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列颠的金融体系

@ 五月 13, 2015

本文源于刘仲敬先生2015年4月30日扬州讲座实录,感谢豆友“mhb1”整理。】

我们今天提到关于英国的财政制度,特别是英格兰银行和国债制度的问题。这个制度涉及到英国立宪君主制的名与实。任何事情都有它的阴阳两面。阳的一面就是,议会制度、关于新教改革的争论、宪法制度的争论,这些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阴的一面就是财政制度,特别是英格兰银行的国债制度和减债基金。照皮特时代的说法,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英格兰宪法的一部分,而且是英国对大陆优势的根本所在。但是这个东西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如果倒回去,倒到1650年前后的话,那么实际上,伦敦的银行和金融制度,在全欧洲范围内,即使不是最落后的,也是最落后之一。实际上,主要的金融中心都集中在欧洲大陆。100年以后,到1750年以后,情况就恰好相反了,英格兰银行的地位已经异常稳固,而伦敦的债券市场已经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了。在这个过程中间,斯图亚特王朝倒台了,发生了光荣革命,立宪君主制从混乱到稳固,整个过程就是连接在一起的。

我们从这个故事的开始,就是说,金融制度最先开始是从什么地方呢,在十七世纪早期的时候,欧洲有几个重要的金融中心,但是没有伦敦,在南方是热那亚(Republic of Genoa)。照马基雅维利的话说,热那亚共和国以混乱和党政而著称,但是圣乔治银行(Banco di San Giorgio)却以精明和审慎著称,如果热那亚共和国能够具备圣乔治银行一半的德性的话,那么这个共和国是不可能灭亡的。西班牙王室的财政代理人,主要是热那亚的银行家。另一个银行中心就是刚开始、但是日益强大的阿姆斯特丹的证券市场。这个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依靠荷兰本地人,而是依靠外来的、全欧洲各地移动而来的新教徒,特别是来自安特卫普和法国的新教徒,那些人多半是流亡者。第三个金融中心是里昂,法兰西王室从百年战争时期(1337~1453)开始,一再的压榨里昂的银行家,包括著名的科尔(注:雅克•科尔1395~1456)的故事,往往是资助了法兰西国王的银行家,最后都会落到抄家破产的地步。所以里昂的金融中心,因为它受法国王室的控制太严格,就不如热那亚共和国,和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重要。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国王在巴黎的干涉还是太强了,相比之下,西班牙国王对热那亚的干涉能力就弱得多,而阿姆斯特丹的自治权又是保留的最强的。所以在当时的情况就是,阿姆斯特丹的证券市场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里昂很快就要退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地位;安特卫普正在没落中;热那亚还能够以稳健的方式,维持几个世纪,但是势头已经渐渐被北方抢去。这时候伦敦的金融生态圈还是处在草昧时代。

当时在1650年前后,伦敦实际上是没有银行家的,只有金匠。金匠的正业,实际上,他就是卖金银首饰的人,但是因为他卖金银首饰,手上就有一些现成的黄金,所以他的信用比较好。大家都相信,手上明明放着很多金器的人,欠了债也不会还不起来,大不了到法院去,把他店里面存的那些金货拿出来拍卖一下,拍卖以后钱自然就来了。所以把钱借给这种人,那是没问题,保证能还的。所以这些金匠就起到了一个准银行家的作用。有事情的时候,大家都去问金匠要钱,没事情的时候,大家的钱都会借给金匠,存在里面。但是这些金匠,在正式上还不是商人,实际上是手工业者,这就是当时伦敦的状态。当时的伦敦有极少数的借贷人,多半是外国人,犹太人或者是荷兰人之类的,本土的真正的英格兰人很少有人做这方面。这是革命开始以前,或者说内战开始以前,伦敦的政治生态圈。这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情况。以前都铎王朝的灭亡,在需要借款的时候,一般来说,是到阿姆斯特丹去借,像爱德华六世国王和伊丽莎白都是这么干的。爱德华六世国王(1547~1553在位)在萨姆塞特护国公的统治时期,依靠通货膨胀来筹集资金,导致英格兰王室在阿姆斯特丹市场的信用一落千丈。而伊丽莎白一世主要的政绩就是,她不惜血本,宁可牺牲王室的土地,一定要恢复英格兰货币的币制。结果在她在任的时间,英格兰王室在阿姆斯特丹的信用急剧上升了,这是她对英国最主要的贡献。从这些情况你可以看得出来,英国在当时的国际金融网络空间,是一个草昧之地,是一个非常外围和边缘的地区。国外的金融家对英国本身能够产生控制作用,而不是反过来。

复辟时期,1660年以后,王室开始渐渐的把它的收入放到债券市场上面,主要原因还是被动的,还是因为国会给的那些税收和担保,不能够满足国王不断增加的需要。而向国会按正规程序要钱的话,手续太复杂。太复杂的事情大家就不大愿意去干,宁可采取比较饮鸩止渴的手段,借一些短期的债券,然后把这些债券拿出去,再卖,再周转,哪怕是利滚利,滚向更大的利润。这些钱,一般来说是用海关收入,或者是用克伦威尔时期开始的货物税来担保的。但是海关的管理在当时也是极其混乱的,有些地方的海关已经采取包税制,另一些地方的海关比如说爱尔兰海关,就完全不一样,王室对海关本身也没有一笔账,也没有长远打算。从查理二世的角度来看,他对从各个环节来的收入:爱尔兰王国的收入,来自法国的资助,来自天主教徒的捐款,国会拨给他的土地税,从阿姆斯特丹借到的钱,对他来说是没啥区别的。他用各种东挪西借的手段,把这个渠道弄的钱弄到下一个地方去用,然后从下一个地方弄到的钱又弄到这个地方去用,过的是一种得过且过、有一天算一天、明天怎样我还不知道的那种、乱七八糟的生活,一直到光荣革命为止。当时的情况下是,王室和国会相互猜忌,因此谁也不愿意考虑建立财政制度的问题。

奥兰治亲王的联姻给国会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荷兰人不是白来的。你既然要求他替你赶走讨厌的詹姆斯,那他自然要索取一点收入。索取一点收入不仅仅是荷兰带来的那五万大军的军费,而且他还有一个外交上的需要。威廉亲王之所以愿意干这种事情,主要不是因为他对英国新教徒有多么好的好感,而是关键在于,当时的国际主战场是荷兰人和法国人作对,奥兰治亲王和路易十四作对,公愤和私仇加在一起,双方都很想把英国加到他们那一边去。而查理二世采取的是首鼠两端的政策,他签署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条约,一面向路易十四保证支持他,一面又跟荷兰人签订三国和约保证支持荷兰。两份条约都有各种保护性条款,就是说,在新教徒问题解决以前,暂不执行三国协约;在继承权问题解决以前,又暂时不执行英法协约。这样他等于是两头都占便宜,但是对谁都不做确定的承诺。这种狡猾的手段到詹姆斯时代就渐渐的维持不下去了。光荣革命以后,奥兰治亲王对英国政府提出的条件,实际上是这样的,他可以不管英国国内的事情,把这些事情交给英国本土的贵族去管,但是,英国人要答应他,把英国完全拉到荷兰这一边。这一方面等于是双方有一个不成文的默契。如果没有这样的默契的话,他还不愿意劳师动兵,在路易十四正在威胁很大的情况下离开荷兰本国。

要知道,1688年远征是一个极大的冒险,差一点,荷兰是很可能会因此亡国的。因为路易十四的大军在奈梅亨和约(Treaties of Nijmegen, 1678)以后,就已经部署在英格兰南部,随时可以打进荷兰。前不久他已经打进了荷兰,包围了阿姆斯特丹,占领了荷兰的大部分。勉勉强强的,因为三国同盟的关系勉强退出,他随时可以卷土重来。这时候他正在边境集结重兵,谁也不知道他的军队打向哪一方面。奥兰治亲王的舰队刚刚出港,法国又发动了战争。但是这次侥天之幸,这一次他的战争向德国方面前进,向莱茵河流域,向西部的哥廷根一带前进,把德国西部最肥沃的土地都占领了。实际上当时的情况下他如果不打德国,把主力用在荷兰的情况下,估计荷兰就灭亡了,因为荷兰的主力已经被奥兰治亲王带到英国去了。这一次战略失误,等于说是非常侥幸的,跟无敌舰队出现在英国海岸时那样,一样侥幸。当时如果听了伊丽莎白女王的话,恐怕西班牙人就已经打进英国了。这一次也是非常侥幸,如果路易十四像上次战争的时候那样,把荷兰当作主战场,荷兰说不定就亡国了。但是这一次他没有这么做,机会就永远错过了。英国和荷兰既然有了同一个君主,又结成了联盟的话,那么他就不得不卷入了以奥兰治亲王为核心的战争。因为后来英国取代荷兰的霸权,所以大家往往认为是英国称霸了战争。其实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不是这样。因为荷兰是处于主动地位,而英国,等于说是付出了血本,替荷兰人当枪使了那种感觉。

