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与公正:好人受苦与坏人享福的难题(3)

@ 一月 14, 2015

原文首发于《谌洪果的BLOG》,感谢作者“谌洪果”的分享,曾撰文《做无愧良心的教师》。本文较长,为分担阅读压力而分段刊发。前篇回顾。】

七、不必要的恶

从现实层面反对上帝公正的最有力的理由,就是各种不必要的恶的存在。不必要的恶是指那些不能产生任何更大的善的恶。批评者指出,即便上帝容许恶的存在有着美好的心意,试图让人们从苦难中学习和实现更大的善与幸福,但无论如何,世界上恶的数量也太多了,那些被大火烧死的无辜者,那些被杀害的儿童,难道真有什么正当理由让他们遭难吗?即便善实现了,他们本身不也被恶所毁灭了吗?难道世间全部的恶都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善或消除更大的恶?有神论可以把恶当成达到更大的善的途径,即让更大的善吸收恶。问题在于,一小部分的恶的存在就足够了,就如只要一点点黑色就能分辨白色了,为什么非要让那么多的苦难存在呢?这些多余的恶也足以否认上帝的存在。此外,上帝并没有负责任地使恶的效果归向善。同样的恶,是可以让人更勇敢、更善良、更体贴,但它也可能产生更大的恶,使人变得更堕落,更糟糕,更加充满怨恨和苦毒,你不能简单地指责说人们浪费了以恶行善的机会,这样说其实还是过于冷漠,没有体谅人在现实境况中的软弱。

麦基对这种恶导致的败坏,即无法吸收的恶,有淋漓尽致的揭批。这里根本的分歧,还是在于数量计算的标准,即前面提到过的支撑不同立场者的基本信念问题。对于信靠一个慈爱的神的人而言,他当然会认为人类整体的堕落和败坏,实现了最伟大的善。正是那个最无辜的十字架上的耶稣,通过他的死亡和复活,一次性地赎回了所有的恶。换言之,对于基督信仰者来说,善的力量毫无疑问完全吸收了恶的数量,最终使人们通过认信基督而有了得胜的盼望。但对于那些不相信道成肉身和十字架的真理的人而言,当然会拒绝这种善吸收恶的救赎方式,所以他们眼中恶的数量一直远远多于善的数量,但又找不到别的彻底消除恶的出路。要知道,人试图通过自身力量彻底清除恶的所有努力,包括各种乌托邦的实验,最终都带来了更大更多的恶。分野还在于你信什么。

然而,出于学理思辨和认识深入的考虑,我还想提出更彻底的反驳意见:即便善完全吸收了恶,从伦理情感的层面,也是无法接受的。莱布尼茨说,这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因为所有恶最终都实现了善的目的。这种充足理由观遭到伏尔泰的讽刺,他说,鼻子是为戴眼镜而做的,所以我们才有眼镜,腿是为穿鞋而安排的,所以我们才有鞋袜。伏尔泰的反讽再次提醒我们,为上帝的公正辩护要慎之又慎。虽然贫穷的人有福了,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但还是要尽量避免贫穷和逼迫,因为苦难本身并不是一件好事。就像约伯的遭遇一样,尽管他后来获得了更大的幸福,但他死去的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终究是死去了,在感情上造成的创伤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就如有论者决然指出的那样,通过牺牲善而实现的第二次的善,根本上已经不是善了,也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所说的,儿童的一滴眼泪足以让我们拒绝进入天堂的门票。

八、恶与苦的生存性问题

理智上想通了,不等于现实中能行得通。这是信仰最大的挑战,也是信仰最有价值的地方,如果我们非要从价值层面衡量信仰的话。对于苦难与罪恶的原因和目的,即便我们已经有比较不错的论证,但回到生存的现实,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难题。所有那些杰出的信心榜样,一旦置身于苦难当中,都曾向上帝发出过怀疑、抱怨和指控。当人们受到不公和苦难时,上帝在哪里?痛苦的煎熬实在难以承受,令人绝望,就连十字架上的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刻,也无助地求问“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曾经写过《返璞归真》为纯正基督信仰辩护的路易斯,在爱妻癌症离世前后,也写了《卿卿如晤》,质问上帝的沉默。他愤愤不平地说,“说上帝是宇宙级的虐待狂,也没有完全发泄出心中的恨。”

