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陕西移民的右派生涯

@ 四月 9, 2015

原文首发于共识网,原标题《“探亲右派”——我的大伯父》,作者“雷宣”。】

大伯,父亲的长兄,年长父亲2岁。他的遭遇,应属家族里最不幸,经历最坎坷。他的不幸中,有他自己该负责的部分,也有历史造成的部分。毕竟,沦为“探亲右派”,在那个奇葩乱放的时代也不多见。

为何他是“探亲右派”,这得从反右运动中不幸被划入右派的人千奇百怪的获罪原因说起。1957年的反右运动,到如今一共划了多少右派,至今仍然是一个讳莫如深的密,加上“内控右派”更是一个天文数字。运动的结果,无论怎样粉饰,都是彻底打碎了中华民族精英的脊梁,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因言获罪的文字狱。一些“右派”分子尚有大不敬的言语,而相当一部分却是由于令人啼笑皆非的原因而被划为右派的,举一些例子:

  • “屙尿右派”:开会评议谁是右派,完成指标,大家碍于面子,都不开腔,恰巧此时某君内急上厕所离席,大家立即公推某君为“右派”。
  • “抓阄右派”:同上原因,迫于无奈,只好抓阄决定谁是右派。
  • “指定右派”:单位支部书记领导运动,无论如何动员,下属弄死不开腔,难以完成任务,结果按上级概念,每个单位的成员一定分为左中右三类,既然你不能发现其中右派,则你就一定是右派。
  • “自报右派” :石室老学长曾彦修在反右斗争中,所在的人民出版社迟迟没有行动,他认为没有什么人应当划为右派分子。上级追得紧,而且还有“百分比”。曾老作为一个领导,实在没有办法应付上面下达的“任务”,在以他为组长的五人领导小组中,他想出的办法是:把自己作为“右派”报上去。在他的主持下连同自己报上去三四个“右派”了事。曾老被划为右派后,被开除出党,不再担任人民出版社的领导职务。

伯父不幸忝列此类奇葩右派中。

伯父是我家上一辈的第一个男性,在此之前的三个男丁出生后都不幸夭折,出生后爷爷和奶奶都宠爱至极,结果却成了最不争气的儿子。

从读书开始,调皮、旷课家常便饭,以致反复留级,让爷爷奶奶伤透脑筋。好不容易读了光华大学政治系,仍然是一个纨绔子弟,学习成绩不好,在光华村一带的“恶事”却干了不少。例如:和“黄包车”车夫发生口角,居然把人家的车子推到校门前的河里;到光华村的面馆吃“炝锅肉丝面”(到我小时候,“炝锅肉丝面”仍然是光华村一绝,记得师傅叫富贵),嫌店家给后来的人先上了面,一瓢水把人家的炉子浇熄;把光华村杂货铺里装糖果的玻璃罐上的玻璃把把全部用手指弹断…所幸,生性其实胆小,不参加三青团组织,也不和特务学生来往,所作所为皆和政治无涉,所以解放后也没有人理抹(成都俗语:清算),但是在光华村一带也结怨不少。

1948年毕业,爷爷给他谋了个在南部县政府当小职员的差事,准备好全部行头送他去工作。结果1949年解放,伪政府的职员被遣散,他回了成都。本来,解放后有文化的大学生很缺乏,完全能找到合意的工作,但是他试了一两次就不去了。其中一次,找到我外公,认为外公任工商厅长,安排一个工作无问题,实际上外公就是一只“花瓶”,根本无实权。他不理解,所以一直耿耿于怀。

他找不到工作,就在家闲居。每日继续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终日躺在长沙发上看那些《电影画报》《明星杂志》等东西。爷爷死了以后,生活总靠靠姐姐、弟弟维持总不是办法,恰好此时为西昌地区招聘干部的“西干团”招聘,不得已参加了招聘,到了西昌当职员。

在西昌工作,原来的德行基本“收刀捡卦”,还老老实实工作做人,但是有些“纨绔子弟”的德行总改不了。例如:嫌单位伙食不好,每天总是和成都一起去的“狐朋狗友”吃馆子;每天一包“中华烟”;加上我大姑妈溺爱弟弟,怕他在西昌受苦,每月除了给他寄钱外还寄衣服。所以衣着光鲜,连内裤都是府绸的。可以想见在那些单位里,原来的从山西到西昌的老革命土布衬衣还没几件,大伯被视为“异端”是毫无悬念。更有出格的事,“狐朋狗友”某一天晚上在饭馆里喝高了,在老西昌街上排成一个横队前行。不管专员的汽车在后面如何鸣笛,就是不让行。专员老大不高兴,当时就问随员,几爷子是谁?记下名字,结果反右时“狐朋狗友”无一漏网。

反右开始以后,大伯凭一手漂亮的板书写那些宣传板报,还当了运动积极分子。可是到了运动后期要落实谁是“右派分子”时,本以为咋个都轮不上他,于是要求回成都探亲。真是咎由自取,政治系毕业的学生,居然在关键时刻自己给自己挖好了埋葬自己的坑!

