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达之州

原文首发于《张艳茜的BLOG》,感谢作者的原创分享,曾撰文《在福建晋江围头村遥想两岸》。】

前些年,总能听到这样的消息,在京的房地产开发商,改造北京城居民房时,将居民安置到了通州。于是,产生错觉,以为通州距北京路程不短的。

因为有这样的印象,2014年年末的一天早晨,当我随中国散文学会组织的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二期主编班十年班庆采风活动,乘坐大巴去通州途中,本打算要在车上昏睡一场后才能到达目的地的。

那天,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主席、作家红孩先生,在车上向大家介绍着自己的家乡:通州的历史,通州的人文景观,通州的文化名人…话语间始终流动的是一个个的“爱”字。然而,就在红孩的介绍意犹未尽时,他告诉大家,通州到了。

通州到了?从朝阳区出发,到通州竟然只有短暂的四十多分钟的车程呀!我有些恍惚。是便利的交通缩短了北京城与通州的距离?还是以“通”为名的通州,无论是通向北京城,还是通向其他地方,早已是通达顺畅?

站在漕运码头的牌匾下,雾霭曚昽中,一条大河横亘眼前,宽阔满盈的河水,舒缓而悠然地流淌着。没有汹涌,没有咆哮,没有惊涛骇浪,就像一位经历过无数艰辛坎坷,见惯了疾风骤雨,早已处乱不惊的成熟男人,从容而淡定,宁静而沉着,刚毅而雄健,温厚而善良。这就是千古京杭大运河中精彩的一段吗?

历史悠久,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北起通州,逶迤南去,一路牵手海河,黄河,誉河,钱塘江,清波荡漾于京津之上,水拍冀鲁大地,蜿蜒富饶的苏浙绿野间,最终抵达“人间天堂”美誉的杭州,全长3500余里。所经之处,无论是旖旎隽秀,还是放达任性,均被宽厚的京杭大运河包容着,娇宠着,呵护着。

“夏日的傍晚,运河上的风景像一幅瑰丽的油画。残阳如血,晚霞似火,给田野、村庄。树林、河流、青纱帐镀上了柔和的金色。荷锄而归的农民,打着鞭花的牧童,归来返去的行人,奔走于途,匆匆赶路。村中炊烟袅袅,河上飘荡着薄雾似的水气。鸟入林,鸡上窝,牛羊进圈,骡马回棚,蝈蝈在豆丛下和南瓜花上叫起来。月上柳梢头了。”

著名作家刘绍棠在他的中篇小说《蒲柳人家》中,对京杭大运河北开端——通州北运河做了如上诗情画意的描述。

小说发表一年后,即1981年9月,我从华阴县的一所子弟学校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在学校的阅览室里,我阅读到这篇洋溢着浓郁乡土气息的小说。在感受小说艺术美感的同时,也沉醉在小说所描绘的美丽风俗画卷中。刘绍棠将20世纪30年代京东北运河一带农村风景习俗、世态人情,展现在我面前的时候,让我对大运河有了最初的感性认识,同时,也勾起我对生活了十四年的华阴县桃下镇夫水河的思念之情。那时,我刚刚离开那个风景同样如画的小地方进入省城西安。

通州合影
在通州漕运码头,遇雾霾,周到的通州人,为我们每人准备了一个口罩。

以漕运商贾盛极一时的京杭大运河,在800多年风雨航程中,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神圣使命。如今,取运河漕运通畅周济之意的通达之州——通州,早已由漕运及仓储重地,发展为环渤海经济圈中的核心枢纽。这里,虽没有了当年千帆竞渡的气象,漕运的盛景渐行渐远,然而,大运河的独特文化却绵延在了两岸,经久流长。

冬日里的萧瑟,并没有减少漕运码头的喧闹。码头上,新修建了一条石板铺路的商业小街,两边是青砖红瓦的仿古建筑,古朴而周正,散淡而严谨。商业小街还没有正式启用,却已有性急的小商贩,燃起了炭火,那烧烤全羊的阵阵诱人味道,扑鼻而来,让游客不由得停下旅途的脚步。

漫步在漕运码头商业小街道,从一户户即将入住开业的厅堂里,隐约散发着从久远年代袭来的绵绵不绝的运河文化气息。那气息,仿佛在引导着我们,走进小铺厅堂中,坐在木条凳上,啜一口煮沸了的俨茶,在飘荡着浓郁的茶香中,板胡声声,京韵十足的唱腔袅袅绕梁…

沿着北运河南行,便是通州标志性建筑“燃灯佛舍利塔”。“三望燃灯塔,便到通州城。”伴随寺院内传出的声声诵经声,一位穿戴整洁、精神矍铄的老人,主动与我们攀谈起来。老人先向我们自我介绍说,他和作家刘绍棠是通州潞河中学的校友,老人谦卑地补充到:“不过,我比他低一级,他是我的学长。”