战争是需要筹款的,但是这个筹款不能通过征税的方法搞掉,因为以前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都是因为征税而得罪了国会,搞出了国内的问题。而威廉既然来到英国,又是根据国会的意志去替他们赶走老国王,那么他有一个基本的默契就是,你当我们的国王就不能再向我们额外要钱了。但是战争又是需要钱的,他的办法就是怎么做呢,就是大量的推行短期贷款和彩票发行,用这种手段筹钱,就等于是绕过了原有的税收体制。因为原有的税收体制,需要分散的跟各郡的乡绅谈判,这是很费事儿的事情。但是你自己出去借钱,去发行彩票和短期贷款,对那些土地贵族、乡绅没有直接的损害。表面上看这些钱不是从他们的身上来的,所以他们的反抗不直接。但是问题在于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钱,你总得有个抵押和担保吧,如果不拿税收做抵押和担保,也没有人愿意买你的彩票或者是把钱借给你,所以最后的结果你还是要拿国税做担保。国税到时候,过了一段时间内,还是要国会做担保,要不然这个钱还没人借给你。最开始的时候,在1691年以前的几年内,发行的彩票和短期贷款就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说,利率很高,高到9%,而购买者寥寥无几。关键原因就是因为偿还没有保障。要偿还有保证,必须国会说话担保。国会担保了以后,钱在国会手里面,才能偿还。如果是国王和第一财政大臣搞出来的,大家对你没有信任,因为以前查理二世也搞过国库止兑事件,这样一来谁也不知道国王发行的债券到时候能不能还,如果国会不担保的话大家对国王是没有信心的。但是国会要担保,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上,我们赶走詹姆士国王就是因为不让他征税,现在你来了以后你还是要向我们征税,那么我们何必要把詹姆斯国王赶走呢?所以光荣革命最开始的几年内,国会仍然不肯给担保,不给担保就没有钱,没有钱,战争就没法打下去。最后他们采取了一个折衷性的办法,就是英格兰银行、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这三个公司的情形。

说到这三个公司恐怕有很多人都会想到中国现在的很多融资公司,这个性质上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这些公司他们到底算是政府代理人还是资本主义公司?答案是,应该是政府代理人的性质是为主的,至少在最开始的阶段是这样的。如果它们是纯粹的私人公司,没有政府给的特许权的话,那开始的第一批资本就筹不到,而他们开始的时候主要作用也就是给政府充当白手套:名义上是英格兰银行在筹资借钱,实际上借到钱以后,这笔钱马上就要借给威廉和玛丽的政府作为长期贷款。长期贷款跟短期贷款是不一样的。短期贷款,比如说9%的利润,我到阿姆斯特丹去向荷兰人或者胡格诺教派,或犹太人去借钱,借到了钱以后过几年就要还。这笔钱在阿姆斯特丹的证券市场上去卖的话,是以非常亏本的价格流通,往往是三折到四折的都有。这个情况很像民国初年。民国初年财政危机的时候,政府资不抵债的时候,就发行了各种各样的债券。这些债券一出手,比如说,一百块钱的债券我拿到手上去,到上海的证券市场去卖的话,三、四十块钱你能够卖得出去,都算是你很走运的了,一般是二十五块钱,二、三折卖出去。很快,过不了几年就一文不值了。这还是中央政府发的债券,如果是地方政府的,比如说张宗昌那种人发行的军用票呢,那么答案就是一文也不值。张宗昌在军队在的时候,用枪杆子指着你,你敢不用我的军用票,我把你的店给封了,你不敢不用。拿着军用票来,你只能把东西卖给他,但这就跟直接抢人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你拿了他的一百块钱军用票,你到上海去,人家肯给你一块钱的东西那就算是发慈悲了。很可能这东西你留下来就像沙皇的卢布一样,留下来给子孙做纪念品了,你就是完全赔了。像这样的军用票在民国出现的多得很,二、三折的国库券这已经算是很了不起的了。

英国开始的信用,威廉和玛丽女王,开始的时候发行的那些彩票之类的东西的信用,虽然比民国政府要好一点,但是也没有好到很高的地步,总之是很惨烈的。而且过上三、四年你就要还本付息,那时候你又得借更多的债来,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模式。而如果一直按照这种模式搞下去的话,说不定威廉的政府过不上几年也就跟詹姆斯一样垮台了,而光荣革命也就变成一个失败的记录,留在历史记忆中。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的存在就是为了缓解这种局面。其实两家融资公司的性质有点不同。英格兰银行搞出来的、筹资筹到的钱,是国际性的,包括伦敦商人的剩余资金,和阿姆斯特丹或者是欧洲各国的投资,按照当时留下来的账目,实际上全欧洲都有。伦敦商人是占大头的,荷兰人投的钱是占第二位的,法国银行家、胡格诺教徒之类的投资是占第三位的。还有一些普鲁士人、波兰人和奥地利人参与在这里面。

英格兰银行成立以后,它筹到的钱首先以长期债券的形式借给政府。长期债券一般来说,还款期限就是二十年或者三十年不等。从当时政府的角度来看,二、三十年再还,这跟不还是没什么区别的。二、三十年以后,威廉王子也都活不了那么久,他的那些大臣,大部分都是过两三年就要下台的,他根本不会考虑二、三十年以后的事情。有了这笔长期贷款,战争就可以打下去了,以后的事情由英格兰银行自己想办法。东印度公司那是另外一回事,它给政府借的长期贷款是依靠贸易特许权作保证的,贸易特许权就是,比如说,把东方,印度和南洋一带、巴达维亚一带的贸易托付给你,赚到的钱全部归你,别人不能做这项生意。作为这样的优惠条件的话,然后你借给我一大笔钱。商人看到,想要做东方贸易的商人觉得这种垄断性肯定有利可图的,而且你不加入东印度公司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到东方去做买卖,所以支持东印度公司肯定还是有利可图的。南海公司也是这样的,南海公司也是得到特许权的。南洋也就是,所谓南海,主要是指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就是德雷克搞海盗走私活动时候征的那个地区。这个地区的贸易全部包干,包给南海公司,政府是没有钱的,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个特许状:未来三十年,到1732年为止,只有贵南海公司能够做西班牙美洲的生意。其他的任何人想要做他们的生意,你先投股到南海公司那里,买南海公司的证券,然后你就可以做了。不投股,那你做不成。然后南海公司得到这个好处以后,那当然要有恩报恩,政府给了我这么多特许权,我也要得给政府一些长期贷款。政府给了我几十年的特许权,我赶紧拨给政府几百万英镑的长期贷款。拿到这几百万英镑以后,先发了再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事情跟现在的本届政府也没有关系,先发出去再说。于是,用这种方式,他们就成功的,等于说是从政治角度来看,他收买了托利党。如果这笔钱仍然需要由国会的税收来担保的话,指不定博林布鲁克或者托利党人会发动叛乱也说不定。当时的土地贵族,已经认为是税收太高,绝对不能容忍进一步增加了。