大伯回到成都,老屋已经由外公一大家人居住,无地方安身。只好住在财大我家,和我睡一个房间。闲来无事就带我到光华村闲逛,自认为和富贵师傅等人私交尚可,沿途到处和人招呼。“二老师(他排行老二),这个是你的儿子嗦?好乖哦!”他也洋洋得意的回答:“就是我的儿子嘛!”浑然不知解放前被他“肇皮”(成都俚语:扫脸面)的人个个都恨他入骨,合计着要斗争他。直到我家老保姆到光华村去给他买香烟,才听说人家要为难他,马上回家报信,他才从财大后门走小路狼狈地逃回城里。

逃回城后不久,大伯接到电报,要他马上回西昌参加“运动”,回西昌后才知道,大伯回成都探亲给同事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都能够顺利的逃脱危机。和“击鼓传花”游戏规则类似,右派的帽子到大伯的位置上没有传走,于是就毫无悬念的预先戴在大伯头上。当然,总得寻找一个理由来完善罪行材料,所以大伯回西昌后,组织指派干员找他谈话。谈话时,两个人隔一个乒乓球台对坐。干员问:“老雷,你觉得我们之间有没有隔着鸿沟?”大伯说:“哪里有啥子鸿沟?我们现在就隔一张乒乓球台。”于是,隔“一张乒乓球台”立即被肆意延伸解读,居然被说成是和共产党离心离德,由此“坐实”了右派言论。除此之外这个右派对当局半个不敬的字都没说过,所以我只能套用“屙尿右派”的模式,称之为“探亲右派”。

划成右派后不久,大伯和其他右派一起被遣送到盐源县农场改造。当时的盐源县交通很不方便,西木公路还没有规划,从西昌到盐源县要跟着马帮走5天山路。也许这是因祸得福,地方偏僻,不至于遭遇像《夹边沟纪实》描写的那样,对甘肃省的右派采取冻、饿、病的法西斯手段进行灭绝的事例,也没有像四川省其他地方把右派集中到“内昆铁路”的险工险段用人力蛮干,导致大量伤亡的待遇。

至于大伯在农场的经历,家人没有人清楚。他给大姑妈的少量信件肯定不敢提及,大姑妈给他的回信也一定是官样文章,诸如: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揭帽”(对认罪认错好,积极接受思想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可以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等等。可以想见,大伯的“纨绔子弟”德行随便如何都难以完全改掉,所以从1959年开始对部分认罪态度好、积极进行改造的右派分子摘帽的事情与他无缘。“摘帽右派”尚可回原单位安排工作,大伯却只能日复一日的在农场从事体力劳动。

除了体力劳动之外,心情一定也很糟糕。没有亲情的关怀,孤寂无比。在那个年代谁敢关怀右派?本来就人人自危,每个人随时都可能堕入深渊。就是不堕入深渊,摊上一个右派亲人,后辈子女的升学、入党都要因为这个社会关系而受影响。我入团的时候,就因为必须在志愿书上的社会关系栏中填了大伯,所以还必须说清楚和他没有任何联系的事实。所以,大姑妈强制割断了所有兄弟姊妹和他的联系,其实是不得已为之的事情。大伯成了右派,是政治上的敌人和贱民,个人问题也无法解决,曾经和一位盐源县医院的丧偶护士有过一段交往,但是右派分子的身份使对方望而却步。

1969年的一天,大伯在一次原木码垛时站位错误,被滚下的原木砸倒,一条大腿被砸断。盐源县当时没有合适的医疗条件,历尽艰辛把他送到西昌医疗(这点盐源县的官员还值得夸奖)。

