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斯坦何时建成?

@ 五月 13, 2015

本文源于刘仲敬先生2015年4月30日扬州讲座后的问答部分,感谢豆友“mhb1”整理。前篇回顾《大不列颠的金融体系》】

提问人A:您认为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前景如何?

刘仲敬:亚投行是一个异常冒险的东西。冒险的意思是,就是这样的,它比较像是法国在印度的经营,而且还要不如一些。因为它投资的那些地方是,传统上讲,过去的金融家忽略的地方。而过去的金融家之所以忽略它,那绝对不是无意的,他们没有理由跟自己的业务过不去。也就是他们经过审核以后,觉得这些地方还债的把握是基本没有。所谓一个道旁苦李的问题,就是,世说新语里面记载,就是王戎和他的同伴,经过[某地]的时候看见路边有一棵树,树上结满了李子,大家都去摘,只有王戎一个人不去摘。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去,他说,这棵树既然长在路边,过路的行人一定很多,绝不是我们一队人经过。经过了这么多人,树上居然还有李子,那些李子一定不好吃,如果好吃的话就被人摘光了。果然这个李子是苦的。

亚投行就是这个问题,他为什么要投到巴基斯坦去呢,或者投到阿富汗去呢,直截了当的说就是,因为以前的资本家在这些地方不大肯投资,而这些地方的投资是没有保障的。顺便说一句,中国之所以这么做可能也是因为,中国在这以前已经做了一定这方面的投资,这跟中国过去几年矿产饥渴有点关系。中国在非洲、拉丁美洲,还有在阿富汗这些地方,都买了不少的矿材,用来保证中国的原材料进口。阿富汗这些矿山,论铜矿的品质来说是非常好的。如果你只看它铜矿的品质来说,它应该卖得很贵。中国那些可能是百分之几、几个百分点的矿山都在拼命开采,人家那有百分之二十的矿好像还没有开采。但你想一下为什么那些地方没有开采?因为阿富汗政局不稳定,你也不知道新政府会不会承认你的产权。

在这方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中国编了很多材料,控诉大日本帝国对中国的战争罪行,其中有一个材料就是说,日本从山东掠夺走了多少多少黄金,但是我老实告诉你,这完全是诬告日本,日本在山东不是掠夺了很多黄金,而是在战争爆发以前,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中日两国还是和平友好相处的情况下,日本的资本家,不是日本政府,组织了投资公司在山东开矿,开金矿的公司赚了不少钱。然后在中国历史学家笔下,这些赚了的钱,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的证据,好像是在战场上直接抢劫战利品一样。这其实是完全胡说八道的。在战争爆发以前,日本那些投资的项目,那些性质,跟英美公司在上海开公司赚钱的性质是一模一样的,也跟中国公司在坦桑尼亚赚钱方式是一模一样的。你不能说是,中国公司在坦桑尼亚赚了两百万美元,坦桑尼亚的历史学家就愤怒谴责,中国帝国主义从坦桑尼亚掠夺走了两百万美元,这行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英美公司在深圳赚的那些钱,外资运走的钱,那我们现在就要编历史书,来愤怒控诉他们从中国掠夺走了多少多少钱。那是一点儿意思都没有的事情。那些钱,那些金矿,不是日本军部抢你的东西,而是日本资本家花钱买下来的东西,然后他赚了钱。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最后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人还是把日本人赶走了,尽管这个金矿的经营本身跟战争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因为日本战败了,这个金矿就是完全没有了,而且还在历史书上面黑别人一笔。当然,历史书上黑不黑别人,那完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谁也不在乎那个,也没有任何人相信这个。但是关键在于,你在英美资本家或者是俄罗斯的财团都不去要的那些铜矿,你中国人要那些铜矿是什么意思。如果美国军队撤走了以后,塔利班进了城,他尊重你的那些铜矿的产权么?这个可能性应该是非常微小的。就算塔利班不进城,在联军撤走以后,阿富汗的任何政府,有能力在喀布尔之外发号施令么?显然没有能力。他跟你签署的任何条约,都不会比黎元洪跟日本人或者是跟美国人签订的条约更有效吧。张宗昌会不会遵守黎元洪签署的条约,或者孙文执行不执行段祺瑞签署的条约,这个答案应该是一目了然的。

你买下来的东西,老实说吧,将来你要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你再当一次冤大头,这笔钱就算是我不要我了;要么的话,你像日本当时,或者是德国一战以前的商人一样,游说本国政府,你派一支关东军到当地去,把塔里班给我赶出去,把那个地方给我夺回来。要说是九一八事变根本的动机就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袭击了我们日本公司投资的关东铁路,妨碍了我们正常经营,我们关东军是去维持秩序,把你赶出去,把地方给夺回来。就是这个意思。老实说,这种格局的话,要么你做好当冤大头的准备,要么呢,你就准备一支军队,必要的时候,去维护你的产权和利益,如果没有这后面一方面的准备的话,前一种可能性发生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