照当时的那些小册子的说法来说,王室的债务体系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把国民划分为两大阶级:一个阶级就是,把钱借给政府的人,他们是极少数的、人数只有几万人的伦敦商人和世界各国金融家,还有好多不是英国人;另一方面也就是债[务]人,也就是说,将来负责还那个债的人,也就是各地的地主、伦敦的手艺人、店主,诸如此类的,这些人全都是地地道道的英国人。这两个阶级的划分,等于说是,奥兰治亲王和他的政府,把宝押在这两个阶级和平上面。最支持政府的人,就是那些借钱给政府的伦敦商人,因为一旦把钱借给了威廉的政府,如果威廉像詹姆斯一样倒台的话,那么他们的债就完全是,像是金圆券一样,血本无归,一点都没有归还的希望了。所以当时的小册子作家,不怀好意的攻击奥兰治亲王的时候,就说是,他这么干是有意的,就是要以人为的方式,制造出一个拥戴政府的特殊阶级,因为这些人借钱给了政府,所以他们不能容忍政府倒台。而这些阶级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他们的利益跟英格兰国民的利益是整个相反的,他们是极少数的人,而且还是本国资本家和外国人控制的本国资本家,地地道道的英国人在这个阶级的压迫之下,是处于一个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的。当时的话,你看当时的评论,与后来的评论是截然不同的。如果等到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人民是自信满满,他说是,英国的国债制度是英国优于欧洲大陆的主要原因,是英国能够打破拿破仑和法国的主要原因。但是国债制度刚刚开始的时候,评论是完全不一样的,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制度,英国人将来就要亡在这个制度上面了。而且还要拿法国作为先进典型来评价,因为法国人借了债以后,在战争停止以后,政府会组织还债,还光了以后再想办法再借。而英国这种借贷、借贷,利滚利的制度,好像是要越借越多、将来永远看不清还清的日子一样。而成立的英格兰银行、东印度公司这样的组织,就好像是骑在国民头上的一个吸血鬼一样,好像会永无止境地吸收国民的膏血,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之所以能够搞成,也还是因为,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没有远见。托利党的土地贵族认为,只要这样做能够不把税收直接压在我们头上来,不加税,我们就能够容忍你;而政府这一方面呢,只要现在能够搞出钱来,9%的利率也不管,几十年后的事情谁管那么多呢。那些金融家的事情就更不用管了,首先,我拿到了你的钱以后,搞出了债券,然后我把这些债券拿到阿姆斯特丹的证券市场去作为抵押,用抵押出来的,再利滚利,我的资金就整个周转起来了。那样子以后,几十年以后,反正你国王还在这里面,我也没有关系。如果国王敢背信弃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荷兰的商人和压力集团,通过政治上的威胁来要挟威廉和玛丽政府。你得注意,这一套在英国人看来,当时是很不熟悉的,他们非常不信任这种新的体系;但是对荷兰人来说倒是比较熟悉的,因为荷兰人,奥兰治亲王本人在当荷兰总督的时候,在对付路易十四筹款的时候,已经在荷兰本国阿姆斯特丹的证券市场上,大量的发行债券来支持他的战争。所以这件事情在他,是玩儿惯了的;但是在英国人来看,还是很新鲜的事情。他玩儿这一套,实际上在英国形成了一个双重政体:他本人,除了外交和战争以外,对英国的任何事务都不关心也不在乎,只要英国能够支持他去掐路易十四,他就心满意足了;而英国本国的事务,你去实行高度的自治,那绝对不违反他的利益,实际上他还巴不得不管这些事情。而英国的贵族要的就是这个,付一点代价没有关系,只要谢天谢地,等于说是来一个外国君主,他管不了我们的事情,我们可以一切都自己做主,这样就太好了,付这样的代价还是值得的。

于是按照这种妥协的方式,1694年以后,新的、以融资公司为主的国债体系逐步的建立了。战争的主要开支,依靠国债筹集。从纯粹数量的意义上来讲,大概三分之一,国债的收益占了英国政府岁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好像三分之一不是一个很高的数目,但是你得注意,这里还有一个灵活不灵活的问题。就是说你拿三分之一,表面上只占三分之一,占总岁入的三分之一,但是真正意义上来讲,政府能够有效利用的收入,可能是百分之八、九十,为什么呢,因为政府的三分之二的收入,表面上是三分之二的收入,但是它是捆死了的,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它是一个定向开支,是因为它是以前,征到的税收都已经有了固定的用途。比如我从布里斯托尔海关征收到了几百万镑,但是这几百万镑,我早就预定好了,是发给皇家苏格兰船队,或者发给皇家丹彼尔船队的,这些船队不能一天不吃饭。这些几百万收入,表面上看起来,在第一财政大臣的账目上转了一转,但是实际上财政大臣是不敢用的,拿到这笔钱你马上就得花出去,不花出去这些人闹饷怎么办。所以这笔钱存在,[数目]很大,但是你不能拿来灵活运用,对于财政大臣来说这没多大意义。另外那三分之一的钱,它好在哪儿呢,好在可以灵活应用,因为它没有特定的、事先锁定的用途。我可以拿去买一批船到荷兰去,也可以买一批船到美洲去,怎么用都可以。这样可以灵活应用的开支才是政府真正需要的。

灵活应用的开支哪怕只有百分之十,都比不能灵活应用的绑死的百分之九十开支都还要重要。如果说是,一个政府能够有三分之一的开支是可以灵活利用的,这个优势是非常大的。你只要比较一下当时西班牙人的情况就可以看得出来,西班牙王室收入的四分之三,在还没有进入国王的口袋以前,就已经预定好了用来还债了。因为以前历代的国王欠下的债已经是受不了了。国库的四分之三的收入,刚进了国库马上就要拿出去还债,国王只能够拿到四分之一。而且四分之一,不用说,还有好多用途是绑定了的,这儿开支那儿开支,政府不可能一天不吃饭,那么多人都指望着国王陛下吃饭的,大部分都拿出去马上就要花掉。国王真正能够拿出来灵活开支的,可能连百分之十都不到,而英国政府居然能够有三分之一的收入他想怎么用就怎么用,那他比起西班牙人来说,那个优势就不是数量上的、单纯数量上的优势。那不叫数量上的优势,那叫数量级优势。数量上的优势就是说,我有一百万,你有两百万,大家是一个层次上的人,你比我富一点;数量级的优势是怎么样的呢,我每个月拿五千块钱工资,李嘉诚每个月投资几百万,这是一个层次上的区别,你从数量上说他收入多少,跟我的工资比,那是根本毫无意义的事情。靠着这个三分之一的周转资金,这等于是赋予了英国人一个,不仅是数量上的优势,而且是层次上的优势,使他能够在有利条件下结束战争。

但是有利条件下结束战争以后,这又涉及一个重大的选择问题,博林布鲁克和他的保守党政府在安妮女王一朝的时候,就面临着一个很重大的选择:今后的财政是怎么办呢?按照这种国债体系,当时国债搞出来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当时应付过去了就算了,以后的事情大家管不了那么多。但是战争结束以后,应该怎么办?如果你打算继续借下去,借新债来还旧债呢,还是打算用税收来抵债、来减债,或者是采取其他什么办法?随便哪种办法都是有代价的。你借新债来还旧债,实际上是最省事儿的办法,当时大多数国家都是这么干的。但是这样有一个后遗症,就是说,你以后的下一届政府,每一届政府都借新债还旧债的话,最后你早晚会搞成西班牙人的那个样子,钱一进门的话,四分之三,绝大部分都要用来付利息了,不知道会搞到哪一天为止。但是你要还债的话,还债是用预期岁入赎回债券,那就等于说是,撕毁了奥兰治亲王当时的默契,地主乡绅肯定要闹事了,如果你要他们出钱的话,那他们肯定就觉得,当年赶走詹姆斯国王都是白干了,一朝回到旧社会,我们白干了,这会引起政治危机的。

而且博林布鲁克,能够取得辉格党的支持,关键就在于,他当时打出的口号就是:结束财政扩张主义,减轻地地道道英国人民的负担。等于说他的口号就是,你们以前的政府只顾搞海外扩张,把极大的财政压力压在英国本地的地主乡绅头上,现在我们要扭转乾坤,把国家拨乱反正,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如果我一上台就撕毁诺言的话,以后竞选我就不好竞选了。两方面利益都要顾到的话,所以办法是怎么样的呢?他,第一,不能向地主乡绅加税,相反,他还必须减税,因为以前斯图亚特王朝末期和奥兰治亲王初期的时候,土地税已经相对来说是太高了,九十年代重新征收土地税的时候,又一次增加了土地税,现在强烈的呼声是要求减轻底层的负担,因为地主等于是英国农村的精英,他们是不好得罪的;另一方面,如果你没有政治责任感的话,当然可以。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佩服博林布鲁克的保守党政府,他们采取的做法是,无论如何都还要减债,趁着短暂的和平时期没有打仗、政府开支可以不必扩张的情况下,要解决前几代积累起来的债务问题。

这个债务问题应该怎么样解决,答案是,主要依靠债务重组,依靠减债计划。减债计划也是另外一个基金,成立专项的减债基金,来完成减债计划。用减债基金赎回政府以前发行出来的各种债券,而这些债券必须得分类重组。在各种债券中间,彩票是最短期最危险的,短期贷款其次,长期贷款还比较好。政府的基本逻辑是,尽可能的用比较长期的贷款,来换掉短期的贷款;用比较低利率的贷款,来换掉比较高利率的贷款;用年金来换掉贷款本身。年金是一个特别有好处的更换方式,因为你变成了年金以后,你的地位就改变了。贷款是一回事,我把钱借给你,我可以要求你连本带利全都还给我;但是年金就是另外一回事,我买了你的年金,那我就是永远不会再要求本金了,我是打算子子孙孙专门吃你利息了。如果我的贷款变成了年金,实际上政府就松了一口气,本金我永远不用归还了,我只要付利息就可以。然后这个空出来的本金就变成你可以调动的一个灵活资本。从账面上看来,好像债务没有变化,欠债还是那么多。但是实际上,你欠的正常的贷款是随时挂在脖子上的一个磨盘;但是你这个年金呢,年金实际上就是你自己的钱,你等于说是只是养了一批公务员,只是相当于是养了一批不干活的公务员,只需要年年给他们付股息,付股息那就比连本付息要轻松多了。所以当时博林布鲁克政府的政策就是,利用减债基金来更换三大金融公司发行的债券;用政府股票和年金,来替换债券。

