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六十年代

@ 五月 19, 2015

原文首发于《严建设》,感谢作者”严建设”的原创分享。作者曾撰文《1976年的五一节》。】

偶尔看到老妻1969年在西安市第三中学毛泽东思想文艺队的老照片,岁月过去了40多年,则能引起那个年代的很多回忆。1967年,11岁的我,在五柳巷小学里也曾组织同学们成立过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天上街表演节目。

回忆上世纪60年代,一直觉得是个无秩序的混乱的年代、荒唐的年代、被老人称为造孽的红色恐怖的年代。可当时的孩子们并不如此认为,当时我们年龄小,都认为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史无前例的时代,有强烈的自豪感。甚至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势反修防修,疾风暴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必会实现全球一片红,把红旗插向全世界。去解放帝修反的美国、苏联、南斯拉夫、日本。

老照片

1962年3月21日,6岁的我坐在父亲破烂不堪的旧自行车车梁上,离开了李家村托儿所,也就是如今的第一保育院回家,父亲当年在西安市综合零售公司工作,其地点就在如今的菊花园北口对面(后来的皇城医院),当年一直参与社教运动在小寨商场蹲点,晚上开会无法回家,经济十分艰难,每月仅能给家里拿10元钱,而母亲的工资仅为32.5元,我们8口之家,也就靠这么点钱过日子。

那是个异常艰难的年代,我在托儿所,不但吃得饱,还几乎没吃过杂粮。午餐和晚餐之间还有点心,有时是一个用石灰水发过的青蛋柿子。可回家之后,觉得吃不饱了,哪怕是红色高粱面蒸的小馒头,我们兄弟姐妹每人领到一个,其余的都会被父亲锁在柜子里。

从托儿所回家之后,见啥吃啥,主食主要参合有蔓菁、南瓜、红苕、胡萝卜、麸子面窝头、豆腐渣、野菜、菜根。那些年我每日的大事就是约巷子里的小女生去南郊挖野菜,灰条、蚂蚱菜、白蒿、荠荠菜、苜蓿,椿树叶、见啥都要,带回家煮熟填肚子。最难吃的是莲花白菜根。母亲给食堂厨子撒谎说拿回家兔子的,带回家削去外皮煮熟给我们这群兔崽子当饭吃,非常难吃,辛辣发苦,只要饿不死,勉强吃吃也就哄哄肚子而已。

次年我顺利走进西安市五柳巷小学(如今拆迁不见了)。背着花布书包离开巷子时,面对羡慕的小伙伴骄傲唱起《小鸭子》。

上课的头一天第一节课印象非常深,是音乐课。老师是位小巧玲珑的少妇,那堂课教的歌是最经典的《太阳当空照》。女老师非常美丽,唇红齿白肤色白嫩,眼睛明亮,腮边有几粒雀斑,梳俩小辫,身穿浅色细碎花的布拉吉,脚踩风琴纵情高歌,很受孩子们尊崇。我当时想,最好有个孤岛只有我和她在一起,至于在一起干嘛没想过。后来得知,那女音乐教师因其美丽而远近闻名,当初嫁给碑林区粮食局一位姓王的牛高马大的干部了。

1966年6月初,毛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后,轰轰烈烈的文革全面开始,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早请示晚汇报。然后成立了各种造反派组织,最著名的有工总司的马希圣、工联的张培信、交大的李世英、红冶院的杨梦云、农总会的田杏云。我们五柳巷小学也不例外,也成立了造反派组织。一派是东派的王惠兰,另一派是西派的肖金霞。当年的校长是刘曼云、苟明轩和黄树叶,都遭到迫害相继被打倒了。

当年我10岁,啥都不懂,1966年8月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后,我也稀里糊涂参加了红卫兵被戴上红袖章。戴上红袖章的当天下午,在篮球架下见到3位高年级女生在大发谬论,胡说参加这红卫兵是莫球揣了,狗适肖金霞当个司令就张开了。有个叫二面的还自己成立了前哨,狗适跟流氓一样,谁参加他的前哨谁还得脱裤子检查身体,还老偷看女茅房。

我听不过去,挺身而出,上前指责她们不敢散布反动言论,反对红卫兵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她仨气的面红耳赤,讪讪离去。忽然又返回来撒气大骂道,你个碎娃张得莫领,你看看你,把红卫兵的红袖章都戴到右胳膊上了,俺不说你也就算了,你个狗适的还敢说俺!我扭头一看,自己果然戴反了红袖章,羞愧难当,理亏只得撒丫子逃走。

次日在楼梯过道上,发现有人用墨汁写了:二面是流氓!前哨是流氓!当年二面自己成了的造反派组织叫做前哨,专门招收女生,还不准给家长说。免费给吃水果糖,男生一个不要。女生加入时为表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要脱下衣裳裤子检查身体。谁料到9年后的1975年,这个二面这个狗适的果然以流氓罪在武屯公社被公捕。给我们同期插队的广大上山下乡知青们脸上狠狠抹了一把黑。

