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

@ 二月 26, 2015

原文首发于《赤脚de大侠BLOG》,感谢作者“赤脚大侠”的原创分享,曾撰文《1970年代的春节》】

1973年,我已经是小学3年级的学生了。这一年,我父亲母亲在落实政策后,可以回“城”了。引爆全国下放干部们返城的引信,是1971年发生的一起轰动全世界的新闻事件——林彪叛逃事件。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件极具杀伤力的爆炸性新闻。有谁能想到我们的大救星毛主席的指定接班人,我们敬爱的副统帅居然叛逃并摔死呢。这直把8亿中国人惊了个目瞪口呆。

先是父亲又返回矿上上班,在总务科,管全矿职工们的住房分配。这是个没有职务的职位,连个科长都不是,却很有实权,因为那时的房子为稀缺资源。没房的想有房,有房的想换大房。小姐姐因可以给大姐做家务,所以一直在矿上的小学上学。缘于教学质量的考虑,父亲把我也带到矿上的小学上学。这中间,父亲和母亲做出了一个在今日的我看起来很不明智的决定,就是给我和小姐姐分别降了一级,说是怕我们跟不上矿上小学的学习进度,以至于我在学校感觉很是自卑,因为小学一年级曾经的同学们,现在居然成了我学长,真是没来由的降级。

每天,父亲要忙到很晚才回来,我常常一个人吃饭。那是段漫长而孤独的日子,新同学新环境。常常,我一个人跑到叶景兰家找她的弟弟虎子玩,可是,分别了几年,彼此之间仿佛陌生了,也玩不到一起去。我们以前的家,有了新的住户。常常,我会不知不觉地走到那,看那曾经的家,多么想进去,再躺在那辅熟悉的炕上啊,仿佛只有那才是自己的家,可为什么就被人家霸占了呢。父亲不是管房子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回自己的家呢。

大姐一家过着在当时看来时尚的生活,她把小外甥照顾得如王子一般,却对我这个远离家人的小弟不管不问。心中不平,却也无奈。想母亲,想那快乐的山野生活,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母亲,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生活。是否在那时,就预示着我的一生注定要漂泊。

我们家在矿上的房子终于有了着落。那是位于矿上中心地带的房子,进门是只有2平方多米的小厨房,由厨房直接就进到有近6米的细长的卧房了,也就是说,这是个6米长的大炕,赶上大车店了。没有客厅,更谈不上什么书房。可就是这样的居住条件,在当时也算是不错的了。因为父亲管房子,再加上我家人口多,就分在了房头,因为房头的前后院大一些,可以种地。父亲为能分得这样一套住房颇有成就感,我却无论如何不喜欢这房子,直到我彻底告别这套房子和这拥挤不堪的矿区,没有丝毫留恋。

终于盼到母亲要来了。

这次搬家,父亲没让我回去。和下放到乡下时只有两辆汽车不一样,搬家那天,整整拉了三四辆解放牌汽车。主力军是可以做家具的木头,甚至烧火做饭的柴火,鸡鸭等乱七八糟的。矿上的人看到这些,很是羡慕,说是这些下放的人发了,工资一分不少,还弄了这么多当时稀缺的木头以及柴火。

听到这样的话,我觉得很是可恶,3年的下放生活,让我聪明而富有才华的小哥哥成为废人,这些人,真的是没有一点点同情心的围观客吗。

我的班主任姓赵,个子不高,她的丈夫姓高,在学校教体育,个子也不高。

因为林彪叛逃,当时的国内政治,仿佛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是的,斗来斗去的,老百姓实在是有些累了厌了倦了。反映到日常生活,就是男人们开始热衷制作家具,女人们开始热衷于制作衣服。而在学校,又开始注重学生们的学习了,自然,时隔不久,这一现象便被定性为“教育回潮”。

赵老师是学校的业务尖子,抓学生的学习很有一套,数学、语文,是她特别关心的两门课。我擅长的是语文,特别是作文,其次就是绘画、写毛笔字。班里学习最好的是位女孩,叫商秀娟,独生女,她的父母把她打扮得干干净净的,人长得也秀气。心中暗自喜欢她,见到她,总是没来由的心跳,那或许就是初恋吧,可惜是暗恋。有人说现在的孩子营养好,信息发达,孩子早熟,容易早恋。以我的经历,这说法不那么准确。