但是后一件事情,牵涉的危险是非常之大的。你要到吉尔吉斯去维护什么产权,顺便说一句,2014年吉尔吉斯发生了严重的排华骚乱,中国在那里的投资商人损失惨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派一支军队去干涉的话,俄罗斯人会不会把你赶出来?派一支军队进去,会不会像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军队进了中国,然后英美和苏联都很想把你赶出去,最后搞得日本搞到国破家亡的地步?如果你不去的话,那你就全部亏本了,你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些地方去搞这种投资,将来你早晚,不是早晚,而是在很近的未来,就会面临着这样的情况。谢里夫(注:巴基斯坦总理)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连段祺瑞都不如,他就是黎元洪那种人,巴基斯坦的军队已经赶走他赶走了好几次了。然后赶走以后,下一次,第一次法统重光以后还有第二次法统重光,袁世凯死了以后,黎元洪还可以和他的国会一起回来,段祺瑞滚蛋以后,黎元洪还可以跟他的国会一起回来,因为是合法当选的、民主选举出来的共和国的总统。尽管军阀可以发动政变把你赶走,但是军阀自己也要下台,他下台以后你还可以回来了。谢里夫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一次军阀把他赶走了,他回来了,又一次军阀把他赶走了,他又回来了。现在他跟你签署了这个合同,第三次把他赶走的时间还会远么?他能够当到五到十年以上么?等他被赶走以后,下一任军阀肯不肯承认他跟你签署的合约?或者巴基斯坦整个国家,会不会被他自己长期培养起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武装推翻?

你这个投资,用来修一条铁路,从喀喇昆仑山一直通向大海,横跨了俾路支和普什图的广大地区。普什图地区是塔利班的外省,而俾路支地区是横跨伊朗和巴基斯坦两国的俾路支独立游击队的一个外省。修这一条铁路,老实说吧,你就像是,在1942年维持津浦铁路的运行一样,你要在苏北跟韩德勤打仗,要在华北跟林彪打仗,从湖口到天津的火车,必须配上大批的、大队的皇军做警卫。一路上的各式各样的强盗都会说它[自己]是铁道游击队,是奉国民党的命令和共产党的命令来抵抗日本。你如果不派一支安全部队去驻守这个沿线的话,你这条铁路是没法畅通的。这支安全部队如果驻守的话,比如说你去跟巴基斯坦签一个条约,很好,这个条约签出来的结果就跟南满铁路条约一样。这支军队将来的下场,就跟签署了南满铁路条约的关东军一样。哪一天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上升的时候,这就是中华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象征,我们一定要把关东军赶出去,接下来就是九一八事变。

如果你不派出这一支军队的话,信任巴基斯坦自己的安全部队的话,那么这支安全部队可能就会变成段祺瑞的参战军,他拿了你的钱,本来这笔钱应该是练兵来保护铁路的,但是他拿这笔钱去打别的军阀或者打其他的部落武装,去干别的事情了。然后那些部落武装被段祺瑞打了以后,就要对日本恨之入骨。被你中国武装起来的巴基斯坦安全部队打了以后,他一定对中国恨之入骨。下一步他一定会像是孙文依靠苏联来反对日本一样,依靠,比如说是,伊朗或者是沙特阿拉伯的极端分子,捐款来打你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像这种投资在外交上的主要结果就是,跟日本的西原借款很有相似之处,他肯定会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为中国树立无数的敌人,这些敌人很容易渗入中国的西部边境,那不是你的银行团能够收拾带回来的事情。所以老实说吧,如果你的投资范围,包括从巴基斯坦、吉尔吉斯,通向亚丁湾和叙利亚这条危险道路的话,那么收回成本的可能性是接近于零的,而制造出严重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则是极大的。当然如果你的路线是从福州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这条路线可能是能够赚钱的,但是赚到的钱能不能够抵消掉这条公路的巨大损失,是很成问题的。