1966年,到处是各种静坐造反,各种游行示 威。大字报大辩论。大辩论最热闹的场所主要在东大街原陕西日报社门口和钟楼下邮局门口。

回想当年,我们这些孩子年纪不过10岁,白天去南门外挂坡,希冀赚个几分钱补贴家用,晚上喜欢到钟楼下看漫画。有些漫画画的非常好,著名的有署名红大刀、金箍棒、红缨枪的。有次在骡马市那个水房西边的副食店门前,看到一副漫画,内容是李世英和杨梦云。李世英身穿中山服,杨梦云被画成狐狸精,一手搂着李世英,另一只手在偷窃李世英衣兜里的印章。

当年小伙伴们不约而同渐渐地都不去学校了。后来的一段日子,我曾独自一个人背着书包去上学,学校有位名叫刘曼云的校长每天率领我一个人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面对毛主席画像鞠躬敬礼非常虔诚。渐渐地学校停课了。刘老师也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批斗。我们五柳巷小学当年因老师们的姓氏曾被戏称为动物园,猫狗猪牛马驴羊蛇(毛苟朱吕杨社)。

学校停课后,我常去骡马市找一个名叫柳伟的同学玩。柳伟非常活泼好动,不爱跟男生玩,老爱钻在女生堆里,爱唱歌跳舞,深受女生喜爱。我当年好像与他臭味相投。曾约着几位女生去兴庆宫公园春游过。那时候流行忆苦思甜吃忆苦饭,有个叫《陈占武》的话剧风靡全国。

有次我俩商议当晚沿铁道线步行去杭州,去投奔我姑。柳伟欣然同意,并从家里偷来几块锅盔预备做路上的干粮。当天晚上我们爬窗户进入骡马市水站的小房子商议,里面堆着建筑材料,有木料、玻璃纤维布(包泥浆的)、麦草、石灰。透过破窗户,看得到夏夜的满天繁星。那次我俩互相透漏希冀暗暗喜欢的女生姓名,他喜欢黄莲花、我喜欢刘孝丽。并告诉他我经常喊刘孝丽结伴去南郊挖野菜。

那次柳伟说二面给他讲过一个笑话,说有个孩名叫鱼鱼,鱼鱼他妈是寡妇,埋男人时把男人的牛牛割下来用牛皮纸包好搁到二梁上,半夜无人拿下来玩。有次半夜被鱼鱼看见,好奇新促使他趁他妈上班后拿下来看,不小心飞来个老鸹一嘴叼走了,鱼鱼害怕他妈发觉后不好交账挨打,只得逮了个麻雀找原样包好搁上去,当晚鱼鱼他妈照例拿下来玩,打开牛皮纸包,那麻雀扑棱一下飞走了,鱼鱼他妈很惊骇,当时大叫:鱼鱼鱼鱼快点灯,你爸的牛牛成了精。

后来柳伟回了趟家,来见我后非常沮丧,说他妈不叫他去杭州,敢去的话,把狗腿打断。我已和巷中的小伙伴们宣布过了,一时没了注意,更不好意思回家,只好仍呆在水房中。

那天深夜时,我听见父亲熟悉的破自行车声音自远而近,又自近而远,还不停呼喊我的名字。我不敢回答,但心里非常难受也很感疲惫,那辆破自行车发出我熟悉的咔啦咔啦声渐渐远去。我心里很难受,死死咬着牙,眼泪流个不停。但是想到和柳伟一起去杭州的计划,坚持藏在水房里不回答。迷迷糊糊睡了一觉。凌晨时分忍不住还是回家了。蚊子咬的受不了。

回家时在巷子里院门处遇到母亲,正在搬院门下的门槛,见我立即训斥说你个死讨债鬼跑哪儿去了?全家人都在找你,你爸跑到新城广场、南门外、火车站找遍了不见你。说话时父亲前来开门,阻止母亲骂我。我赶紧撒谎说是排换饸饹的队去啦。那年月城市居民口粮定量为27.5市斤,有40%的粗粉包谷面,一般家庭做窝头打糊糊,有机会就去换机器饸饹。机器饸饹很难加工,水煮后立即变成糊糊,蒸熟盛碗后很快变硬难以咀嚼。但换饸饹要通宵排队,每斤加工费为0.03元。我家附近能换饸饹的地方在菊花园南口。

杭州没去成,我很埋怨柳伟。有次我俩结伴去文艺路玩,在陕西歌舞剧院大礼堂看了场歌舞剧《井冈山的道路》。里面女主角一身破烂菲薄的绿衣裳给我很深印象,其唱段也难以忘却:紧紧拉住亲人的手。歌舞剧院内走道两边都是芦席扎出的广告栏,上面用榆树皮浆糊贴满了大字报。

学校虽停课了,我们还喜欢到学校去玩,有次我被一女生名叫刘孝丽的喊去到学校,进了教室一看,桌子凳子都被搞搞摞在墙角,柳伟与几个女生正在腾出的空地上翻筋斗竖蜻蜓练劈叉唱歌。闹了一阵,不知怎么,我忽然提议大家组织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们热烈赞成。参与的男生有我和柳伟,还有7位女生:黄莲花、刘孝丽、李英、杨西蓉、李二凤、韩晓丽、王西英。毛泽东宣传队成立后,当晚就开始赶排节目,预备上街表演。记得我们排练的节目有表演唱《抬头望见北斗星》、《拿起笔来做刀枪》,诗词朗诵《咏梅》等、女子独舞,毛主席的《七律 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街头剧《不忘阶级苦》、快板书三句半等等。