我的同桌是位女生,傻傻的,老实,每次考试都稳坐全班倒第一的宝座。自然,她很不受赵老师的喜欢,因为她总是拖全班的总成绩。那一次,因为她回答不上来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赵老师恨铁不成钢,就把书飞了过去,可这书飞到课桌上却将我十分珍爱的钢笔扫到地上,折了。这件事,对我很是打击,我想赵老师一定会像她课堂上教育我们那样“损坏公物要赔”,于是,每天十分焦急地等待赵老师的赔偿,可赵老师却把这件事忘记了。

大概是1973年年底吧,北京的黄帅给她的老师贴了一张大字报,紧跟着,辽宁的一位叫杨莹的女孩也给她的老师贴了一张大字报。学校正常的课改成了学习黄帅和黄莹,我们也要以实际行动学习。于是,我在一位张姓同学的家里,就钢笔的事给赵老师写了一张大字报,主题就是要赵老师赔我的钢笔,写好后,我和张姓同学一起,把这张大字报贴到了学校的墙上。

这件事,在学校掀起了轩然大波。赵老师肯定受到了批评,在大小会议上要被批评、要做检讨。赵老师是母亲和大姐的同事,平日关系不错,受这件事的影响,关系就显得微妙。虽然,母亲带着我到赵老师家赔礼道歉,但这又如何能弥补带给赵老师的损失呢。

因为这件事,赵老师夫妻二人调到锦西的学校去教书。我感到很对不起赵老师,这种内疚,一直折磨着我。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埋单。

我的行为,令母亲和大姐在学校显得相当尴尬。这件事,事先她们并不知情,待她们得知,事情已经发生。而学校的老师们私下里却议论,背后是否有家长授意。对我而言,在班级里得到了空前孤立。因为我,我们的老师受到了委屈;因为我,我们的老师不得不背井离乡。于是,从没人和我玩,发展到班上的男生天天找茬与我打仗。

每天回家,看到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母亲总是一声叹息。矿区只有这一所学校,转校不太现实,那剩下的只有转班。

钢笔没要回来,我却因此事件成为学校的反潮流典型,时不时的,会成为学校以及矿上广播站的宣传素材。这真是件令人郁闷的事,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走出这件事对我的影响。

在少年时代,特别是返“城”后的少年时代,我的生活充斥着暴力,暴力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学校,二是家庭。在学校,因给老师写的那张大字报,我受到同学们的空前孤立;在家里,暴力源则来自于病中的小哥哥和父亲。

那时节,作为知青的大哥在乡下接受再教育,父亲也不知因为什么就不管矿上的房子了,而是被派到矿上的一个矿井上夜班。晚上,家中只有母亲、小姐姐、我及生病的小哥哥在家。每天晚上,我都要协助二哥给小哥哥吃药,否则,他就会整夜地不睡。这是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小哥哥从不承认自己有病,拒绝吃药。于是,每天给小哥哥喂药,便成了二哥、我与小哥哥之间的搏斗。这样的搏斗,常常以我脸上身上的伤痕以及小哥哥的屈服而告终。给小哥哥喂完药,就到处藏菜刀。因为曾经一次夜里,小哥哥手提菜刀在屋内歌唱。每天,我脸上挂着彩上学,并成为常态。

父亲的工作并不顺利,据母亲讲,是得罪了他的顶头上司,详细的内容不得而知,总之,搞不清楚什么原因,就从机关下放到了矿上最基层的单位——坑口。每天,矿工们从坑口坐矿车,下竖井,进矿洞里挖矿。父亲和工人们一样,三班倒,下井采矿。这次工作上的调动,对父亲的打击应该不小,只是,时值今日,我也弄不清楚到底为了什么。

父亲的再度下放,给我和小姐姐带来一项福利,那就是每天下夜班的父亲,都会带回一盒由公家发的食品,通常是少见的米饭和猪肉粉条。父亲说是他吃不完拿回给我们的,大了后,我才明白那是他自己舍不得吃为我们省下的。

再度下放的父亲情绪低落而易怒,想想也是,工作上不顺利,家中还有一个病人,父亲的心情又如何能够好得起来。只是,我便成为父亲的眼中钉。那时,我在心理上已经克服了对父亲的恐惧,有的,只是越来越多的怨恨。当这种怨恨积累到了极限,在一次父亲又举起手中的柴火棒子的时候,我如疯了般地夺了下来,并狠狠地摔在地上,父亲的权威受到空前挑战,竟一时愣住了。

