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的前世今生

@ 二月 20, 2015

原文首发于《商子雍的BLOG》,感谢作者“商子雍”的原创分享,曾撰文《独裁暴君的黑历史》。】

春节是一个古老的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出现、发展和完善,是在农耕文明时代,也因此,仔细考察节日期间的民俗,就很容易发现农耕文明的烙印。

农耕文明时代(特别是这个时代的早期),人类为谋求生存、温饱和发展所进行的劳作,是非常辛苦的,在经历了春种、夏忙、秋收的辛劳以后,身体需要休憩,精神也需要抚慰,而冬季农闲,有大段的时间可供消磨,另外,此时仓内粮满、圈里猪肥,也有充裕的物资可供消费。旧时歌谣:“新春到,闺女要花,小子要炮,老头儿要一顶新毡帽…”所反映的是人们在物质层面的追求;而五花八门的祭祖、祈福、悬挂桃符、张贴门神等活动,则折射出人们对精神抚慰的渴盼。

最早,人们把这种在冬尽春来之时所进行的活动,称之为过年。为何如此相呼?民间的说法多种多样。但我觉得比较靠谱的一种是,我国古代的字书把”年”字放禾部,以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由于谷禾一般都是一年一熟。所以,“年”便被引申为岁名了。过年,标志着新一轮春种、夏忙、秋收的起始,而过年的这一天,最早的名称是元旦而非春节,即宋代吴自牧《梦梁录》之所谓:“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 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历法的变化,究竟哪一天才是元旦,也并不确定。夏朝的夏历以孟喜月(元月)为正月,商朝的殷历以腊月(十二月)为正月,周朝的周历以冬月(十一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以阳春月(十月)为正月。一直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新的历法“太初历”的诞生,才重新规定孟喜月(元月)为正月,把孟喜月的第一天(夏历的正月初一)称为元旦,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如今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其实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就已经传入中国。直到辛亥革命后,各省都督代表在南京开会,公历才被决定使用,但对夏历(即民间俗称之农历、阴历),也不曾宣布废除或禁用。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同时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宣言书末尾所署时间为“大中华民国元年元旦”,这是正式文告中首次使用公历,也是首次使用具有现代意义的“元旦”一词。随之,孙中山下令,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改用公历纪年,并以1912年1月1日作为中华民国建元的开始。

尽管官方宣布改用公元纪年,但延续了上千载的农历正月初一过年的民间习俗,却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不曾被民众舍弃,只是这一天不能再被称作元旦了。这种农历新年没有名分的岁月,不是很长。1913年夏,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衿向大总统袁世凯呈上一份关于民俗改革的报告,文中称:“我国旧俗,每年四时节令,即应明文规定,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都得休息,政府公务人员,亦准假一日”。袁世凯阅后,只批准了以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规定这一天各政府机关、社会团体、文教科卫等部门例行放假,于翌年开始执行。

所以,尽管春节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节日,但春节这个名称的使用,却仅仅只有百年出头。

农业文明时期的春节,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头一年的腊八喝粥拉开序幕,到新一年正月十五灯节过罢方告结束。在秋收以后、春种之前的冬闲时期,安排这么一个内容丰富的盛大节日,对于平日里物质以及精神都相对较为匮乏的古代社会,真是恰其时也!

配图
(图片来自网络)

作为民俗的一种,节俗也是一种文化。但凡成熟的文化,不但得有丰富的内容,而且也须有稳定的形式。形式对于文化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它是文化的载体和养成途径。从这样的认知去观照在中国绵延了几千年、且至今生生不息的春节,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春节,有着真实的内容和功能,不是空洞的虚文假式,能够打动人心;在形式上,春节固然也有着深刻神圣,但更多的则是生动有趣,使人乐于参与其中;再者,即就是在重农抑商的旧时,春节活动中也蕴藏着可观的商机(市场经济的今天就更是如此),所以,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家的推动下,春节怕是想不热闹都难!

但在过去的百年,春节的经历,却是多有坎坷。

说来有趣,可能由于春节这么一个称谓,是源于袁世凯颁布的政令,再加上此人后来又复辟帝制、搞得臭名昭著,所以,一些反袁的人士,竟然把春节这个只不过换了个名字的传统节日,和袁世凯捆绑在一起反对。在北伐战争爆发前的1924年,孙中山甚至还提出过废除春节的建议,只是因为随后准备北伐,无暇他顾,这个“可怕”的建议才不了了之。

更有趣的是,1929年,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还正式发文,严禁民间在农历正月初一之时贴春联、燃放烟花爆竹、相互拜年等一切旧的民俗活动,这实际上就是要彻底取消春节这个历史久远、且意义非凡的传统节日。不过,这个由蒋介石亲自签发的“不许过春节”的通告一经发布,立马引发了反对国民政府擅改民俗的抗议风潮,而事态的发展也证明,有着深厚文化积淀且依然生命力旺盛的传统民间节日,绝不可能随着一纸禁令就烟消云散。蒋介石“不许过春节”的荒唐禁令,不仅当时被嗤之以鼻,也在历史上留下笑柄。

至于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包括春节在内的诸多优秀传统文化所受到的戕害,由于亲历者甚多,这里就不再赘言。

为什么要重提上述陈年旧事?是有感于近一些年来,“年味淡了”、“过年越来越没意思了”之类的抱怨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在我看来,产生这些抱怨主要原因还是出在文化上。

文化是一个永远没有终点的发展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其中一些内容(包括与之相适应的形式)的遗忘和旁逸,是十分正常的事儿。具体说到年俗,在历史上,燃放爆竹曾经是一种重要的文化需求。最早,它是处于弱势、且相当蒙昧的中国人,自己给自己壮胆的一种举措。科学昌明到今天,当初燃放爆竹的文化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危害公共安全的爆竹燃放,就成了一种彻头彻尾的陋俗。我承认,爆竹——特别是它的延伸品种烟花,确实能够营造出所谓的“节日气氛”,但较之社会付出的巨大成本,过年(以及在奥运会、世博会这样的活动中)燃放烟花爆竹,是严重的得不偿失。

增加过年的味道,使得过年越来越有意思,不应该、也不可能把那些早已(或早该)被历史淘汰的陋俗死抱着不放,而必须通过文化的发展进步来实现。遗憾的是,近百年以来,中国社会虽然经历了由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乃至信息文明的巨大嬗变,但在如何做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融合,以创造出既是历史的,又是现代的,既是传统的,又是时尚的,既是古老的,又是青春的崭新文化这个方面,却好像一直做的差强人意,而春节,更是几次遭到官方打压,这当然会影响到新年俗的萌生、发展和形成。所以,在文化这个层面端正认识、提升境界,在继承优秀年俗的同时,努力创造出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既为百姓喜爱,又对社会有益的新年俗来,才是眼下我们必须的关注之处和给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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