然而,奇妙的是,这些直面上帝的质问和抗议,最终反而坚定了虔信者的信心和盼望。原来所有的痛苦和不公,只有将其与更高的善及公正相对应,并着手建立更加亲密的信心关系,也许才能明白背后包含的爱的深意。就像克拉克所说的那样,“如果你没有体验过上帝的缺席,你就没有受过苦。”或者说,你所受的苦就是不值一提的。此时,所有的论证和辩驳,在恶的生存性面前都无能为力。而解决的方法,只能是将生命整全地交托给神,同时又带着这样的信念,将生命整全地投入这个破败而又可能修复的世界。在这样的活生生的关系中,抱怨和控诉都是良药。人性软弱的表现之一是,快乐时,我们遗忘了上帝,痛苦时,我们又抱怨被上帝遗忘。尽管像罗尔斯这样的哲学家,被纳粹集中营的屠杀而震动,从此不再相信上帝,但还有更多的人,恰好是在失意的时候,在苦痛的时候,在绝望的深渊挣扎的时候,才紧紧地抓住了上帝。
在面对苦难和不公时,冷峻训练更加从容理智的哲学态度,像罗素那样;时时进行反思权衡并寻求制度出路,像罗尔斯那样,都是有必要的。但是,通过他们拒绝信仰的心路历程,我看到了更多的茫然和更深的绝望。信仰不是遮蔽而是打开了我们的眼睛,它使我们从深陷其中的自我感受走出,重新认识和定位自己的身份,思考苦难的意义,这恰好是进行反思、对话、权衡的正确起点。莫尔特曼说过,即使勾销了上帝,人的苦难仍然得不到解释,人的痛苦也丝毫得不到减轻。要知道,我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能够清醒的认识自己,能够单单靠着自己的力量,就提升自己的道德和灵性。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有多糟糕,我们也并不知道我们有多宝贵。

九、善恶本身的复杂性

在信心的维度里,一方面,我们可以向我们相信的上帝提出各种质疑,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善恶本身的复杂性。这种复杂关系其实显示了自由与幸福的更加丰富的内涵。

首先,什么是善?如何定义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进化主义、实用主义,民族主义等等,都各有其善的标准。再加上斯温伯恩所归纳的信念的善与欲望的善、情感的善与行为的善、主观的善与客观的善、工具的善与结果的善、有意的善与无意的善等各种分类,善本身的确是很难把握的。这也导致作恶者往往不会承认自己在作恶,或者真心以为自己在行善。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善的面孔是模糊的,善是语境化的,相对的,而是想说明,正因为人的有限性,所以在对善的认知和实践方面会有各种偏差,进而引发各种冲突。就像我们前面所举的安提戈涅的悲剧一样,这种善与善的冲突,在黑格尔看来是典型的伦理性的悲剧。对于此类因恶的缺失而导致的伦理性痛苦,恐怕也只有将伦理的拷问提升到信心的拷问,才能有更深度的反思。

其次,善恶之间如何转换,其因果关系也非常复杂。其中至少包含三层意思:

