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不起媳妇的陕西农村人

@ 十二月 1, 2014

原文首发于《百度百家》,作者“老愚”。】

锣鼓喧天,鞭炮炸响,十三辆彩车徐徐驶入高家村,除了载人的小轿车外,一辆满当当的卡车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冰箱、电脑、电动车、一摞喜气洋洋的被子…今年春节前,我目睹了邻家娶亲的全过程。

彩礼钱已经上升到四万元(在2009年前后尚在一万元上下),把一个媳妇娶进门,除了这笔越来越高的彩礼钱外,还要送“四金”给女方(金耳环、金项链、金手镯、金钻戒,估价在一万多元)以及彩电等大件物品——男方买好,娶亲前一天送过去,然后再当作女方的陪嫁运回来,大约需要二万多元,如果再加上盖房的花销,总体花费高达十余万元。

若娶北边邻近山区彬县一带的女子为妻,彩礼钱的数目还将上升到六万元;在陇县地区,则已高达十万以上。

家庭条件好的男子,可以娶到当地女子,家境差的只能花高价迎娶偏远山区女子。家境差到无法支付彩礼钱的,只好打光棍。有一个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将近一半三十岁以上的男子处于剩男状态。

据本村一位资深媒婆说,男方家境的好坏与彩礼钱的多寡呈负相关关系:家境越好,彩礼钱越少,——男方变成了香饽饽,女方害怕过高的彩礼会导致对方变卦。

在当地,因自由恋爱缔结婚姻的比重在逐年增加,但媒婆依然是婚配市场不可或缺的角色。

“现在完全是女的天下,”绛中村业余“红娘”张先生说,“一个女的可以挑选十个以上男的”。这位六十来岁农民的身份是“经纪”,当地人的牛、猪、羊之类的交易,大都由此类民间人士撮合而成,他们以此获得佣金收入。

他的巴掌大的本子上记着各种信息:

  • 某男,一米七,车,房,厨师,有爹娘,体健;
  • 某男,一米七五,大专,娘死,月入三千六百元,比亚迪;
  • 某女,一米六,中专,男方身高须在一米七五以上,有车、房,有存款;

男多女少,僧多粥少。初二那天下午,他家二百多平米大的院子被相亲的人塞满了。四五个女子,三十多个男子,还有一大帮陪同者。

据他介绍,女方对男方有各种苛刻的要求,包括身高、学历、财产、职业等等,男方则只要求对方身体健康、相貌端正。小本子上记着他从各处获得的信息,一旦有新的客户,通过数分钟交谈,他就可以判定其智力和情商,从自己的记忆库里搜出相匹配的对象来,“八九不离十吧?”张先生去年撮合成了五对,颇有成就感。若自己手里无合适的对象,他就会打电话给该地区其他村里的同道,迅速找到匹配者。

他们已经组成了一个信息共享的说媒网络,谈成了好处共沾。他们都是利用黄金假期穿针引线,一到国家法定的节假日“五一”、“十一”、春节,就是他们最繁忙的季节。

前来委托找寻对象的,必须先交一百元“电话费”,不论成败一概不退。牵线拴住一对可人儿,媒婆所得亦算丰厚,从几年前的数百元已经涨到当下的三千元。至于“谢媒礼”,那些结为良缘的男女,会在订婚之后,送上一个三五百元的红包——视心情而定。

到他们这儿找对象的,并不仅仅限于农村。很大一部分是在城里打工,找不到合适配偶,转而回家寻找合意对象的。“昨天就有一对,男的是西安医科大学毕业生,女的是陕西科技卫校毕业,我一看两个人的情况,就觉得有戏。果然,两个人一见面就聊上了,分别时留了电话。”张先生兴奋地说。

最有趣的是,张先生夫妇近水楼台先得月,已经为女儿觅得了佳偶。我访问的初三这天下午,他们还将带儿子去东边的村子去相亲。在西安做厨师的儿子,原本谈了一个对象,他们嫌远,说服孩子与其分手,预备将物色到的一个好女子娶到自己家里来。二十六岁的儿子在阳光下玩着手机,他对即将到来的见面抱有期待,“离家近,父母看上的,肯定错不了。”

几位媒人都为家庭条件不好的男子发愁。据他们介绍,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剩下的女子,丈夫出事的女人,即使拖家带口,也很快就被人娶走。“现在好像正在进行一场抢媳妇的战争!”

性别严重失衡的祸根,不能不归之于一刀切的计划生育制度。因为一胎化政策,许多女婴被作死,上年纪的人经常痛惜道:那时候,壕沟里随处可见她们的尸体。在当地的政府志里,从1979年官方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到2013年,该地区的人口性别比仅仅在不足两个点上徘徊:即在105.7:100—107:100的水平上滑动。负责计划生育的官员在私下场合也承认,男女性别比或许已经超过130:100。专家们的说法是,到2041年,中国将有四千万男子面临无妻可娶的难题。

我调查了本村一个大家族的三代生育史,第一代:六对夫妻生育男孩14人,女孩8人;第二代十四对夫妻生育男孩20人,女孩19人;第三代32对夫妻供生育男孩20人,女孩24人。照这个数据还不能得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结论。但另一个调查或许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考。本村一小组十八户人家,共育有28男20女,有20个男子在外打工,二人娶回外地媳妇;女子都在外面打过工,其中二人外嫁他乡。本来数量差别不甚大的男女,因为大批进城打工的缘故,安分的在城市成家生子,不安分的或被人包养,或成为性工作者,处于漂浮状态,乡村由此而产生越来越严重的性短缺。而男子绝大多数都要回家婚娶,能带回外乡女子的寥寥无几,绝大多数人还得在当地寻觅配偶。

乡村性贫乏是城市性丰饶的必然结果。迅疾而粗糙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权势者对性的不知餍足等因素,造成优质性资源的高度集中,城市庞大的剩女群便是被侵入者挤出的人群之一,乡村广大的剩男亦是受害者——他们失去了正常婚配的可能,被迫成为性缺乏者和待婚者。

当城市性泛滥得到有效遏制之后,一大批女子的返乡或许能为老光棍们带来福音?更有可能的是,因为性致富路径的塌陷,更多的乡村女子不再进城也未可知。这是我能想到的“东莞扫黄”的正面价值。

让性贫乏者有性的滋养,让旷夫怨女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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