所以我只能说,亚投行是一个四不像的组织。我估计他开始的时候,中国只是想唱独角戏,用中国的剩余资本去解决中国的产能问题,跟那些国家单打交道。能够请来一些西方国家捧场,长长面子是很好的,但是决定权要中国做主。中国可以用国内那种黑箱操作的手段,来维持这个银行表面上的信用。如果[出了问题]的话,也可以打落牙齿和血吞,不至于公开出丑。但是既然八国联军入了亚投行,这一套可就玩儿不通了。可能你既没有否决权也没有经营权。尽管人家的股东不是主要的,但是人家在金融体系方面,经过长期经营,论规范论技术是超过你的。至少人家如果要挑你的漏洞,要审查你,抓你的漏洞,这是太容易了。你又不能派安全部队去把他们抓起来,人家都是股东,还有自己发言权的。很可能搞成这个样子:出钱大部分是中国人出的,但是在经营的过程中间,人家出小头、只在观察员协会那些经验丰富的外国金融家,足以把你搞得寸步难行,而投出去的资本多半是收不回来的。出现我刚才描绘的这种可能性,恐怕是占压倒多数的,比其他任何几种可能性加起来发生的可能性都还要大得多。

刘仲敬

观众L:加入亚投行的那些欧美国家就像是特洛伊木马一样?
刘仲敬:嗯,有点像,呵呵~
观众L:所以美国让他们进来。
观众M:美国可能也阻挡不了。
观众N:也没必要阻挡。
刘仲敬:没有这个必要。这东西对美国一点威胁也没有。

提问人B:西安斯坦什么时候建成?

刘仲敬:我想,国际武装分子大规模的入侵中国西部,应该就是最近五年之内的事情,不大可能拖得更久了。因为伊斯兰国和塔利班,已经开始在阿富汗彼此宣布圣战了。面对着喷赤河和瓦罕走廊的那个边境,已经是门户洞开。他们要不来是不大可能的事情。而中国自我安慰的理论是,他已经收买了塔利班,塔利班的立场是倾向于中国。但其实这是根本没有用处的事情。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那种部族和宗教政治派别极其复杂的地方,如果你收买了某一个派系,那么你得到的结果就是,那个派系的所有敌人就会自动变成你的敌人,你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收买的。你只要收买一部分人,就肯定会变成另外一部分人的敌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收买了段祺瑞的话,你想想,如果你资助了段祺瑞的话,段祺瑞的敌人,肯定会找苏联或者找其他人,在反对段祺瑞的同时,也把你日本人当作替罪羊,附在一起反对。这就是中国在那些地方进行经营的所面临的必然会有的下场。那些地方的武装团体,找海外支持者是不难的,他可以找亲俄罗斯的力量、亲美的力量,还可以找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那些有的是钱、长期以来不断资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那些基金会,就是这些基金会,建立了伊拉克伊斯兰国。伊斯兰国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它的背后是逊尼派长期以来在地下流动的巨额的石油美元。这笔钱中间抽出三、四十亿来,在中亚地区扶植武装团体,让他越过形同虚设的边境,技术困难是非常微小的。所以我相信,未来的中国西部,将是一个遍布胡志明小道的地方。

这些地方,能不能够维持住,要取决于你在东线,是不是采取冒险性的政策。如果你像土耳其人一样,背靠着欧盟,镇压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那么你还有长期抵抗的资本。如果你两线作战,想要背靠西部作为靠山,去在太平洋上发起新的冲突的话,你的完蛋会非常迅速。你会像蒋介石一样迅速完蛋。因为伊斯兰,蒋介石当时抗日的时候,他的基本目的就是,拿苏联做中国的大后方,去抵抗日本。日本垮了以后,中国很快就通过共产党落到苏联手里面。如果中国以伊斯兰教势力为大后方、以巴基斯坦为大后方,向美日开战的话,那么可以断言,中国必定会失败。在失败以后,也许沿海地带会落到亲美势力的手里面,但是贫济的、无利可图的内地,恐怕被伊斯兰世界瓜分,正如他在1948年被亲苏的共产党瓜分一样。这是一个简单的利益上的算法,因为对于美国和亲美的势力来说的话,内陆是无利可图的,是没有占领价值的,这就是他在1948年没有维护国民党的一个根本性原因。但是对于穷困的苏联来说,即使是内陆也是值得占领的,对于更加穷困的伊斯兰国来说,它渗透中国西部是有利可图的,但是美国和日本却绝对不会对除了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以外的任何地方有任何兴趣。

提问人C:习朱会这件事是在朱宣布自己不参选总统之后发生的,如果朱表示参选总统,是不是就不会来了?96年之后,对台策略发生改变以后,大概下一步会是怎样?

