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不需高于生活

@ 二月 5, 2015

原文首发于《思想的防空洞》,感谢作者“狄马”的原创分享,曾撰文《听书记》】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接受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两报一刊”。“两报”指《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一刊”指《红旗》杂志。那时电视对许多普通百姓而言还是一件奢侈品。《参考消息》、《大参考》之类更是特权阶层的专利。在那样的社会里,人们几乎所有的生活都是事先规定好的,从吃饭穿衣、工作睡觉、结婚生子、疾病死亡,甚至死后骨灰盒的大小都是组织研究决定的。那时,人们吃着同样的饭(瓜菜代),穿着同样的衣服(中山装),读着同样的书(《毛泽东选集》),做着同样的梦(十五年赶英超美),甚至戴着同样的避孕套做爱——因为避孕套也是组织统一发放的。不存在计划外的思想和独立的生存方式。生活完全被国有化了。

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九十年代末,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才变得多元起来。从每天的海量信息里,包括大量的垃圾信息、负面新闻以及来自境内外形形色色争奇斗艳的丑闻揭秘中,你才发现生活原来并不像新闻联播告知我们的那样有条不紊,那样整齐划一。甚至连小说家也感慨:与现实的荒诞相比,小说的荒诞真是小巫见大巫(余华)。过去有一句话叫,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实际上,只要你每天上网看看,就会发现,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文学来源于生活”是对的,但“高于生活”是不可能的。正如大自然中没有那条河流会高于它的源头,作为“流”的文学也不可能高于生活之“源”。硬要“高于”,就只能人为拔高,揠苗助长,弄成“假大空”,弄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土偶木雕,代表作是江青女士的八个样板戏。

配图
(图片来自网络)

有人说这说法来自西方,但西方的文艺理论,从柏拉图开始就强调的是文学,包括艺术,是对生活与自然的“摹仿”,并没有说“高于”。柏拉图认为,一切物质的自然形态的东西,背后都有一个“idea”,即“理式”。“理式”是自来永有的,是神创造的;而匠人是摹仿神的“理式”制造一个个有具体形态的物品;诗人、画家则又摹仿匠人们制造出的物品,写出或画出它们的具体形态。因而,画家、诗人的作品不但不可能高于生活或自然,而且还低于它们。因为真实的生活或自然与“真理”(“idea”)只隔了一层,而画家、诗人笔下的东西与“真理”隔了两层。亚里士多德继承了他的老师柏拉图的说法,认为一切悲剧、喜剧、史诗和音乐艺术“总的说来都是摹仿”。差别只在“摹仿中采用不同的媒介,取用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而不是相同的方式。”比如悲剧摹仿比我们好的人,喜剧摹仿比我们坏的人。他认为摹仿是人的天性,是人类自孩提时就有的本能。人类从摹仿中获得快乐和知识。

中国古人也从来没有说“文艺高于生活”的话,他们只说:“情动于衷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或“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之类,说的都是文学艺术要有感而发,言之有物,实质是一个“写真实”的问题,并没有说文学艺术和生活谁高谁低。

究其源,所谓“高于生活”,大概滥觞于前苏联的文学教科书,兴会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流行于文革时的各种理论小册子。其目的就是要粉饰太平,装修生活,在“高于生活”的幌子下篡改现实,加高本来不高的生活。由于要“高于生活”,因而才会把剥夺农民的土地说成《创业史》;由于要“高于生活”,因而才会在大饥荒的年月写出讴歌祖国欣欣向荣的《茶花赋》;由于要“高于生活”,因而才会将生灵涂炭、神州板荡的文革描绘成《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由于要“高于生活”,因而才会将地震中死去的孩子,说成是“纵做鬼,也风流”…谬种流传,一直到今天,还有人指责杨显惠的小说《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不像小说,更像报告文学。因为它真实地摹写了生活,而不像通常的小说所做的那样“高于”。

实际上,与生活的丰饶、复杂和无限比,文学艺术永远是有限的、滞后的。后者的描摹速度,永远也赶不上前者的刷新速度。亿万兆生灵在本能、命运和意志的驱使下,生成的多如恒河沙数的秩序、故事和想法,永远是文学艺术的宝库。作家、诗人、艺术家可以将它描摹得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但永远不要在价值上轻言“高于”。在生活面前,作家、诗人、艺术家应当常存敬畏之心,摹写唯恐不足,表现唯恐不力,揭橥唯恐不深,传述唯恐不达,何谈“高于”?

2013年8月6~9日草于长安饮马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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