1969年的西昌,武斗还在继续,双方还动用迫击炮等武器对轰,战况激烈。医院里的医生也基本鸟兽散,病人也没人照顾。大伯在医院睡床上牵引,连吃饭、入厕都成了问题。有一天,有一拨老知青(1963年下乡)抬着一个武斗伤员到医院,抓来医生诊治。大伯发现其中一位的面相和家族成员很相像,于是问他是那里人?住成都哪里?贵姓?对方反问,你是谁?大伯说是我是你爷爷!天下哪里有给不认识充爷爷的人嘛?对方大怒,想一顿拳脚侍候。大伯这才赶紧说,你应该是“声”字辈,是高祖繁衍的家族的另一支,“幺房出长辈”,所以我是你爷爷辈。我的那个“侄儿”一听大喜,从此就开始在医院照顾他。

说到这里,有几句题外话。“侄儿”的爸爸和我同辈,按说是我的哥哥,但是岁数比老爸还大,1943年抗日战争时投笔从戎,参加国军空军,是中国赴美国学习B-24重型轰炸机驾驶的留美空军人员,学成之后驾驶援华的飞机飞回国。内战开始之后,不愿意继续参加内战,但是没有刘善本驾机起义的觉悟,于是要求复员回家。解放后,解放军登记国军人员,发现了成都还有正二八经的留洋飞行员,除了我这位远房哥哥外,还有一个他的同学,抗日将领李家钰的侄儿,于是把他们招到新津机场当教官训练飞行员。一天,一批解放军的军官到机场参观,要求坐飞机上天开洋荤。机场的飞机是教练机,除飞行员外,每次只能有一个乘客上天,如此反复,直到接近黄昏,可是还没有全部满足要求。机场要求继续再飞几个起落,结果李家钰的侄儿在落地时没有看清楚无线导航铁塔的拉线,飞机被拉线挂住,机毁人亡。事后倒也没有追究是否有意破坏,只是将旧空军人员全部遣散。我这位远房哥哥好不容易在成都牛奶场谋了一份工作,从此终日浑浑噩噩,以酒浇愁,直到离世。

后来,西昌那个远房侄儿送大伯回成都,住在羊市街的亲戚家里养伤。那时候我在乡下当知青,很少回成都,只是晓得伤养了几个月,外面的伤口愈合了,骨头却长歪了。大伯成了瘸子,还是要再回盐源县去改造,只是不能再参加体力劳动,改在农场食堂当保管员和管理员。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大意如下:1957年在三大改造完成后,确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反对社会主义,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错误在于扩大化。全国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有45万人。从1959年至1964年先后五批摘掉约30万人的右派分子帽子。1978年9月17日,党中央批转同意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同时指出: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至11月,全国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部完成。

一直被认为表现不好的大伯,此时才得以随大流得到改正处理,于1979年10月办理退休手续(提前病退)回到成都。

右派的帽子害了大伯一辈子,此时“改正”还有多大实际意义?右派“改正”这个主谓短语简直令人拍案叫绝,特别那充满“政治权谋”的“改正”二字,它站立在平反和不平反之间,不偏不倚面不改色,使身为政治贱民的右派们哭笑不得。一贫如洗的右派们蒙受的家破人亡、任人践 踏的苦难已长达二十年以上,难道就是“改正”这样的语言就搪塞了?

右派改正的理由是这样表述的:反右运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这是一个违背逻辑、蛮不讲理的胡说八道,是对实事求是口号的辛辣嘲讽。不仅如此连为什么会“被严重扩大化”和谁人主使了这个“严重扩大化”也都讳莫如深,只字不提,是文过饰非的经典之作。

传闻说有那么五、六个右派头面人物似乎刻意留作标本没有被“改正”。就以官方公布的右派五十五万名这个令人生疑的数字计算,其中只有十万分之一的人是不予改正的所谓真右派。面对这个大得离谱的正、误比例,还好意思睁着眼睛说出“反右运动基本上是正确的”这句掩耳盗铃的瞎话?

描写右派分子的遭遇的文章和专著多矣,从中可以看出一些右派确实是国家的精英和栋梁,确实由于和当局意见相左或差异而获罪。但是不少右派根本就达不到这种档次,纯粹由于一个某人臆造的百分比,为达到这个百分比凑数而获罪。这些人就是一些“毛毛虫”,大伯就是其中之一,根本想不到有什么意见,更无所谓“左右”。难道不能善待这些“毛毛虫”吗?