通州潞河中学的前身,是始建于1867年的教会学校,曾经培养了无数优秀学子。其中,有好几位中科院院士,还有几位大名鼎鼎的艺术家,比如西部歌王王洛宾,比如表演艺术家李仁堂,比如著名作家刘绍棠…

在老人自豪地介绍他与刘绍棠是校友的时候,我回想起唯一一次见到作家刘绍棠时的情景。

在我上大学期间,西北大学请来过许多著名作家走进校园,为学生做文学讲座。比如《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蒲柳人家》的作者刘绍棠、《人生》的作者路遥、《灵与肉》的作者张贤亮等等。大概在我上大二的1982年,刘绍棠走进西北大学。西北大学的小礼堂只能容下不到500人,然而,在那个文学的力量足够影响人生的年代,为争得500个座位中的一个,我们不得不为此战斗一番。那天,吃完午饭,我们就来到小礼堂。竟然有比我们来得更早的学生,已经将前面几排座位占满了。我们从中午12点巴巴地一直等到下午两点半,刘绍棠终于出现在讲台上了。然而,身材魁梧,高门大嗓的刘绍棠并没有就此坐在讲台上,他始终站立着,而且在台上不停地走动,也许,为的是与学生们更接近一些吧。刘绍棠讲着讲着,突然,他手拿着话筒停止了讲话。在小礼堂一片寂静中,两个正在交头接耳的学生,窃窃私语的声音突兀地巨响在小礼堂里。刘绍棠待这个杂声消失,又继续了他的讲座。

在大学当代文学史的学习中,我们了解到的刘绍棠,曾经经历过一段极为艰难的岁月。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又有谁能难逃此劫呢?上世纪五十年代,18岁的天才少年刘绍棠,遇上了位高权重、在文艺界十分令人生畏的周扬。周扬时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一向“童言无忌”的刘绍棠,在各种场合无所顾忌地表达,甚至顶撞周扬,自然就给周扬留下了不良印象:“不知天高地厚。” 1958年,刘绍棠跌入人生低谷:党籍被开除,右派分子定为三类。戴着沉重帽子过了二十多年。所幸,回到大运河的刘绍棠有乡亲护佑,没有受到多少肉体的折磨。

多年之后,政治及文学浩劫结束了,同样遭受磨难的周扬,对自己的过往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利用各种场合,不断地向他过去错误批判过的人赔礼道歉,而且常常声泪俱下。此时,重获自由的刘绍棠,开始井喷般地发表作品。周扬读到刘绍棠的作品,也深为所动。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以及全国作协座谈会上,周扬向刘绍棠等人做过赔礼道歉,并极为感慨地说:

“我过去对刘绍棠并不了解,听信了一些谣传。看了他的《蒲柳人家》,我承认过去对他估计低了。”

周扬的这些深刻而动情的反省,打动了刘绍棠。几十年风雨历练,他对人生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于此,刘绍棠消除了对周扬的积怨。

我们在学习了解这段文学史时,不能偏狭地去解读,周扬与刘绍棠之间产生的多年积怨,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导致的,倘若只是个人之间的矛盾,岂能致使一个富有才华的作家被迫搁笔二十多年呢?喝着大运河水成长成熟的刘绍棠,有着“运河之子”之称,也一样具有大运河通达的性情,曾经或即使人到中年,依然不容一点杂声存在的刘绍棠,原谅的仅仅是周扬个人,而不是那个噩梦般的时代。那场带给他和无数中国人的伤害,岂能轻易获得谅解?刘绍棠后来评价周扬:

“我觉得他有点像瞿秋白,一生也是一场‘历史的误会’。”

通州之行,我了解到,年仅61岁的刘绍棠是患肝硬化肝腹水溘然离世的。这让我想起另一位得同样的疾病英年早逝的作家路遥,路遥比刘绍棠早去世5年,年仅42岁。

走在通州,昔日热闹非凡,人声鼎沸的漕运盛景虽已远去,然而通州的“漕运码头”,通州的“燃灯佛舍利塔”,通州的“韩美林艺术馆”,通州的“宋庄画家村”…让我们生活的步履慢了下来。

不是只有在劳碌奔忙之后,荷包饱满,高堂华厦,锦衣玉食,才能支撑我们去过闲适而艺术的生活。在通州,随时可以让我们停下匆匆步履,感受浓浓的文化气息,听从来自自己心灵的呼唤。

通达之州的通州,是一个讲求速度的地方,自古以来,它就一刻不停地向前行驶着,犹如一往直前在大运河里扬帆航行的大船。然而,在通州快速发展的同时,通达的通州人在昔日码头边停下了脚步,他们开始去思考,去审视,通州人最初的理想,通州人发展的目的,通州人生存的意义。

当我们正在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

通州,正在快速发展,也在又好又快地发展。好,才是发展的关键。

明白了这些,通达之州的通州,让生活在平凡中变得更加不平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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