种题材,会把焦点放在打拐的“打”上,于是,影片将变成抗日神剧似的圆满结局,过程也简单粗暴:丢孩子、找孩子、抓骗子、一家团圆,生活如初。陈可辛没有墨守陈规,他把焦点放在了拐骗后的影响上,这与《亲爱的》取材于纪实性的新闻报道有关。真实,为他提供了更深入的基础。

影片前半部分讲“找”,重点描绘的是父母失去孩子后的心理,那场寻子会一同分享心路历程的戏便是前半部分的缩影;后半部分讲“要”,李红琴要孩子,田文军和鲁晓娟也要孩子。随着李红琴的登场,影片的高潮随之而来,陈可辛真正想说的话,想要观众感受的东西,想要社会关注的精髓,都在这部分。亲生父母和养母,孩子到底不能失去谁?财富与陪伴,到底哪个更重要?拐骗不是二元化的对立,而是多元化的碰撞,不是简单的抓捕和定罪,而是复杂的呵护与赡养,受伤最深的不只是孩子,还有与之相关的家庭。

从某种角度说,赵薇饰演的李红琴是这起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她不知情,她很无辜,她对丈夫不可辨驳的真情换回的是恶意的欺骗和沉重的打击。对于李红琴的同情,来源于赵薇影后级的表演,更是来源于李红琴人物原型面对镜头,哭成泪人地倾诉:“家里空荡荡了,不想回这个家了。”

或许有人觉得《亲爱的》和《中国合伙人》一样,也看不到陈可辛的个人风格。事实上,直击观众心底,感动溢于言表,不正是陈可辛的个人风格吗?巅峰之作《双城故事》《甜蜜蜜》不正是感动突如其来吗?影片结尾看似过于仓促,其实,伴着赵薇因恍然大悟而痛哭流涕,还有吉芳趴在窗台等着妈妈的孤寂,陈可辛把镜头拉远,留下苍凉的光影,这样的戛然而止恰到好处。

在这一刻,你会发现,亲爱的,不只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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