  1. 那些表面中性的事物可能引起善恶不同的结果。休谟说,联系紧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部分,可能从造福八方的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风从地球表面运送水蒸气,为航行助一臂之力,但马上又会性情大变成为风暴制造海难。雨水滋养大地,但也会淹没大地。激情、野心、虚荣、爱、愤怒等既能引导人积极进取,增进关系,又常常成为脱缰的野马,带来更大的破坏。
  2. 人的不同体验也会对同样的事物有不同的善恶评判。一个人眼中的鲜花也可能成为另一个人眼中的毒草。同样是山,上山的感觉和下山感觉不一样。有人因为美好的回忆而喜欢雨中的浪漫,而有人因为痛苦的失恋而讨厌下雨;自然物质的固有属性也会给恶留下施展空间,比如木头可以用来建造房屋,也可以用来击打邻居。
  3. 善恶的言行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往往在人的视野和能力范围之外。好心办坏事的例子实在太多了,这一向是自由主义与家长主义争论的难题之一;像蝴蝶效应那样,你不知道你的一举一动对别人造成的影响有多大。一些人谨小慎微,做事周全,但因为一次小的失误,就可能毁了自己和别人;而另一些人做事莽撞,人品恶劣,终其一生却也没对谁造成太大的伤害。所以,只有放宽视界,我们才能真切理解约瑟在历尽劫波之后对他的兄弟们说的话:“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美好的。”

第三,恶的背后可能蕴含着善与无辜。尽管这种所谓的无辜,也可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观偏狭的。但恰好是这样的不甘和不平,让我们再次感受善恶本身的复杂。这里我姑且分四种情况谈谈:

  1. 本质的恶。是的,是有一些天生的恶人,“骨子里坏透了的人”。但在仔细观察了许多令人恨之入骨的恶人之后,我常常发现他们自身是多么的可怜,我甚至想写一本书,就叫《撒旦的无辜》,从作恶者内心的角度来展现他们的挣扎。在梅尔维尔的《漂亮水手》中,那位一心谋害比利巴德的警察头子,在某一时刻,因为瞥见了漂亮水手那不可企及的阳光与纯美,眼里闪现出无比的孤独和忧伤;在《金瓶梅》里,那个最坏的女人潘金莲,被嫉妒的烈火焚烧,残忍地害死了李瓶儿及她的幼儿。但我们从作者的描述中,却分明发现陷在嫉妒煎熬中的潘金莲,是最最痛苦无助的人。
  2. 平庸的恶。在阿伦特看来,这些人沦为了作恶机器的螺丝和环节,他们也许是个好的丈夫,好的父亲,好的孩子,却因为缺乏反思和判断,为了自己的位置和利益,而参与了作恶,随后又以完成工作任务、无法反抗等理由,而逃避应该承担的伦理责任。你能说他们是坏人?
  3. 集体的恶。集体的恶可谓平庸之恶的扩大和升级。当人找不到生命的归依,往往会以国家、民族、圈子等虚幻的集体来作为自己精神安身立命的家园。集体的恶说明人皆有罪,像莱布尼茨所谓的形而上的恶,因为一切受造物本质上的有限和不完美,所以必然会犯罪堕落。而就人类历史而言,集体作恶不绝如缕,其造成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任何个人的罪恶,比如纳粹、文革,在这一座座索多玛城中,谁能说自己是无辜者?当我们抱怨好人受苦时,谁又是好人?
  4. 高尚的恶,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其作恶的一个重要动机恰好是自以为在行高尚之事,人成为救赎主,想以自己的善和乌托邦,清理人世,消除罪恶。人类历史上,以自由、公正、人道、信仰的名义犯下了多少惨绝人寰的恶事啊。

以上我对善恶复杂性的归纳,不是严格的分类,而是重在展示善恶交织背景下的人的真实处境。出路在哪里?不是单单一句话“都信上帝吧”,就把一切都解决了。怎么可能?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句呼召,而在于认识信心带给人的逆转的奥秘。在这里,我不再像克尔凯郭尔而那样,把伦理行动和信心行动截然分割,相反,我认为,只有通过伦理自省和拷问,才能通向信仰的思辨;而只有借助信仰启示给我们的另一个世界,才能为现实的伦理反思找到全新的基点。