这个政策是保守党政府首先发明的,但是最后真正把这个政策执行成功的,则是乔治王朝时期的沃尔波尔。他所采取的政策是,利用伦敦金融市场的逐渐繁荣,不仅要更换年金,而且还要相应的减低年金。但是这件事情不能做成像法国人或者说西班牙人做的那种赖债的形式,那样政府的信用自己就要维持不住。而是要利用金融市场的繁荣和造成的利率本身的减少、利率本身的下降来顺水推舟。这件事情主要不是因为政府自己搞成的。当时政府对于国债以外的市场,其实本身也是缺乏了解的。真正的变化还是出在伦敦金融市场和保险市场在这几十年之间的发育。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在内战刚刚开始的时候,伦敦基本上是没有金融市场的,大多数金融公司和保险公司,都是在1690年代以后的二十年成立的。在这二十年以后,随着政府的战争开支和战争周转,给了这些金融公司以通过代办业务而繁荣的极好机会。代办公司是一层套一层的,比如说我买了政府的彩票或者是短期债券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不会拿着这个债券,等着他将来还钱,而是我立刻就要把这个债券卖出去,利用这个来回的转手的过程中,搞一些投机活动,然后下一个买家是谁我就不管了。如果说是,我找不到下一个买家的话,我开始的时候这个政府债券我根本就不买。所以如果没有当时的保险公司和多层次的金融公司在伦敦出现的话,估计债券出售政策一开始就玩不转。

有了这些附加的民间公司,做多层次的周转以后,第一批购买政府债券的人,他看到他卖债券是有把握的,然后他当时就买了债券。而买债券的人买了以后,当然他最好的办法是,就近出售。如果要到阿姆斯特丹那么远的地方去,有很多人就会懒得买了。所以这样的话又有很多代理公司出现了。代理公司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家住在伦敦,我买了债券,应该送到阿姆斯特丹去卖的,我不,我在伦敦本地,找个伦敦代理人卖掉。你这个代理人买了我的债券以后,你自己再运到阿姆斯特丹去卖,或者是运到哪里去卖,那就不干我的事情了。我在伦敦卖掉,这就是我的事情,以后你代理公司再怎么周转,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些代理公司产生以后,经过多次经营以后,他自己就变成了次级的银行或者保险公司。这些保险公司后来成了劳埃德保险公司的前身。它经营了这个业务以后,是起了一个保险项目的作用。买到你的债券,然后把你的债券换成其他的项目,比如说是,换成船队,这个船队开到达连地峡(Isthmus of Darien)去,政府的债券变成船队的股东,变成一个私人公司的股票,然后这个股票又再上市,上市再上市,经过几次上市以后,最初政府出售债券的风险,就经过了N多次的稀释,多次稀释以后的风险不再集中在第一批购买人的身上,这个整个金融体系才能够深化。

金融体系的深化,才是英国国债政策成功的根本原因。但是做个深化不是英国政府自己设计出来的,甚至不是英国政府自己想到的,它是一个误打误撞碰进去的做法。好比说我这一杯水,处在一个快要结冰的状态,但是还没有结冰,表面上看像一瓶水。如果没有外界的扰动,它可能始终是一杯水,没有动。但是我如果扔一块冰块到里面去,有了这个冰块做核心,那么刹那间,整个水杯里的水就会冻起来。英国当时伦敦的市场就处在这种状况下,一杯快要结冰的水。它上面已经有大量的资本在流动,而这些资本送到阿姆斯特丹去或者送到热那亚去又不太合算,如果在本国周转更加合算。但是还没有人给它投一块冰,所以它还处在离散的状态下。政府的国债政策,实际上是,嚓的一声投了一块冰在中间,以这块冰为凝结核,刹那间,二、三十年之间,整个水杯就冻起来了,于是整个伦敦的金融事业出现了突飞猛进的状态。

而且由于英国政府,英国政府在开始进行战争的时候,他的财政收入是不如荷兰的。尽管英国的钱比较多,但是因为它的金融体系非常落后,分散的土地税和海关货物税征到的钱很少,在财政上还不如荷兰丰裕。但是它自从借贷以后,财政收入突飞猛进,极大地刺激了金融势力的繁荣。所以在1700年的时候,伦敦的金融市场远不如阿姆斯特丹;但是在1750年的时候,伦敦的金融市场已经超过了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在这个过程中间,开始的时候是,伦敦的商人做了阿姆斯特丹商人的魁儡;但是结束的时候,阿姆斯特丹商人大量地把他的资本移动到伦敦来。不仅因为英国在地理上更安全,而且还因为更多的交易发生在伦敦而不是阿姆斯特丹。而且,通过这几重交易以后,等于说是一鱼多吃,政府那笔钱我可以有9%的利息,经过多次交易以后,基本上每一次交易的话,我一般还可以有5%~6%、一般是7%的利息,如果我拿政府的钱第一次买了债券以后,第二手交易买保险公司,第三手交易用来买达连的船队,第四手交易用来买弗吉尼亚的烟草,第五次交易又用来买马里兰的特许权,连续同样一笔钱,从政府债券到民间股票,连续在我手里面周转五次的话,那么我可以第一次赚9%的利润,第二次赚7%的利润,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都赚5%的利润,同样一笔钱在我手里面连续周转五次的话,那么这个利润就是非常之庞大了。这样的收入,比我在阿姆斯特丹和欧洲大陆本地做生意,更不要说是种地的收入,要大的多。

这样做造成的一个特殊的副作用就是,荷兰的大部分资本在这个时间内,由生利的资本、由投资的资本,变成了食利的资本。直截了当的说就是,荷兰在奥兰治亲王刚来的时候,他的大部分钱财,是放在商人的手里面,商人拿了这些钱到巴达维亚去,到东方或者是其他各个地方去做生意,去赚钱去了;在五十年以后,这些钱全都借给伦敦的银行家了,你到东方去做生意,比如说能够挣到12%的净利润,这个利率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你借给英国政府以后,然后再按照我刚才描绘的那种方式,连续在中间转手五六次的话,你实际上是可以搞到大概相当于百分之五、六十的净利润。而且这个利率是非常安全的,远远不像到东方或者是其他船队上去,说不定你在半路上遇见哪家海盗,或者是遇见风暴就沉了船了,血本无归。从不安全的地方到安全的地方,同低利息到高利息的地方,结果导致就是,整个荷兰共和国,由一个做生意的国家变成一个吃利息的国家,荷兰变成了一个领取英国国库养老金的国家。他渐渐的,开始的时候他是借钱,但最后渐渐的,钱变成年金以后,他根本不想把钱取出来,而且非常害怕把钱取出来。因为你到别的地方去找这样稳定的收入,还不好找,随便什么收入都有风险。而英国政府呢,在这五十年时间内,还非常罕见的,从来没有赖过债。你找一个保证赚钱、从来不会赖债的交易对象,这太难了,太宝贵了。这样的交易对象你只要能维持住,倒找钱都可以,何况人家顶多让你减一下利息。

在这个时候,沃尔波尔当了首相,他抓住了借贷人这种心理,他提出:英国政府也应该从普遍的繁荣中间获利。这个委婉的话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尽管我们开始,1691年的时候,我们借钱的时候,说是9%的利息,但当时的话,市场利率都还是7%。但是现在经济已经繁荣了,经济繁荣的作用之一就是,利率普遍的下降,既然大家现在的市场利率已经普遍下降至5%左右了,你单方面要求我们政府仍然按照9%的利率给你付,那就不公平了。因为大家都赚钱了,不能说是只有你们赚我们不赚,有钱大家分,我们也应该分一份。考虑到我们政府的信用是如此之好,你们到别的地方去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客户,我只是给你降了点利率,但是你还是要比投资到别的地方去、冒很大的风险要强得多。你看一看吧~你愿不愿意接受我的资金重组计划。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资金重组计划,那么减债基金就可以分为三块:一块,你把你的长期债务,变成英格兰银行发行的股票。以前你是借了两百万镑给我们皇家海军,到期的时候我们应该连本带利,把两百万还给你。现在这两百万镑我不用还了,我们以后永远不再还了,我们拿英格兰银行的股票给你,你以后就是英格兰银行的两百万镑的股东了,你不再是债主,就是股东了。你凭着两百万镑的股票,你可以子子孙孙都在英格兰银行分红。但是你跟我们英格兰银行就利益相共了:英格兰银行有钱赚,你不愁没吃没喝;英格兰银行如果亏本的话,你跟着倒霉。反正你的钱永远取不出来了。如果你不肯接受我们这个计划,那也很好,趁着我们现在有钱,你不是不肯入股英格兰银行么?我们以后再不借给你钱了,已经借的两百万镑,我们豁出血本了,拿海关出的钱,我们立马儿还给你,拿上你的臭钱滚蛋,以后再也别跟我们做生意了,我们永远不再借你钱了。你自己选。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都毫不犹豫的选择,为了跟英国政府做生意,坚定的买下了英格兰银行的股票,把他们的债权换出去了。