我知道,父亲与我之间的打与被打的时代结束了。

配图
(图片来自网络)

记忆中,小学时的伙伴是我的同学王大伟。他是我哥哥的朋友苏忠晨的外甥,父母在盘锦工作,把他寄养在姥姥家。王大伟长得敦敦实实,是个结实的胖子。一张永远有着两抹红晕的胖脸,高鼻、凤目,很有电视剧《三国演义》中那位扮演关羽的演员的风仪。一张厚厚的宽嘴,一对肥肥的大耳朵,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一起的游戏,似乎总是与吃有关。

王大伟有着很强的组织能力及演讲口才,并且,家中只有三口人,可以为我们提供活动场所,如此,他便成为我们四五个孩子的公认领袖。平时没课时,我们几个小伙伴聚集在王大伟姥姥家,多半时间,由王大伟给我们讲据说是他舅舅讲给他的外国电影。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七个海盗的故事。这故事里,有格斗有凶杀有美女有兄弟义气,最重要的是有各种各样的美食。通常,一天最多只能讲一个小时,比如这“七个海盗”,至少要讲七天。王大伟真是个天才,后来的电视连续剧,以及美剧的什么第二季第三季,我们在小时候早就玩过了。

王大伟最为吸引我的,是他姥姥家有一大批当时视为“毒草”的《新观察》杂志。这在那个年代,这些是多么珍贵的读物啊。在这本杂志上,我看到了张大千、齐白石、黄永玉等画家的画,以及老舍、茅盾、巴金、丁玲等作家写的文章,并且,还有诸如白杨、田华等一些女演员的演出剧照。这些杂志是王大伟舅舅的,不外借,我只能一个下午一个下午地“泡”在王大伟的姥姥家,囫囵吞枣般地一本一本地看。那是一种怎样的阅读体验啊,真是令人怀念。直到王大伟的姥姥以我为例数落王大伟只知道疯,我的阅读行为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不终止。

每周,我们五个小伙伴都要从各自的家里“偷”出白面、大米、豆油、白糖,甚至大白菜等一切可以吃的食材,然后,找一家父母不在的人家,为隔天的远足制做食品。通常的点心,就是把合好的面,或搓团团或拉成长条,放进油窝里炸。在开水里放上糖或酱油,这便是饮料了。我们给我们制做的点心、饮料,取上好听的名字,诸如开心果、桂花汤之类。

远足的地点,多为离家不远位于一座高山之上的高丽城,那是个废墟。据说,那里曾是朝鲜人的城堡。远一点的,便是一个水库,需要穿过一个长长的山洞,这增添了我们远足的冒险性。我们用油毡纸绑在木棍上,制成火把,穿过那又黑又长的山洞。那水库中的水,是矿山选矿排放的水,有很强烈的铅锌味,然而,我们又如何顾得了这些,尽情地在水中嬉戏。小伙伴中的四个,在这浑汤一样的水中学会了狗刨,我则在呛了一次水后,再也不敢下水,为此成为大家取笑的对象。

最令我难忘的,是那次登水库里面那座大山的远足。据说,登上山顶,就可以看到大城市本溪了。我们为这次远足做了充分的准备,制作了充足的食品。结果,还没爬到山顶,就累得不行。在溪水潺潺绿树成荫的山坡上,我们几个坏小子,将所带食品一扫而光。吃饱喝足后,将装“饮料”的瓶子撒满了尿,将装点心的盒子拉上屎,然后封好。充满想象力的王大伟,在一张纸条上写“东西给你留下了,我们走了。”将这纸条绑在一块石头上,用绳子挂在树上。我们讨论,有人将看到我们给他们留下的“礼物”,当他过来拿时,树上挂的石块就会打中他的头部。

各自回家后,我们已经把自己的恶作剧忘了个一干二净。然而几天后,我的同学,矿长的儿子程云六告诉我说:出大事了,有人在水库的山上留下东西,矿上的公安接到报警后,真枪实弹出动了百十号民兵,结果上山一看,以为是炸药的盒子里,却原来是屎。矿上很生气,正在调查。我将此消息赶紧告诉王大伟,之后能有一个多月的光景,我们停止了一切活动,在忐忑不安和恐惧的期待中度日。我们设想着,万一被抓,我们要象被捕的共产党员一样,坚强不屈,绝不可以出卖兄弟当叛徒。

多年以后,我的高中女同学说她的哥哥在上山采集野菜时发现了这件事并报了案。她哪里知道,她哥哥的报案着实让我们虚惊了一场。

如今,每每想起少年时的调皮,我还是忍俊不止。不知儿时的小伙伴们如今过得还好吗?