刘仲敬:开一次会议本身并不重要,因为会议本身可能是一个纯粹敷衍性的、做姿态性的。关键在于国民党打算怎么安排自己的未来呢。你要怎样安排未来,你必须弄清楚:你是谁,你想要做什么。你如果对这一点上老是暧昧不清的话,很快未来就没有你了。朱立伦如果不参选,那很明显,最合理的推论就是,他认为这次大选没有赢的希望,把他自己名头弄坏了以后,以后办事儿还不方便,他还不如把这次失败的责任推给别人,说不定下次选举的时候还会有机会。这样做等于是争取了一个缓冲时间。但是这个缓冲时间是要有效利用的。要利用缓冲时间,你必须首先搞清楚,你将来打算做什么呢,你不能够继续暧昧下去,再暧昧下去,你就没有未来了。你必须在两条路线中间选择其一。如果你要立足于台湾的话,那么你就会变成一种,怎么说呢,比民进党的颜色稍微浅一点的民进党。在这种情况下,你跟民进党竞争是很困难的,因为别人旗帜鲜明,而你旗帜不鲜明,你们是同生态位的竞争。假定有两种人,他们提出来的方案是大同小异,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一种人说话算话、旗帜鲜明,另一种人说话不大说的话、态度暧昧,那么旗帜鲜明而态度坚定那种人,就会占优势。反正你们两个都差不多,那我还不如选择比较硬气、比较靠得住那种人。如果走这条路的话,国民党变成一个小民进党以后,他很可能就会渐渐的淡化,一点一点被吃掉。如果他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就像他现在想走的那样,准备死硬到底的话,坚决的做一个全中国性的政党的话,那么他几乎没有办法避免在未来的几年中间,他的政治空间一点一点被侵蚀。可能党内觉得国民党没有希望的那些小的派系,会脱离国民党,分裂出来,构成一系列新的小党派,最后残余的国民党会变得跟现在的亲民党差不多。这两条道路本身,任何一条道路都是不容乐观,都是越走越窄的道路。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国民党自身没有表现出决断力。他好像是脚踩两条船,想要两边都占。但是两边都占,在两条船往两边分的时候,你自己就要面临四马分尸的下场了。老实说,你哪怕是用掷硬币的方法,一口咬定,就走着条路,以后再也不回头,也比这样忽左忽右的,东摆一下西摆一下要好。你东摆一下西摆一下,你的结果是两头落空;坚决地走一条路,你即使是落空了以后,你落空的程度也比较小,而且你还有一定的机会不落空。所以他能够选择的空间已经是异常狭小了。在这方面马英九把国民党害了。要知道,你要害人,最主要的害法不是打他一顿、或者偷了他很多钱这种害法,这些害法都是能够弥补的,你最能害人的办法是夺走他的机会,把他耽误掉,等到一切机会都丧失以后,然后你撒手不管,把他扔在绝望的位置上。马英九发挥的就是这种作用。如果你今后继续,朱立伦再在未来的八年之中再用同样的办法来折腾国民党的话,那么未来就不再有国民党了。老实说,国民党,如果他还觉得自己像以前自我标榜的那样,是一个革命民主政党,他应该毫不犹豫地,利用台湾的基地,去重演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这样做至少可以死得比较漂亮一点。如果他要做一个纯粹的民主政党的话,那你就要首先搞清楚,你能够做民主政党的唯一地方就是台湾,大陆不管有共产党还是没有共产党,都没有你做民主政党的区间的。在大陆你可以做恐怖分子,但是你做不了民主政党了。你如果要做民主政党,那你忘了大陆,忘了中国吧,你不再是中国人了。谢谢。

提问人D:港大的学生会退出了学联,不参加今年的集会,您如何看?您对香港未来有什么看法?

刘仲敬:我不知道香港学联内部的生态是怎么样的,所以没法说他们这样的分裂会搞成什么样子。但是对香港的情况来说,未来怎么说都少不了一场相当于是战争的东西。因为具体的技术上的东西是次要的,关键是在背后的存在的两个精英集团的博弈。这两个精英集团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让步,让步以后,他的下场都会非常凄惨。就香港本地的那个旧的精英集团来说的话,他们的处境就像是1949年政协会议召开时候那些民主党派的情况是差不多的,他们的权力暂时还可以维持,但是你只要坐着不动,等待共产党完成它的社会改造以后,早晚会把你们清算干净的。即使不在肉体上消灭你,至少也要通过,切断你的社会关系,把你变成一个领丰厚养老金的人,使你永远的丧失你的政治地位。如果你想避免这种情况,避免自己社会生命的死亡,你除了行使事实上的战争权力以外,是没有什么缓冲余地的。所以根本问题,根本不在于人大或者是中央提出的方案在哪些细节上可以修改,实际上你唯一的选择就是,假如你想让自己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延续下去,你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无论他提出什么样的方案,无论他让步还是不让步,你都要坚决反对。只有坚决反对,而且要用超限战的方式反对,才能维持你的存在。任何妥协都会使你以某种慢慢被吃掉的方式融化、消融掉。在这种情况下,争论技术问题其实没有太大关系,选举制度不是很重要。