但是做个信用也只能够英国才能玩,因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国会已经破产过好几次了。如果他们也敢用同样的口气对商人说话的话,那么恐怕绝大多数商人在同样的情况下,赶紧拿着钱就走人。因为借给法国国王的钱,已经有好几次不但血本无归,而且国王还说不定会把你绞死,绞死你以后他就再也不还钱了。这回你能够连本带利拿着钱滚蛋,你应该觉得自己已经赚了,要是下次再投资给法兰西国王,那风险还是太大了。所以这种把戏也不是人人都能够玩的起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种做法就是,英格兰银行的股票用来换取你的债券。第二种做法是,用政府发行的年金券,来换你的债券,这种做法比英格兰银行的股票,其实还要有利一些。因为年金分为两种,一种是多年年金,一种是终生年金。它跟股票不一样:我换成英格兰的股票以后,那么这个股票我传给我的子子孙孙,我永远是英格兰银行的股东;但是我如果把它换成多年或者是终生的年金,那就是这个意思,我有生之年,政府年年要付钱来养我,我高枕无忧,但是我死了以后,这笔债务等于是一笔勾销了。多年年金那是有固定期限的,比如说我规定三十年,三十年之内,政府年年付我钱。当然这个年金付的钱肯定是相当优厚的,否则人家也不会干。但是这样做实际上是,两种条件下的情况,实际上都是等于是,债务等于是在三十年,顶多五十年以后都要一笔勾销。如果你选择这种方式的话,那你在短期之内可以得到比英格兰银行股票更加丰厚、更加有把握的收入。

一般来说,把钱换成政府年金的人,是英格兰国教会的牧师呀,寡妇呀,或者是诸如此类的人。大体上来讲,他们都是些,从性格和习惯上来讲,都是些,所谓的风险厌恶者,就是那些自己想要赚点钱,但是自己又不会做生意,希望能够有稳定收入的那种人。如果国家保证你,我养你一辈子,一辈子给你稳定和丰厚的收入。你买我一百镑,你开始的时候,你丈夫再一次资助、借了国家五百万镑钱,然后他死了,留下一个寡妇。那么你一个寡妇,一个女人家不会自己理钱,又不敢冒风险,还可能弄得血本无归,那么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接受首相的建议:这笔钱我不要了,我把它换成终身年金,政府包养我一辈子,我死了以后这笔钱就归政府了。这对我是有利的。如果这笔钱我要回来以后,我自己去做生意的话,我一个女人不大会做生意,说不定,别人又容易骗我,说不定我一文钱捞不到。放弃,给了政府,反正我死后也用不到钱了,我在生之日,政府包养我,一年付给我足够我生活费的钱,其实我还是赚了的,就我这种性格的人来说我还是赚了的。但是如果我是爱做生意爱冒险的人,我就不会接受这种方法。所以接受年金替代这种方法呢,大体上来讲,是属于非商人阶级这种人,属于风险厌恶者,希望稳定收入的那种人,特别是寡妇。

寡妇在年金购买者当中,占了一个特别高的比例。后来有人说是,女权运动为什么从英国开始呢,因为是英国妇女最早,比其他国家的妇女最早有了独立的财产。这些独立的财产从哪儿来的,首先从寡妇来的。因为已婚妇女,按照传统的规范,夫妻不分家,财产男人管,男人会经营女人不会经营,女人只管家务事什么的。但是男人死了怎么办,她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可靠的人,谁还能比国库券更可靠呢?国库券是最可靠的啦~拿着国库券的女人,就是第一批有独立财产的妇女,你又有钱又有闲,她们可以从事文学创作。最早的女性文学家和女权运动者,就是从这批人中间产生出来的。英国[产生了]世界上第一批有独立财产的女人。之所以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也就是因为,国家想要用比较好的方式来解决它的国债问题。

第三种替代方法,就是通过殖民地贸易来替代,殖民地贸易最主要的就是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它跟英格兰银行一样,也经常把它的钱借给政府。它的主要目的,最初,也是为了给政府,通过债务来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但是它的性质就不一样了。英格兰银行的国民性质比较强,你统计一下它的股东人数就会发现,英格兰银行的投资者基本上是平衡的。大概是,30%~40%的投资者是大投资者,中等投资者也占30%~40%,小投资者占10%~20%。小投资者就是那些,穷牧师啊、公务员啊诸如此类的,只有一点点积蓄,想找一个稳定可靠的投资渠道;中等投资者一般就是伦敦的店铺啦,地方的乡绅那种人,也就是占人口大概5%的那个社会精英阶层;大投资者那就是巨商,大投资者中间有很多人是犹太人,胡格诺派之类的外国人,极少数大资本家。这个三分天下的格局就是英格兰银行比较稳定的一个原因,因为英格兰银行的股东结构,差不多跟英国宪法的结构是一样的。就是说,大资本家、普通的有产阶级和穷老百姓,在里面各占了一份。大概是大资本家占三四成,普通的有产阶级占三四成,剩下的归普通的小老百姓。而且这三方面的利益,资本分布得比较[均衡],三方面的利益比较一致,所以他们有共同的利益来维护英格兰银行和英国债务体系的稳定。所以说,后来有人说是英格兰银行是英国宪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因为这样。英格兰银行的股东结构,它跟英格兰的混合宪法结构,是极其相似的。还有人做过统计表,统计过英格兰银行的股东间,有多少上议员,有多少乡绅贵族,有多少伦敦商人,有多少什么什么什么的,等于是,它囊括了英国的各个阶级。但是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是不一样的,在南海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的股东结构中间,大投资者占了压倒的优势,小投资者是寥寥无几的。可以说南海公司和东印度公司,是属于大资本家的财产,它对中小投资者和英格兰国民本身的利益是比较漠不关心的。后来能够发生南海泡沫事件,也是有这个原因的。

政府、沃尔波尔的第一种做法就是,用英格兰银行的股票来换债券;第二种做法是,用长期年金和终身年金来换债券;第三种做法就是,用从事海外贸易的融资公司,特别是南海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来换债券。这第三种股票的形式和前两种不一样,它就不是保本型的股票,而是高风险投机了。英格兰银行是非常照顾它投资者利益的,基本上是,利润不一定很高,但是永远保证你有钱赚。政府发的年金则是信用最好的,等于说是,即使你只有一百镑的政府年金,你在财政支付体系里,实际上跟格洛斯特公爵(Duke of Gloucester)是属于同一级的,这个是属于最核心级别的。因为这跟英国的财政体系有关系,财政体系也是有内外圈之分的。如果你是年金,那么你就属于核心财政体系,你是第一财政大臣的办事员直接分发财政的。就是说国家有了收入以后,我第一批收入是拿给谁呢,就是拿给在政府账单上有名字的人。这些账单上有名字的人,排第一位是什么呢,卡罗琳王后(Queen Caroline)本人。第一笔钱付给王后本人,第二笔钱付给格洛斯特公爵、小王子本人,王室成员发完了然后,发给各级海陆军军官,发给各位主教,发给各位年金领取者。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年金领取者的话,除非王后和王子本人都没钱了,你才能没有钱,只要政府花得起王后的钱,那么你保证有钱。虽然要给王后的钱是几百万,给你的钱只有几百镑,但是你跟王后的钱是同一批发出来的,除非王后饿死。王后碗里面有干饭,你碗里面一定有稀饭。这是绝对可靠的东西。等到英国连王后的钱都花不起来的时候,那你就不用指望别的地方还能够赚钱了,这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的股票那就不一样,他是根据公司的经营来算的。而公司的经营又不像英格兰银行那样稳稳有钱赚,说不定英国在跟西班牙发生战争的时候,美洲贸易可能完全中断,在这几年的时间中,你那个南海公司的股票说不定,你是一点分红都没有的。但是也说不定,说不定英国打败了西班牙,跟西班牙签订了一个很有利的条约,结果条约规定西班牙美洲的贸易专门包给英国人,那么这下南海公司这几年就要发一笔横财。发一笔横财,你本来是一个穷公司,买了一点股票,你一下子就马上可以在伦敦买豪宅,好像跟高级贵族一起来往、平起平坐一样。这样的机会对于比较喜欢投机,但自己又不大会做生意的人来说,是有极大的诱惑力的。

