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失去的老照片

原文首发于《关中麦客的麦田》,感谢作者“关中麦客”原创分享,曾撰文《办案实录之陈年三命案》。】

那是一张拍摄于1968年夏天的照片,记录了革命群众批斗牛鬼蛇神的场面。

那是张黑白照片,照片的主角是一个中年男子,他被人迫着站在黑夜中放置在灯光球场中的一张高桌上,头发零乱却倔强的挺立着,他一身白色的衬衣被人用墨汁挥洒的斑驳不堪,领子里还被人赛了一大团的大字报。这男子脚下围着无数的男女,全都仰面看着这个男子,或同情悲悯或幸灾乐祸。而这男子亦仰面朝天,微张着嘴,圆瞪着眼,似乎在呼喊着问他头上的谁。

照片上的男子是父亲。

1938年日寇蹂躏冀中大地时,父亲才满十七岁,原本破烂不堪的家更由此已无法容的下他了。那时的一段“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当八路”的顺口溜成了指引他奔向光明的路标。于是,父亲沿着白洋淀边走了一天,投了吕正操的“河北抗日民众自卫军”;1948年5月,父亲在自己的部队占领西安时来到了这座城市;1958年他与身体里的弹片一起离开了部队到了西安的这个单位。

父亲是个很知足的人,他总以让着的心思爱着自己的妻子、总以惯着的温情爱着自己的孩子;他总以整洁的习惯爱着单位分给自己的住房、总以亲手做家乡的吃食爱着自己与妻儿的生活;他以在雨天的傍晚披着雨衣躲在南门外城河边小树下钓鱼的方式、以儿女们围着他坐在草地上借小雁塔为背景合影的方式爱着西安。他心中一直坚信,他当年沿着白洋淀走过来的路绝对是光明的,他决心将自己当年懵懵懂懂的选择一直坚持到最后。他爱自己加入的政党、爱自己的领袖和领袖的战友们统领下的一切;他以把领袖一个战友的姓氏嵌进自己每个孩子的名字中的方式表示着这种爱,并希望自己的孩子们也爱他所爱的一切。

可是,就在他最成熟地怀着这样大爱的1968年的这个夏季,他被这个单位的革命群众突然从家中扭出,押上了一张高桌,被人极尽羞辱之能事。

于是,父亲仰头在问:这是为什么?父亲的头上是灯光球场一排排的灯光,惨白惨白的。可这灯光的上面,却是黑漆漆的天。父亲问不出所以,于是只有握紧了双拳。

1968年,邪恶就如同荒原上的野草被雨水洒过一样的,一夜之间便覆盖了整个的神州大地。人们在这一年好像都喝下了迷魂汤,一起都变回到了最原始的动物状态,用最野蛮的手段去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且一起将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人性,抛到了再难找回来的地方去了。

这张照片曾被放大,张贴在张扬造反派们胜利成果的宣传栏里。母亲乘黑夜冒死揭下了这张照片,藏在了身边。母亲懵懵懂懂地认为:这张照片总有一天她要骄傲地向别人炫耀,就像她平时没事的时候,总骄傲地翻出父亲那琳琅满目的奖章、勋章、军服和父亲与生死相依战友们的照片向旁人炫耀一样。她要炫耀,她的丈夫是条真汉子,什么困境下,她丈夫都是有一双坚硬的拳头和永不低下的头的人。

父亲没有母亲想象的那样乐观,以至于他没能看到这场浩劫的终止,就像他所热爱的领袖的许多战友一样也没能看到这场浩劫的终止。很多人从这场浩劫中挺过来了,尽管他们蒙受的羞辱远超过父亲。父亲死后,母亲曾恨恨地对我说过:你父亲的心眼太小了,有点事儿就想不开。

原先,我也这样以为。可后来,我听养兰花的人说过,兰花是很干净的花儿,花盆中有了枯叶要尽快去掉,否则,整盆兰花都活不成。有些人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去延安,瞻仰过领袖和他的战友们威武的塑像;在延安,听到一位老人留下这样的话:过去他们是战友,后来他们成了君臣。

母亲最终还是没有能将那张照片向别人炫耀过,照片让人骗走了。

原来,那张照片当时不但拍下了父亲受辱的场景,也拍下了羞辱父亲的一些人的嘴脸。

这些人多年以后蒙着张人性的画皮,又成了新的权贵。他们知道这张照片和拿着这张照片的人的厉害,于是,他们找上门来,说是准备办控诉文化大革命的展览,要搜集这张革命的历史照片,骗走了这张记录着他们丑恶的照片。他们想让母亲忘了这一切,至少在母亲手里再没有了这一切的证据。

忘记,不可能忘记,没有理由忘记,决不会忘记。就像不能忘记南京大屠杀、唐山汶川大地震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这样的警示。

照片不在了,但至今,我都清晰地记着这张照片,记着照片上父亲不可辱的面容,记着羞辱父亲的那些人的嘴脸;他们想让母亲忘记这一切,但母亲不但从没有忘记,她还叫我要将这一切都记着。

记着这一切的人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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