我可以说吧,共产党不是非要坚持提名委员会不可的,他坚持提名委员会是因为他现在对香港社会基层的渗透还不完全。如果你给他20年时间,让他把所有的居委会都给你渗透完了,那时候他完全可以废掉提名委员会。无论任何提名都没有关系了,你就是提名一千个候选人,他也能够通过每一个居委会的控制,来控制所有议席。在那时候,保证,他会给你百分之百的普选权利,可以让你提出任何、足够多的候选人,在这种情况下你提任何候选人,都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争论技术上的民主不民主,或者是争论提名多少个候选人,那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你知道他可以采取这样的策略:他不必完全排斥非地下党继承人,他只要暗中行使具体的否决权,把一、两个他认为特别危险的讨厌候选人,排斥出选举范围之外,他就能够达到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慢性控制的效果。通过这种做法,可以一点一点地把你吃掉,经过一、二十年的缓慢经营以后,他可以达到上述描绘的那种结果。在这种冲突的过程当中,具体的每一个事件和条文,根本就是无关紧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争论民主不民主,或者是争论技术细节,应该说是一个很笨很糟糕的策略。老实说,你直截了当地说,举起反共的旗号,或者干脆要求香港独立,对你都要好得多,因为这样有助于划清界限。划清界限以后,你才能够凝聚民心,才能够构成必要的斗争力量。如果你说你要争取民主的话,那么对方很可能给你做一个枝节性的让步,比如说,他原来要求一百五十个人提名,他可以给你降为一百二十个,甚至他可以再给你降,降成五十个,他甚至可以永远保证,让每一个大党派、超过十个议员的党派都有提名权,保证你民主党有提名权、公民党有提名权、社民连有提名权,这还不够民主?你说我们要把反对派排除出去?我们让你所有的像样的反对派,有机会当选的反对派全都提名候选人,这一点,共产党他甚至可以给你做到这种让步。但是即使他做出这种让步,仍然无损于我刚才说的那种过程。他完全可以在你们党派提名的过程之中,通过选举权的操作,迫使你的,比如说民主党或者是公民党,筛掉党内最危险的候选人,派出一个可以统战的,甚至原先就是地下党控制的候选人。结果在五、六个或者是七、八个包含反对党的选举人中间,得到跟他原来想要求的差不多的那种结果。

实际上这种结果,比起他直接派梁振英上台,或者是派地下党上台更加危险。因为它实际上能够瓦解了香港社会原先产生出来的那批精英。我们撇开选举的形式和宪法形式看实质,每一个地方共同体的核心,就是它能够产生出来那5%甚至1%的精英。像台湾,他真正能够产生的精英,就是蒋渭水、林献堂那一批,比如说是,在日据时期,他们能够产生出搞台湾民众党、搞台湾文化协会、能够参加地方评议会选举的那批人。只要你通过土地改革,把这批人的财产剥夺掉,通过秘密的特务手段,使他们难以在社会上活动,那就达到目的了。你即使实行彻底的普选制,完全开放反对党,你也可以保证所有的候选人都是你自己的,在形式上不违反民主的过程中间,能够达到你事实上的目的。如果经过30年或者是50年的经营以后,你已经重新产生了一批精英人物,像是陈水扁、柯文哲这种人,那么具体选举制度是不太重要的,即使在选举制度中间有很多苛刻的限制,反对党仍然可以凝聚民意,绕开这些限制,甚至结合街头抗争的方式,把自己的候选人送上来,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占领人民法院那种方式来做。所以选举制度本身的技术细节,只有在国本基本确定以后才是重要的。而国本确定不确定,从根本上来看,就是香港社会或者是台湾社会,本身培养出来的那个精英集团,能不能维持住的问题。而共产党所能采取的最佳策略,不是剥夺你的普选权,或者是采取什么直接镇压措施,而是通过分裂和瓦解原有的精英集团的手段,使你的精英集团丧失凝聚力,最后瓦解,把香港的居民变成一批分散的、像大陆居民一样无法团结的一批散沙,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他自己培养一个新的精英集团,就可以取而代之,至少能够维持30年的统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关心的,不是什么选举的细节,或者法案的细节,或者团体细节,你应该关心的是,本土产生的那个精英集团,能不能像是波兰流亡政府,或者是像爱沙尼亚的知识分子那样,维持自身的团结和界限分明,能够把界限划得很清楚,把自己的形象和边界搞清楚,使他没有办法通过直接暴力以外的手段,破坏这个团体内部的团结,那么你实际上是赢了。即使所有的选举都把你排除在外,而有你做个团体在地下和民间的存在,就足以使他搞出来的任何政府,在不争取你同意的情况下,不能做到有效的实际控制。就像1988年的立陶宛一样,即使苏联控制了所有有形的机构,但他实际上如果不跟维尔纽斯那些教授组成的俱乐部协商的话,他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统治。即使所有的选举都控制在他们手里也是这样的。1988年的波兰也是这个样子的,即使所有的政权都被控制在共产党的手里面,通过协商,规定议会中间大部分席位必须由共产党包办,他仍然不可能在没有跟团结工会协商的情况下推行任何政策。只要你们能够把自身的精英集团保住,维持住一种波兰式的团结,那么选不选议会本身,即使议会本身都不存在,仍然不会妨碍你们将来处在一个比较有利的决策位置。