所以,沃尔波尔计划的好处在于,它等于说是,针对国民的不同阶级和不同性格,等于说是给每一个人都设计了一个方案:喜欢保本的人,你可以去买年金;喜欢投机的人,你去换南海公司的股票;居于两者之间的人,你去换成英格兰银行的股票。只要你是个英国人而且手中有点闲钱的话,它都有办法把你的钱尽可能吸引过来。它针对国民的不同性格和不同阶级,把所有人都给算进去了。喜欢高风险的人和喜欢低风险的人,都可以各得其所。

这个计划唯一的障碍在哪里呢,在于国会的党争和减债基金的法律限制。减债基金刚刚开始设定的时候,措辞是比较含混的,国会就说,我们设立这个基金就是为了解决英国的债务问题。那么这就涉及一个解释的问题:如果你要做一个严格的解释,那么设计减债基金没有别的,就是把减债基金拿出来的钱拿出去还,那就对了。你如果像沃尔波尔这样拿去周转的话,那就是二次周转了。所以有些人,他的反对党就提出,你这样做是违反国会当初立法的原意,这是不合法的。你只能拿这笔钱去还债,你如果要去二次周转的话,那等于是债换债,这违反了减债基金的本意。沃尔波尔本人是坚持做宽泛的解释的,就是说,只要是有利于减债这个目的,中间再玩儿一笔手笔,只要总的效果是有利于债务减少的,那么我怎么解释都行。

沃尔波尔在1720年以后,断断续续的几次担任英国首相,总的来说他担任首相的时间超过十年,虽然中间有几次中断,但是大体上来讲他实行的政策,在中断期,也被那些在中断期当首相、财政大臣的人沿袭下来,没有大的改变。最后总的结果是,他的方法是实验成功了。在这十多年的和平时期中,英国的国债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清理债务的做法是基本成功了的。1720年是一个转折点:1720年以前的小册子作家,提到国债的时候一般是愤怒的、哀鸣的声音,觉得是,基本上是一种大英国要完了这种口气;1720年以后的口气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感谢上帝,减债基金对英格兰的贡献之大,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人能够相比。1730年以后,当初反对沃尔波尔的人,自己也改口了,他们不再攻击减债基金的用途,等于是默认这种股票交换法是很有效的。他们只攻击沃尔波尔本人居心不正,与他的办事人员玩忽职守。等于说这种攻击,其实说老实话,它是可以适用于一切时间的一切政府的,因为对任何政府你都可以说它是玩忽职守,对于任何政治家你都可以说他是怀有野心,因为老实说,地球上就没有不怀有野心的政治家。

所以沃尔波尔在历史上的贡献经常被人所忽视,因为大家看待问题的时候往往是从表面上看的。表面上最显眼的问题是什么,宗教问题、宪法问题、权利问题、继承权问题。哪一个家族当国王,好像是很重要的事情;天主教胜利、还是国教派胜利、还是清教徒胜利,这好像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宪法结构,法律上怎么制定,好像也是很重要的事情。相比之下,财政支出是比较乏味的事情。而沃尔波尔在这些原则性问题上,基本上是毫无建树的。所以他虽然是第一位被称为首相的英国第一财政大臣,有好多人对他的评价都是非常不高的。但是你如果撇开表面看实质,恐怕真正能够稳定英格兰宪制的就是他。英格兰国债本身还不是。国债本身是实验性质的,指不定,如果国债搞坏了以后,又会出现爱德华六世时期的那种情况,把英格兰王室的信誉搞的跟法国和西班牙一样低落,说不定这样,因为债务和财务的关系,新的王室又会声名狼藉、站立不住,那样的话,新的革命接踵而来,宪法制度也会无法稳定下来。

而英国宪法制度能够稳定下来,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财政上能够稳得住,通过银行和各种投资渠道,等于说是,全体国民的各阶层,在经济上都跟政府有了联系。1691年的说法是,等于说政府是代表极少数人的,极少数投机者,这些人还有好多是外国人,这些人是压迫英格兰大多数国民的。但是你到1740年就完全不一样了,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是,要么是政府的债主,要么是政府的年金领取者,稍微超过小康之家的家庭,英格兰的乡村牧师,可以说,相对于中国现在的地位,就等于说是,超过中国各地中小学教师收入水平的人,全都买下了英格兰王室的国债或者是年金诸如此类的东西。这就说是,小康之家以上的全部家庭全都变成了英格兰王室的利益共生体。只要王室本身发生问题,他们毫无例外的都会受到财政上的损失,而且他们财政损失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没有利益分歧。只是说是有些人赚的多有些人赚的少,但是只要有人赚就是所有人都赚,有人赔那一定是所有人都赔。不可能说是,卡罗琳王后赔钱的时候,其他人不赔,那时候其他人一定跟着她赔。卡罗琳王后赚钱的时候,其他人也一定是都赚钱的。它等于是把英国除了无产阶级以外的所有人都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利益共生体。

在这个利益共生体面前,天主教和新教长期以来的仇恨好像都变得不太重要了。麦考莱曾经描绘过,就是说,大体上讲,占英国人口5%的天主教徒,跟他们的邻居过得很和睦。他们的邻居组成的陪审团绝不会相信说是,他们是天主教的邻居,会制造叛国的阴谋来反对他们。他们也绝对不会说是想到那些天主教邻居,会像爱尔兰天主教徒一样,把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引进来。这些人在英国的日子,过得比法国的天主教徒和西班牙的天主教徒要稳固的多。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现有的地位去跟欧洲大陆的那些天主教徒相比。这种利益共生上的联系,比起长期以来形成的宗教上和政治上的仇恨更有利,等于说是,实现了一个,英国共识政治或者是国民团结的基础。所以后来麦考莱说是,英国的天主教徒跟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东西: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是非国民,他是国民共同体之外的事情;而英国的天主教徒,或者说英国的任何政党,彼此之间,他们都是国民内部的一部分。等于说他们有争论也是同一个俱乐部之内的争论,那是闹不大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利益底盘放在这里,捆在一起,缠在一起,是不可能再分开了。这个过程,在1691年奥兰治亲王在位的时候,这种情况还不存在;在沃尔波尔的减债计划完成以前,这种情况还谈不上稳固;但是减债计划完成以后,这种状态已经是牢不可破了。

但是这个过程也并不是绝对的田园牧歌。总的说来,英国政府操纵财政的过程中间,手段也是由生疏到熟练的。大概是1710年以前,他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很笨的,特别是在短期债券和彩票发行这方面,做的都是亏本生意。但是1710年以后,他们变得比较成熟了,很少再搞这种短期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国家信用已经确立,要借长期贷款或者是减低利率都已经变得很容易了。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正因为他们过去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还是因为过于冒险,才搞出了南海泡沫事件。南海泡沫,其实他的做法开始跟沃尔波尔的计划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白了,既然以前的债券重组计划都做得这么成功,那么以后为什么不能做下去呢。南海公司以前也搞过这种事情,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批债务,我们重组一下,用来换南海公司的股票。你们以前是借给政府的,现在以后算是南海公司的股东了。南海公司,说不定,眼看我们打败西班牙就要发大财了,这是给你一个发财的机会。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因为以前,等于说是,买三大公司股票的人,基本上是,总体上来看,都是属于受益者。所以大家对这件事情太相信了,所以国会一旦推出,一月份的时候才刚刚推出南海公司债券重组计划,还没有到三月份,伦敦的股票市场就陷入了疯狂的状态,只要口袋里有点钱或者能够借得到钱的人,买不到南海公司的股票,是死也不肯罢休的。几个月的时间内南海公司的股票立刻就翻了六倍。六倍,翻了六倍的股票,如果你按照后世的标准来看,其实也不算很严重。但是你不要忘记,十七世纪那个市场跟现在的市场是没法比的,那个时候的市场和资金量都是非常狭窄的。股票能够在半年时间内翻六倍,这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基本上所有的外行,大多数外行都已经经受不起诱惑,想方设法地把棺材本都已经投进去了。

这个时候,英格兰银行开始觉得不对劲了。他们的经营方式,等于说是,像刚才说的那样,经营方式一开始就跟南海公司那种冒险性公司不一样。他们开始发行政治小册子,指出,南海公司现在的做法是不行的,他们因为炒股票炒的利润太高,已经不可能好好经营了,把更多的钱投入到股票市场,而且战争还在继续,在战争期间,南海公司的主要经营地就是西班牙所处的美洲殖民地,已经对英国实行封锁。战争什么时候结束,说不清楚,说不定经年累月不能结束,你这个生意没法做。生意没法做,你没有利润。没有利润你全靠炒股,也就是说,将来,在未来这几年之内,你没有正经的收入,一切都押在炒股、股价不断上涨的收入上,万一股价不上涨甚至下跌你怎么办,你绝对没有办法在股票不上涨的情况下,继续把这个游戏玩下去。这个小册子的内容大致上就是这样的。