大伯退休回到成都后,家里的祖屋因为还未腾退,寄住在亲戚家。为打发时间,在第14中学校办厂应聘会计。每天按时上下班,中午在学校就餐,晚上在金家坝的一个牛肉馆里包饭。二两小酒下肚,独自回家就寝。其中如何孤寂,我们都无从知晓。

过了几年,校办厂垮了,大伯年纪也大了。大姑妈出钱为他请了一个保姆照顾他的生活。长期的孤独和经历的坎坷,使本来就不好的脾气越发古怪。

坚持不洗澡,不换衣服,要大姑妈进城督促才改进;越来越节约,到了强制每周只吃一斤猪肉的程度;不看电视不看书,终日埋头抽烟。而且最不堪的是,每日莫名其妙和保姆大吵大闹,保姆和走马灯一样更换…连我和妹妹送他上医院都拒绝合作,费尽力气才把他送到医院。2001年因为一个小病入院,最后猝死在街道医院的病床上。

听闻消息,我马上赶到医院,同时通知了大姑妈。大姑妈马上从财大赶到医院,我看见她老人家抖抖索索的来到医院楼下,赶紧下楼搀扶。来到病床边,大姑妈颤颤巍巍、老泪纵横,连声痛呼:“弟弟!姐姐来了,姐姐来了!”…

我为大伯料理后事,送了他最后一程。灵前的花圈挽联上书写:“父亲大人灵前,雷宣率孙XX”,我实在不忍心让路人看出,这是一个孤寡老人。再把骨灰坛送到先辈的墓地深埋,途中不断对放在副驾驶座的骨灰坛念叨:“二老子(陕西移民对父系长辈的称呼)!我送你去见奶奶…”

事毕,到祖屋里他居住的房间为他清理遗物。旧衣服全部打捆送给拾荒匠;几本杂志卖了废纸,留下一本《四川军阀战争史》留念。;一台早就放不出图像的16寸彩色电视让照顾他的保姆带走。其余物品,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只能全部扔进垃圾箱。但是有四样东西我保留下来,因为这些触及了我心里的柔软部位。

第一件,我儿子三个月时的一张7寸彩照,他用一个相框装好了,一直放在书桌的中间。相片上,儿子的笑脸多么的灿烂!除此之外,房间内再无其他照片悬挂。在他孤苦寂寞的生命最后几年中,他就一直面对这张照片,他想了些什么?对自己没有后代的遗憾?对自己尚有血亲后代的自我安慰?抑或还有更多…

第二件,书桌抽屉里,有一个仔细用塑料袋包裹好的大信封,想来是他的珍爱之物。打开一看,装有一张黑白照片和几封信。黑白照片的尺寸大约7寸,照片上一个身穿旗袍的年轻女性,推着一辆自行车对着镜头微笑,背景是华西医科大学校园里的老钟楼。照片粘贴在一个花边硬卡纸上,一看就知道是上世纪40年代的东西。卡纸边缘的部分已经磨损,可以想见是大伯经常手持所致。

我一看就明白了,这就是大伯一辈子魂牵梦萦的人。不能亵渎亡人,更不愿意了解他人隐私,信件全部没有观看,只是把东西全部原样装好,交给了我的两个姑妈。大伯年轻时和这位女性有一段什么样的感情经历,在我看来都不重要,也不是后辈该了解的。只是觉得大伯这辈子太凄苦,一张照片,几封情书就成了他感情生活的全部,心里觉得很难受。可以肯定的说,大伯如果不是沦为右派,即使和这位女性不能成正果,也完全能和其他人组成家庭,何至于晚景凄凉如此。

第二年清明,我按例去祖坟扫墓,大姑妈拿出这包东西,要我焚于大伯坟前。于是这些东西在大伯坟前成了一缕青烟,伴随着我呼喊:“二老子!你爱的人来陪伴你了。”

第三件:一扎大姑妈写给他的信,都是由财大寄到祖屋。我可以翻阅这些信件,于是就抽出来阅读。千篇一律,关心他的生活。要他记得按时吃药;要他稍微多买一点肉来做丸子,吃好一点;要他洗澡、换衣服,免得身上散出阵阵臭味…我善良的大姑妈啊!到老还和年轻时一样,溺爱着弟弟。

第四件:一个余额3000多元的存折,200多美元现钞。我是家族我这一辈人中唯一的男性,所以大家决定这些交给我。我收好了美元现钞,在我儿子到美国留学时原封不动地交给儿子。给他说清楚,这是“二爷爷”留给他的。

到现在,我还会不时想起大伯,但愿他下辈子不要这样坎坷!年轻的时候的那些“恶少”的作为该受到惩罚,但是这个惩罚和沦入“右派分子”的深渊没有什么联系。就是按因果报应,这也过分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迁祖坟时,把他的骨灰坛有意和奶奶的挨在一起,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和他妈妈在一起,不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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