如果你们听任通过暧昧和分裂的手段,让自身的精英集团四分五裂,甚至相互掐起来的话,即使选举完全开放,而且议会中名义上有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小党,但是每一个党派内部都安插了足够数目的地下党,所有露出水面的人,都得不到人民的信任,没有人知道,他的同伴是不是地下党,也没有人民知道,他们派出来的候选人是不是地下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们争到了所有形式上的民主和普选,你们实际上还是输掉了,而且是毫无挽回余地的输掉了。因为香港这样的小地方,很可能不像台湾那样,能够在三十年或者五十年以后,重新凝聚起一批新的地方性精英。

所以这才是真正生死攸关的问题,你们需要的是划定边界、明确立场,而不是说要争几个议席,或者争几个提名权或者之类的、代表权之类的东西。要划定边界这个东西,那么你们就不能有温吞水的态度和暧昧的口号,你们的口号必须有巨大的刺激性,必须对所有人都构成明确的压力,必须做到强迫那些地下党或粉红色暧昧人士,公开站出来表明立场,不是敌人就是朋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才能保得住自己的共同体。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如果你不走这条道路的话,那么你们走的,通过什么民主或者普选的道路上走的话,你们有极大的机会落到1946年或者是1949年政协会议中间民主同盟和那些粉红色党派的同样下场。

提问人E:您曾经说过,台湾将来比较好的结局是两个保守型政党轮流执政。如果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应该抓住怎样的机遇?

刘仲敬:那就必须采取主动了。因为台湾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它有可能变成一系列破碎的小党,搞成一种不稳定的议会政治,而失去原来两大政党相互对抗所带来的稳定性。所以这种情况下,时机对于那些比较四平八稳、喜欢因循苟且的领导人不利,而对于那种马基雅维利主义性格十足、敢于采取泼辣的法外手段的人有利。蔡英文是不是有这样的魄力,应该是很成问题的,但是柯文哲倒是很可能有。因为这个人在政坛上是一个局外人,从他上台后一年内所采取的这种做法来看,他有几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天赋,有几分毛泽东在没有上台以前表现的那些品质。他有可能做到,在名义上做第三势力和民间势力,做一个政治素人的同时,实际上,真正的目的是,调动民众的感情,甚至是调动民众那些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那些感情,铲掉国民党在基层留下来的那些组织。实际上坦白地说,民进党需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做到这件事情以后,未来国民党在台湾两党政治或多党政治中的地位就不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在没有一个木马政党的情况下,共产党对台湾实行香港式渗透的可能性,也就基本不存在了。但是民进党不一定能够走出这一步,因为它很可能受到强有力的诱惑,要做一个成熟民主政党,走中间道路,告别激进路线,在国际上不敢采取冒险行动,诸如此类的办法。

采取冒险行动,既需要有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天性,又需要有把握国际形势的本领,特别是在中国现在正在国际上实行冒险主义行动的那种情况下,对台湾其实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中国在,从目前这种,迈大步前进,大量消耗自身资本的情况下,会露出无数的破绽。这其中任何一个破绽,都可以使台湾抓住机会,迅速的从旧有的体制中间挣扎出来,在新的体制中间赢得极大的讨价还价的机会。如果他一定要维持稳定的国际框架,实际上就是把冒险的机会让给了别人,而别人采取冒险行动,对他自己是不见得是有利的。如果我处在民进党决策人的处境上的话,我会毫不犹豫的,通过名义上是反腐或者名义上是转型正义的手段,摧毁国民党在基层的现金流,使他今后变成一个依靠募捐为主的政党。我相信在失去这个资金分配体制以后,现有的国民党的组织,会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下。他要么变成一个全新的政党,这个政党就很难再跟大陆保持感情上的或者其他方面的联系了,要么呢,他就会不复存在。在经过这一次折腾以后,台湾可能会出现新的两党制,也许是旧的民进党,或者柯文哲和其他什么白色力量组成的新党共治,也许会是以民进党为中心的一个,一大党和多小党共治的局面。这两种局面中间如果出现任何一项的话,那么以后,共产党在2004年以后采取的那种慢性渗透的方法,都会失去它的作用。