按照当时的说法,因为当时的小册子是主要的媒体,像是伦敦公报这些小册子,它的发行方式是这样的:印刷厂印刷出几千份来,低价或者是免费的送到各地咖啡馆,摆在咖啡桌上。来逛咖啡馆的那些人,就会打开这些小册子来看,然后再叽叽喳喳地评论一番。然后,逛咖啡馆的人往往就是白厅(White Hall)的常客。他们的办法是这样的,平时,有些时候逛逛咖啡馆,跟其他地方关心政治的人,看看小册子,谈谈最近的政治情况,然后他们就跑到白厅外面的走廊上去散步了。散步的过程中间,哎~忽然看见第一财政大臣溜达溜达着出去了。嗯~他就拿着手杖过去,大臣你好,今天天气blablabla,然后,我陪你走几步怎么样,一边走一边谈,然后,你看,我在咖啡馆里面听同僚怎么说的,然后套一点信息出来。说不定还会碰到国王本人在林荫大道上散步,然后也就会到国王本人那儿去搭讪。当时的英国国王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现在安全部队这些东西的,如果国王什么时候,没事儿干的时候,在林荫大道上散步的话,确实是,什么时候,过路的、没事干的绅士,凑上去的话,你任何人都可以见得到国王的。而当时的人,好像是根本想不到会有人会刺杀国王或者干类似的事情,国王本人也不担心这些事情。这种环境在中国或者说在现代,基本上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但是当时,英国的政界和舆论场,和商界之间的沟通,就是按照这种方式来沟通的。伦敦外那些走廊,林荫大道,海德公园(Hyde Park)这些走廊,就是国王和政治家经常出没的地方。你有空了以后,求官之人,求年金的人,逛咖啡馆的那些闲人,就要在这个地方接触他,接触他然后回到咖啡馆里面,连真带假的消息,真的消息和造谣的消息一起在咖啡馆里面说,然后又去,消息什么的包打听,坐在咖啡馆里面听他们扯,然后扯了以后再添油加醋,加上自己的话,然后再写一些小册子之类的东西,拿出去叫卖。在这种过程中间是来回循环,构成一个信息流通场。跟这个信息流通场最接近的地方,就有点像民国年代出现的八大胡同。八大胡同名义上妓院,但其实不是的。要讨女人的话,路线多得很,不一定非要到那里去。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八大胡同是国会议员和他们的秘书经常去的地方,还有新闻记者一定要去。你在那个地方,动不动你就会看到林长民踱着方步出来了,或者是汤化龙在那儿喝鸡汤,然后你就去跟他呼悠呼悠。说不定哪一天王占元进京的时候,他去找汤化龙说话的时候,你把他们两个人都逮住了,然后,哈哈哈,一个大新闻马上就到手了。八大胡同是起的什么作用呢,是起的一个社交场的作用。那些所谓的记者,什么什么,花国大总统什么的,她不是真正的妓女,她实际上是一个沙龙主持人,外加是小册子情报的一个汇总点。英国当时的咖啡馆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所以英格兰银行,在搞这个事情的时候,想黑一黑南海公司的时候,它的小册子就送到咖啡馆去到处发行。这些小册子过不了多久就传到国会里面去了,那些咖啡馆里面的常客[也都看到了],也就是经常跟国会议员搭讪的人。大概到五、六月份的时候,国会就通过了新的南海法案,要对南海公司的股票进行监管。这个法案刚刚公布,才到第二天,股票市场就急转直下,由狂涨转为狂跌。同样没有过几个月时间,当初在三、四月份,疯狂入市的那些散户,就全部被套死在里面了。

南海公司事件对英国的文学界有极大的刺激,像笛福啦,蒲伯啦,斯威夫特那些人,基本上每一个人都要写南海事件,蒲伯好像写过一首诗叫做,天佑纸通货,然后是,引用了希腊罗马式的一系列滑稽的词语,最后是说是,现在,纸做的通货现在取代了古老而神圣的诸神,落在我们每家每户的人头上,在少女的梳妆台上、在老处女的卧室里面、在乡绅放圣经的台子上面、在国教会牧师的讲坛上面,每个人家里面都坐着这位财神爷,财神爷一举手一投足,所有人都要像傀儡一样,听着他,跟着他,然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诸如此类,blabla之类的。他所谓的纸通货,不是指的纸币,就是指的政府减债计划中间发行的那些股票啊、年金这些券,当时都是纸打印的。

我们如果通过横向比较或纵向比较,用其他国家的情况和以后二十世纪的情况来看,应该说是,当时的英国国会和政府,应该说是很有良心。他们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泡沫给捅破了,而且善后处理,实际上你要真到最后的话,如果没有在当年九月就从伦敦桥上跳下去的话,最后你实际上,当时那些买南海股票的人最后还是赚了。因为政府实际上最后还是把他们搞到手的所有股票都赎回,大多数情况下就变成是多年年金的形式,也就是说,还是很有良心的保证不让任何人吃亏。但前提是你要对政府有足够的信心,不要立刻在当时想不开就直接跳楼。当时直接从伦敦塔上跳下去的人也不少,或者是,有人在码头上租一条船,说他要渡泰晤士河,船划到中央的时候,船夫回头一看,怎么回事?人没有了?想赖账了?一看,哎~不对呀,船头上留下两个金镑,比应有的船费还要贵六倍,但是金镑之外另外放着一份绝命书:我没脸见人了,这笔钱是我付给你的最后一笔钱,我没有亏待船夫,上帝保佑国王陛下,诸如此类的。

南海公司善后之所以好解决,是因为就是说,当时的情况下,南海公司股票的这个最后一次置换实际上是减债重组计划的一个尾声。在当时的情况下,大部分计划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国库里面的财政处在一个很充裕的状态。他本来是打算,所以国会掉以轻心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本来是觉得乘胜追击,一下子整个解决,没有什么大问题。主要是由于市场的不理性,导致了夸大现象,但是从基本盘上来看,当时的政府和英格兰银行,完全有足够的资本来了结这件事情。其实他们当时即使是根本不发行这个南海股票,按照英格兰银行原有的计划搞下去的话,其实也能搞成的。本来这件事情就是多余的。但是既然搞错了以后,英格兰政府于是又另外借了政府250万镑,把这件事情了结了。

南海公司发生事件的时候,伦敦市场上的贷款利率已经有了进一步的降低,降低到4.5%,甚至到3.5%之间。这个利率降低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就是,在过去二十年之内,金融市场有了进一步的发育,借钱变得比以前更容易了,因此利息进一步降低,所以南海泡沫的时候,政府用来替换国债的股票,规定的利率大概只有5%。但是5%已经比市场上流行的3.5%要多多了,所以就为了1.5%的差价,大家就已经抢疯了。原先政府要替换这些股票,大概是1710年,或者是1720年代战争时期发行的股票。当时发行的国债,当时那些国债规定利率一般是7%,政府打算用5%的股票来换7%的贷款,贷款是要连本带利还的,股票是只给利不还本的,而且利率降了2%,但是大家还是要疯狂抢。因为你不这样换,不抢的话,你自己去到正常的市场上去看,3.5%就已经差不多了。5%比3.5%,还是有赚头的。在这整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出,当时的南海泡沫事件发生的时候,英国当时正处在整体上经济不断升级、整个市场欣欣向荣的情况下。所以正是因为有这个前提在,南海泡沫才没有搞成伤筋动骨的大事件。

南海公司以后再过[30多年],七年战争(1756~1763)的时代就开始了,应该说是,照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说法来看,就是,七年战争是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大战,七年战争的失败是英法决出胜负的一个关键。但实际上你如果从国际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早在减债计划成功的时候,英国差不多是已经赢定了的。他自己的股票价就是,在利率不断降低而且拒绝还本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让这么多国际游资抢着它的股票买,搞出疯狂的泡沫来争他们搞出的股票,这已经就是胜利了。英国不再向阿姆斯特丹借钱,把阿姆斯特丹的钱吸引到英国来,这时候英国已经胜利了。七年战争的时候法国出现了最可悲的现象,就是说,在整个战争的情况下,法国政府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对巴黎附近的中央五大财政区涸泽而渔。与此同时,法国比较有钱的城市,包括原先的金融中心,里尔和里昂,大量的资本家为了保险起见,把他们的资本送到阿姆斯特丹的证券市场上去,送到证券市场上去交给当地的代理人。然后这些代理人为了对他们的股东负责,买了利润最高、最能保本的股票。是谁的股票呢?英国政府发行的股票。法国资本家的钱,通过阿姆斯特丹的证券市场,送到了皇家海军的手里面,这些东西变成了英国的战舰,把法国人赶出了印度,结束了这场世界战争。