我生活的矿区面积不大,却人口稠密。一个七口之家,能拥有一个30多平方米的房子,已属奢侈。北方没有床,通常是一铺大炕,一家男女老少,便一个紧挨一个睡在这炕上。那时,没有商品房的概念,房子是公家配发的,可居住条件实在是简陋。那时节的人们,对客厅书房等,真的是想都不敢想。上厕所要到公共厕所,通常是一排蹲坑,没有任何遮挡,毫无隐私可言。如今想想,真是不敢想象那样的日子是怎么过过来的。、

这矿山是国企,文革期间,分配来大量的大学生,学校老师清一色的文革前正规的大学本科生。缘于此,当恢复高考后,矿区有很多学生考上了大学,并且,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多年。随着后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这些老师陆续离开了矿山,他们不仅带走了文化的软实力,也带走了曾经的高升学率。

宋大哥一家,便是这个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

宋大哥黑黑的,瘦瘦的,一双大眼睛又黑又亮,令他那张国字型的脸显得格外生动。宋大哥毕业于矿业大学,家里的镜框里有很多他大学时代的照片。宋大哥家永远有很多稀奇的东西吸引我的脚步。比如,他拥有一架在当时看来绝对是奢侈品的相机,应该是国产的120相机,宋大哥用这架相机给他的妻儿拍照,这还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他会在家中的简易暗房中冲扩,这比变戏法更吸引人。宋大哥的妻子是中学教授数学的老师,是位准美女,只是,总是病恹恹的。或许,美女总是会身体不好吧,比如林黛玉。

宋大哥有一儿一女,女儿叫宋利珉,儿子叫宋利维。按说,双职工,两个孩子,经济条件在当时的矿区应属上乘,可由于宋大哥的妻子严重的重男轻女,因此,他们家的女儿的一双大眼睛,就永远地饱含着泪水,仿佛生活在永远的委屈之中。也是,小学五年级的女孩子,脖子上挂着钥匙,即要照看弟弟,又要承担几乎所有的家务,由于做得不合标准,每天都要接受她母亲的训斥责打,这样的担子,应该是我这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闲人所永远不能理解的,这恐怕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女孩子的命吧。

宋大哥温文尔雅,他的妻子闫大姐却娇气霸道。那年月,很少有父母重视孩子的教育,然而,宋大哥家却是个例外,这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当矿区掀起制作家具的热潮之时,宋大哥却自己组装起了电视机。坐在家里看电影,这无疑是件爆炸性的新闻。于是,我们便在日复一日的盼望中,憧憬着看电视的幸福生活。后来,宋大哥一家调回河北香河老家,我的精神世界仿佛垮掉了一大半。

小学五年级,我的班主任是郭老师。由于我的作文在班里出类拔萃,所以,特别得到郭老师的偏爱。从郭老师的手里,我可以借到诸如《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战火中的青春》等诸如此类的禁书。至今,我也说不清楚这样的阅读,对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只是,如果不看这些,就更没的看的了,实在是没得选择。

郭老师的外甥李伟忠和我同班。作为家中众姐姐中唯一的男孩子,他可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李伟忠的父亲,是矿上的总会计师,家里的房子很大,仅次于矿长家。算上厨房,有叁个房间。他家的院子里,长有一棵梨树,是夏天一家人乘凉的所在。李伟忠是我们的班长,聪明而调皮。即便是他的姑姑,我们的班主任严厉的郭老师,也常常拿他没有办法。

李伟忠的父亲对他的教育抓得很紧,在那年月,应该是位有眼光的家长。只是,调皮的李伟忠并不买帐,后来,他虽考上了县重点高中,却依然热衷于打架、早恋,复读一年后,勉强考上了市里的师专。据说后来他到南非淘金,祝福他能够如愿。

小学时,班上的杨庆国是我唯一的朋友。他父亲是普通的矿工,母亲没有工作,然而,家里的气氛却非常好,很温暖的感觉。我经常到他家里玩,因为他拥有单独的卧室,这实在是太奢侈了。拥有自己独自的生活空间,是我参加工作后才得以实现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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