顺便说一句,因为中国是一个体量极大的国家,所以他改变政策或者改变方向的成本是极高的,所以即使他完全能够预见到我刚才描绘的那种可能性,他要改变方向,调整他的应对策略,是需要漫长的时间和极大的代价的。所以即使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你在做什么,就因为它巨大的体量和难以移动的轨迹,他很难有有效的方法来应对你。而另外换一种有效的策略的话,很可能会把他自己置于更加难以忍受的国际冲突之中。所以如果我是台湾人民的话,我会认为,在目前,在2016年以后:台湾和美国的政治家都要进行换届,都有极大的机会,会对中国近年来的扩张采取严厉的反击的情况下;同时中国自己的扩张,又有七成以上的机会,会陷入泥潭的情况下,我会坚定地抓住这个短暂的机会窗口,利用这个机会窗口,铲除岛内的亲华势力,深化民主,加强台湾和美日联盟的实质合作,奠定未来三十年的台湾的基本路径。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也许再过几年中国的冒险活动会停止,也许中国会换一个江泽民式的领导人,把中国拉回到亲西方的轨道中间,如果中国重新进入亲西方的轨道,那么台湾的机会就会急剧的缩窄。所以习近平是上帝送给台湾的礼物。史记告诉我们:天予不取,必以为灾。当上帝把恩赐送给你的时候,如果你拒绝这个恩赐,很可能会遭到上帝的惩罚。谢谢。

提问人F:您说精英应该团结起来才有战斗力,但是在现代社会当中,精英的定义首先是商业精英,其次才是宗教或者社会其他方面的地位。但毕竟现在的商人和美国的纯粹新教徒式的人不一样。这种物质上的、形而下的取向超过了往常。所以现代社会中,不难用物质利益分化这批精英。起码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我不会跟钱有仇。在民主、进步体制下面,也没有血统论了,所以底层认为,只要我能往上爬,我不介意加入哪个党派,西方研究过,左翼政党是平凡子弟向上攀爬的阶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维护精英的边界和内部团结,您认为有可行性吗?

刘仲敬:你刚才描绘的实际上是一种末人的概念。像刚才描绘的那种末人的话,实际上他很难构成团结的共同体。在这样的社会中间,社会生态会变得极其有利于极端团体的产生。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中会产生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那不是偶然的。可以说吧,纯粹的世俗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具有解构性的力量。它比较容易把中世纪留下来的社会组织、社会联系弱化,变成比较散沙化的团体。而这个社会散沙化的倾向一旦实现,那么这个松散的社会,很容易遭到极端团体的侵袭。像列宁或者希特勒或者墨索里尼那种人物能够兴起,或者像现在伊斯兰国这样的团体能够兴起,关键就在于他们面对的社会已经散沙化了。如果列宁同志诞生在克伦威尔时期的英国,我想他在支持者还没有达到五百人的时候就会被掐死了。伊斯兰国呢,如果产生在加尔文的日内瓦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丝毫产生余地的。所以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生态场,有很多人都把温和化和去组织化当作进步,但实际上这种进步是有限度的。当你的去组织化和去极端化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它就会空出生态位来,促使新的极端组织迅速成长。你搞出来的那个进步的和松散的社会,会变成伊斯兰国,或者是布尔什维克这样的组织的一个培养基。在这样的社会中间一旦产生极端组织,它可以在没有遇到明显抵抗的情况下,迅速扩大到你难以控制的地步。

所以可以说吧,世俗的、温和的进步主义者描绘的那种进步,它不可能是一个永久性或者是直线上升的过程,它只是历史上一个短暂的插曲。它一旦把社会松散到一个临界的阈值的时候,就会引起其他方面的极端组织的回击。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基督教欧洲的社会组织,渐渐的已经变得温和和世俗而缺乏团结力量的话,它就空出了足够的生态位,让保守派的教徒,或者是让新兴的伊斯兰教徒来占领这个生态位,而原先的那些世俗的力量,将会像是,也像是1949年的民主党派一样,变得软弱而没有抵抗力,很容易的丧失他们的社会基础而被铲掉。我们要知道在历史的长期竞争中间,胜利者并不见得是大家想象的那种文明和民主的力量,而是最具有团结能力和动员能力的力量。如果温和派的世俗力量,渐渐的丧失他们的社会资本的话,那实际上它就把它的生存空间让给了极端团体。这个过程基本上是不可逆的。