这个过程是,开始的很早,也许在法兰西财政署刚刚开始、五大财政区组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一次,是算是决出胜负了。法国的绝大部分资本都在里尔和里昂,巴黎虽然是中央所在的城市,但是巴黎的银行家基本上是政府代理人,没有什么独立性的,真正可以说是,等于说吧:巴黎是“官”的城市;里昂,像上海一样,才是资本家的城市。如果里昂选择阿姆斯特丹来逃避巴黎的话,等于说法国已经陷入了不可避免的内部分裂状态。以法兰西王室和财政署为中心的汲取体制,和以里昂和里尔为中心的工业家和金融家的体系,已经是形同水火了。后者害怕自己本国理论上的政府,就像害怕强盗一样可怕,一有机会就把自己的钱送到国外去逃避。而与法国作战的对象其实已经不是英国了,法国是在跟全世界的金融市场作战。他作战的对象其实是全世界的资本家和金融家,包括英国、荷兰和法国本国的资本家和金融家。而他所依靠的呢,仅仅是本国的财政署官员和已经相当穷困的农民了。只有跑不掉的农民,才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接受法国本地包税商的盘剥。只有这笔钱才是法兰西王室真正唯一可靠的收入,他只有依靠这笔钱才能以极高的利率,从金融市场上借到钱。

金融市场的利率上升或者下降,判断国力,其实比政治上判断国力要好得多。在波兰共和国亡国以前,波兰政府的债券一落千丈。1710年以后,英国政府借贷的利率直线下降,这个直线下降就是英国即将胜利的先兆。从七年战争前后这段时间,就是法兰西王室借贷利率急剧上升的时代。不仅是一个急剧上升,而且还体现在借贷人参差不齐。他出现了一种类似于1691年英国那种情况下,等于是病急乱投医,各种债一起借,低利率的债和高利率的债一起借,从阿姆斯特丹的市场上他也许能够用,走财政区的税收,借到7%的利率,但是这笔钱是不够多的,他通过别的渠道,向各种各样的高利贷者,借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高利贷款,短期贷款有的时候时间只有三年,利率要高到15%。与此同时,英国方面的利率,理论上讲是5%,但是私底下有好多人愿意付出1%和2%的倒贴水,去买这个5%的债券。所以实际上英国政府很可能借到的债就是3%。而法国政府借7%,已经算是上上大吉了,私下里还通过各种乱七八糟的渠道,抵押这个抵押那个,去借那些15%的饮鸩止渴的高利贷。而与此同时,外国政府,像利奥坡德或者是西班牙的政府,在他需要筹款的时候,也跑到伦敦来了。把他们自己的东西拿出去作为抵押,在伦敦的资本家那儿去借钱,因为这里的钱的利率已经更低了,在阿姆斯特丹你必须借7%利率的钱,在伦敦你就借5%利率的钱,因为这2%的利率差,皇帝和国王的代理人都要从阿姆斯特丹搬到伦敦来。

战争结束的时候,阿姆斯特丹的相对衰落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相对衰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绝对是增长的,因为荷兰人把他们的钱,如前所述,转移到伦敦来,是保证有钱可赚,而且比留在本国更稳当。所以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情况很像是1945年以后的英国,你说它在衰落?不是的。1945年以后的英国基本上每个人都比以前更有钱了,而且每过十年大家都比以前更有钱了,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它在世界上的比重下降了,被美国取代了。当时的荷兰也是这样的。钱送到英国去了,英国人帮我们赚钱。其实每个人的荷包都更丰厚了,但是他的主动性消失了,荷兰整个国家变成寄生在英国身上的一个食利的阶级。英国胜利了,荷兰人保证有钱赚;英国人如果失利了,荷兰人就要吓破胆。在这种情况下,荷兰渐渐的变成了英国的一个附属国。同时英国也用这种方法,确立了它在欧洲大陆的统治,一个依靠金融的统治。因为,欧洲对应的国家,比如说是普鲁士王国、奥地利皇帝、西班牙国王之类的,相对于英国本身的金融市场来说,他们国内的岁入和能够借贷的额度,都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在英国不算是很多人有钱,在欧洲大陆,可以组织起一支大军来了。

比如说英国现在有二百万镑,可以借到二百万镑钱,借二百万镑在英国本国招兵,哪怕在爱尔兰招兵都不划算,英国本地的工资是太高了。这二百万镑中间,全都拿出来,在英国,还不够付皇家冷溪近卫团的军饷,那些禁卫军也就几千人差不多了。这笔钱如果交给奥地利皇帝的话,他可以给你拉起五六万的大军出来,而且这笔钱还是借的,将来还要还的。你拿一笔钱去资助奥地利皇帝,比你在本国招兵要划算的多,或者你拿给黑森选帝侯,他们可以给你拼凑起一大批精壮的士兵,到美洲或者任何地方去打仗。所以在1750年以后的一百多年时间,日耳曼各国,等于是变成了英国的一个雇佣兵产地。英国的钱送到哪里来,当地的皇帝、国王或者君侯,就会派出他的臣民来替英国打仗。他自己需要钱的时候,英国政府会发一笔补助金给他。比如说是,腓特烈国王入侵西里西亚以后,法国和奥地利和俄国,联合起来包围普鲁士,把柏林都占领了。腓特烈国王之所以能够维持的下去,就是因为英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给他发了津贴的缘故。这笔津贴对英国政府来说是不难搞的,他可以通过债券市场,轻而易举的,以很低的利率借到钱,发给普鲁士国王,然后等到战争结束以后,通过普鲁士国王给他一些抵押,比如说,抵押在西里西亚矿山上,很好,国王可以,打了胜仗就把这座矿山的期权交给英国的债权人,英国的债权人不需要去经营你这些矿山,他只要把这些矿山的股票再送到保险市场上去,做第二次周转,然后通过这次周转,他就足已收回成本了,然后第二次周转的利差就差在债权人的身上。在周转的过程中间,等于是,国际资本家和金融家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不怕普鲁士人赖你的债。

在这个利益连心的共同体中间,法国处在一个完全孤立的情况下,等于说是,法国只有依靠越来越刻薄的盘剥巴黎附近的农民来填补亏空,而英国实际上是把美洲和印度的殖民地、一直到欧洲大陆心脏地带的各小国的经济,全部组合在以伦敦金融市场为核心的这一个枢纽之中了。而英格兰银行呢,它本身,通过它自己的股权和债权周转,提供了一个英镑的稳定器。这件事情斯密本人是起了一定作用。因为在确定英镑币制的时候,有人建议让英镑贬值20%。而主要就是,英格兰银行在这件事情上咨询了斯密的意见。斯密断然拒绝,说是,对银行来说,信用比利润要宝贵得多。英格兰银行现在不缺钱,应该毫不犹豫的牺牲这笔钱去买信用,英镑一定要维持原有的币值。于是以后英格兰银行一直把它的币值维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这个信用地位保证了英国本身宪法地位的稳定,也保证了英国在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外交体系中间的核心地位。

以后,在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核心阶段,就是1720年一直到1830年这段阶段中间,英国的宪制,可以说,它跟全世界的金融体系和外交体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你都不能够说它仅仅是英国本身的宪制。英国的货币之所以有信用,是因为它的货币能够得到国债体系的保证。英国的国债体系之所以有信用,是因为它能得到保险市场的保证。保险市场之所以能够有信用,是因为英国是一个立宪君主制的国家,国会对他的税收和债券有一个担保。这是一个连环保的关系。英国国内的政治体系和金融体系相互担保,而英国的金融体系又依靠全世界的资本流通进行相互担保,把全世界都捆在了以伦敦为核心的这个网络中间。这个网络不是自己形成的,英国政府自己没有想到这一点,没有设计到这一点,它只是发挥了一个把冰块投入水中的[作用]。但是这个过程一旦启动的话,那么围绕着冰块的结冰就会把[体系]足够的扩大,把能够接触的全世界都拉进去,把印度那些手工业者和纺织工拉进去,把广州那些十三行商人拉进去,除了围绕着法兰西王室的那一个极小的集团以外,所有人都能拉进来这个网络。法兰西王室不是在跟英国作战,而是在跟全世界作战,它依靠的仅仅是巴黎周围的那些不到一千万人的、越来越穷困的农民。就在这个过程中间,可以说,在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好,谢谢。我想,就讲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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