十、伦理拷问的价值

所以,最后,且让我通过有关伦理拷问的一个例证,来结束今天的讨论。

有一个叫郭玉闪的人,是一家民间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他具有儒家情怀,坦荡阳光,讲道义而又有担当。他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勇于践行公民精神的行动者。不幸的是,几个月前,他失去了自由。更糟糕的是,不久以后,他的六个师友皆陆续被关押,其中多半被他所牵累。在整个事件中,真正触动我的倒不是郭玉闪到底做过什么公义之事,而是他的妻子在第三封公开信《与夫书》中的反思。玉山夫人回忆说,玉闪几年前就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有过思考。他曾告诉妻子,人怎么能预知未来?怎么可能在事情来临时就衡量出做或不做的价值?只要问自己愿意不愿意做、能不能承担后果就行了。然而,此情此景下的玉山夫人不禁想要追问:可是,如果像党锢之祸时的张俭一样,连累了他人,而且还没实现那么像样的结果,那又当如何自处呢?在她看来这的确是无解的道德困境,因为对于玉闪来说,最不能放弃的是尊严,最令他难以割舍的是朋友。然而,当两者发生了冲突,当朋友受他连累,在不能放弃和难以割舍之间,他能守护什么?又能守护多少?

玉闪夫人的这番追问令我动容、感佩甚至欣喜。在我看来,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根本意义上并不在于有多少理想主义者和行动主义者,也不在于我们做过多少抗争,付出过多少代价,而在于那种哈姆莱特式的对自我正当性的拷问:to be, or not to be. 是的,我也曾经这样安慰说,没有必要有这么大的伦理负担,首先,玉闪并没有违背自己的良知和思行的一致性;其次,他并没有进行过道德绑架,那些愿意和他一同共事的人,都是出于成年人的自由选择;第三,每个人对自己的行动和后果负责,这种连累完全超过了当初的预料,也是行动者无法掌控的,等等等等。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说辞,但我还是想强调,伦理拷问的重点并不在此,并不在于面对这种困境,找到一些理由,来获得内心的平安,或证明自己的正确。

完全不是这样。伦理拷问首要指向的,永远是对各种自以为义的审视。这才是使那种道德困惑能得到真正解决的钥匙,包含着信仰之奥秘的钥匙。我这样说并没有抹杀行动和理想的价值,也没有否认有一些明显的公义与不义是如此容易区分,岂能混淆是非。如果在赤裸裸的邪恶与不公面前,都不敢承认某些自明的公义,不敢以公义来对抗不义,不愿以行动来改变苦难,那还谈什么人的尊严和活着的价值?可是,在这基础上,我们还有必要再前进一步。正是这样的为义受苦,可以及时击碎好人们那种自满自足的错觉。玉闪进去之前的焦虑,他与同道之间各种无谓的争论,早已暴露了这背后的危机。而失去自由,反倒使他有了重新审视自我的机会,就像那个俄狄浦斯,只有在刺瞎自己的双眼后,才知道自己原先是多么的盲目。想想这该是多么的荣幸,就像玉闪夫人说的那样,这何尝不是最好的礼物?

是的,我们都可以把痛苦作为一种礼物,而不是视为单纯的诅咒。奥斯卡·王尔德曾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得不到想要的,另一种是当人得到之后。”套用这句话,我们可以说,世界上也有两种喜剧,一种是没有失去想要的,另一种是在失去之后。面对邪恶与苦难,在世的努力是一个维度,而仰望神的救恩,则是另一个维度,能穿越所有维度的维度。上帝曾对以色列人说,“我必粉碎你们夸耀的力量”,就要这样,就得破碎,才有重建的可能。凭什么好人就不能受苦呢?在一次次的伦理拷问之后,我们一点点地赢得信心,并在这个过程中,一步步接近那更高的真理与更辽阔的爱。我们这些愚拙之人,失去越多,领受才越多,才越不忘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源头。当我们从痛苦中不断学习信心的功课,或许才能一窥良善与公正的奥秘,从而带着永恒而悲悯的目光,像上帝爱我们一样,去爱世间的好人与坏人,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的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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