所以如果你说你要团结本地的精英,那么这件事情就要看你本身能不能够提出,大胆的提出会被共产党称为法西斯主义的口号。所谓法西斯主义,不是说要你非要搞真正的法西斯主义不可,但是你可以把这作为一个实验来测:如果你的组织和你采取的行动,居然没有使共产党在宣传上把你们称作法西斯分子,那你就失败了。所有能够胜过共产党的组织,肯定会被共产党称为法西斯主义,包括波兰的团结工会,包括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那些组织。如果香港居然没有任何人会被称为法西斯主义者,那么香港基本上是已经完蛋了的。我之所以觉得香港还没有完全完蛋,是因为有那么一批人被共产党称为民粹主义者,这个词跟法西斯主义者已经比较接近了,所以我认为香港还有一点点希望。就是说他可以用,等于说他还有一点点能够积攒起来的动员力量,这个动员力量必须有一部分是诉诸人类本能产生的感情号召力和符号认同感,而不能是理性和温和的力量。如果你全都是理性和温和的力量,那么你们肯定跟1944年在延安的开明士绅一样,已经是一具会走路的尸体了,过不了几年就是打土豪的对象了。你们现在做的那些妥协,只不过是在给将来挖坑埋你们的刽子手,提供一点资助,然后用幻想来安慰自己。

极端组织在世俗世界内是不可能根除的,唯一能够对付极端组织的组织,就是坚强的、具有部分原教旨主义性格和强力的战斗力的组织。也就是说,只有那种能够烧死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 1511~1553),能够发动宗教战争的基督徒,才能够抵抗伊斯兰国的侵袭。只有像是彻头彻尾的麦卡锡主义者,才能够抵抗共产党的侵袭。如果你们像蒋介石一样,企图博取马寅初那样的粉红色进步知识分子的赞赏,想要按照他们设置的价值标准来安排你们自己的组织,那么你们的处境就会像是,一头羊群,在杀掉了自己的牧羊犬以后,然后再跟狼群谈判一样荒谬。世界是极其残酷的地方,绝对不是民主小清新所想象的那种乐园,那种乐园永远不能建成,如果它暂时在某种地方能够存在,那么肯定是在其他的某个地方,有些更野蛮更好战的人,替你守住了边界。

我记得芬兰总理有一次跟欧盟谈判的时候,欧盟责备他们为什么采用杀伤性很强的野蛮的地雷,这是违反人道的。芬兰人回答说,欧洲人可以不用这些东西,因为我们芬兰人就是你们的人肉地雷,俄国人要踏到你们欧洲的国土上来,必须从我们这些人肉地雷身上经过。如果我们都像你们那样的话,我们早就是完蛋了。以色列人绝对不可能像是那些有海洋和有缓冲国保护的温和派国家一样,过他们舒适的生活。他们不能做一个法国,如果他们也跟法国一样的话,那么他们早已经完蛋了。而南非的布尔人如果能有一半这样的决心的话,他们也不会是像现在这个下场。如果有朝一日,你们在20年以后,发现你们自己的下场,跟津巴布韦的白人是差不多的,那时候你们一定要想起来,害死你们的是你们自己。就好像蒋介石在台湾的时候,每一次想起来在三、四十年代劝他搞自由化的那些粉红色知识分子,就会感到痛恨一样,他看到他自己逃到了台湾,而那些粉红色知识分子却围绕在毛泽东的身边,高喊社会主义万岁,他们在蒋介石面前高喊民主和宪政,在毛泽东面前是一个字儿都不敢喊的。如果你们要犯蒋介石同样的那个错误,那么你们就比蒋介石更加不可原谅了。

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如果我处在同样的地位上,在我手里面还有一点资源可以应用的情况下,我一定要选择宁可同归于尽,也不愿意拱手投降然后被人杀掉。但是也许有人会觉得,一种比较缓和的死亡方式会是比较舒适,但是,坦白的说,我不相信这种方法,就我对共产党的了解来说的话,共产党有可能对,像芬兰人那样曾经严重伤害过他的人抱以一定程度的忌惮和尊重;但是对于主动送到他门下的,像马寅初这种人,一旦利用价值用完以后,会给你极其残酷和侮辱性的待遇。我绝不会让自己冒同样的危险。如果我处在一个无法逃避的危险处境的话,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造出极大的破坏,通过这个破坏来证明我有一定的破坏力量,用这个破坏力量做我自己的资本,而不是用牺牲我自己朋友的方法,用绥靖的方法来收买敌人的好感。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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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 群众围观在“西安斯坦何时建成?”旁边

  1. Mrtn 说:

    有关4月30号政治局会议的概括:1、把过往中国投资过剩的生产能力,通过“一带一路”释放到国外去。2、把过往中国如饥似渴的消费能力,通过“自贸区”吸收到国内来。3、把过往中国盲目乱窜的巨量货币,通过“股票市场”转移到实体去。4、把过往中国无处可去的外汇储备,通过“亚投行”投资到同盟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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