女子独舞当然由黄莲花担当,表演唱到最后一句,无限风光在险峰时,黄莲花须金鸡独立单臂把大腿抱起来,脚丫翘过头顶肃立。非常有意思。

黄莲花她们小女生当年热衷用电丝编一些小动物和网袋。乐此不疲。有的小动物要加进一点铝丝,小狗、小鹿、小猪、蝴蝶,最难编的是孔雀开屏。电丝是彩色塑料细绳。当年我们每人都会随身带一本《毛主席语录》,用钩针钩个小网袋,恰好能装进,随身带在身边很方便。有次黄莲花说给我也编一个网袋。我和柳伟去了西大街城隍庙,买来彩色电丝交给她。一般2分钱3分钱一绺,细细长长五颜六色大致有2尺长短。后来就忘了。倒是巷子里的一位漂亮姐姐送我一个。

文革初期,在我们小学生中间流行一种刻纸的手工活,类似如今的剪纸窗花。一般是把蜡光纸背面蒙在纸样上,用粗铅笔拓印下来,然后用小刀镂刻,关系好的朋友之间常互相交换。当年我刻了大量的纸花,图样类似木刻,主要是领袖人物和革命圣地,比如毛 泽 东、林彪、周 恩 来、江青、马恩列斯、鲁迅以及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和天安门等等,还有八个样板戏人物,也有花卉、动物之类,夹在书里,有厚厚的几本子。我曾和邻居姐姐交换过许多,后来被一个叫做窦志青的女孩全部借去了,一直没还。同时被她借走的还有我在抄家办拣来的200多本毒草小人书。

当年很多孩子都在玩刻纸。1分钱可在东大街新文化纸张店买到一张彩色电光纸,红、橙、黄、绿、青、蓝、紫、粉、黑各种颜色都有。有次黄莲花说东大街新文化纸张店的油光纸贵,西大街有个一文阁文化用品商店的便宜,自告奋勇带我去买。我俩一前一后相跟着穿过解放商场绛子巷,穿过西大街南口曲里拐弯那些雾气腾腾的造纸作坊,到了鼓楼对面的一文阁文化用品商店,买到的果然便宜一点,花色品种也多一点。我俩回家的路上被顽童起哄骚扰,我随手抓了块石头掷他,不小心踩了块圆石把自己脚崴了。疼很。印象里黑色蜡光纸刻的菊花活灵活现,花枝花叶,花瓣花蕊,纤毫毕露,惟妙惟肖。而且那朵墨菊巧妙地衔接在一个踢足球少年的手上。

当年我们也就11、12岁。我除过担当表演唱的领队外,在街头剧《不忘阶级苦》里还扮演地主的角色。黄莲花扮演被地主狗腿子抢走的贫下中农女儿、柳伟手持皮鞭和算盘扮演狗腿子兼账房先生。黄莲花扮演的贫下中农女孩,反穿了我的衣裤,趴在地下边装哭边高唱,声调尖利高亢。有时激动了满脸鼻涕眼泪,妆都花了都。当年我的衣裤补丁摞补丁,反穿时更显褴褛不堪絮絮拉拉。算盘家家户户都有。道具不成问题。

黄莲花有位邻居,系高年级女生,很会收拾打扮。我们每次上街演出,她都会帮忙化妆,粗针大麻线浓墨重彩红脸蛋,炭粉笔画出很粗的浓眉,都是当年宣传画上的工农兵光辉形象。演出结束后再在水龙头下用凡士林和肥皂卸妆。那年月,中国的女人们几乎从不化妆也不会化妆,没见过买卖化妆品和香水的。除非登台演戏。

这些节目,我们这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活跃在西安市街头。每次在五柳巷小学集中后,会借来小队鼓敲敲打打排队上街去演出,人山人海围拢观看很受欢迎。若有坏小子男孩起哄说俏皮话,立即有成年人出面严厉训斥。

柳伟曾从他家偷出一个大红色被面,又不知从哪偷来一个竹竿绑上去充当红旗扛着走。我们表演的非常卖力,每次都是通身臭汗,灰头土脸,嗓子喊哑了饿得肚子呱呱叫才肯回家。带的水壶不够喝,渴极了也就随便找个自来水龙头喝点水。

为了演出我们乐此不疲快乐无涯,演出的地点主要有钟楼邮局门前、东大街原陕西日报社门前、骡马市口。当年满城浸泡过沥青的木头路灯杆上都挂有高音喇叭,不停播放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歌曲。因为音速问题,声音飘忽此起彼伏。

当年骡马市口常有倒换邮票和倒换纪念章的人群。还常徘徊一些目光闪烁游移不定的中年男,上衣兜插4只钢笔。选中一位过路男人,忽然上前一把把人上衣兜的钢笔拔出说,送你刻个名字,不要钱。请问同志你叫啥?啥成份?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同志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我们不刻。

被拔出钢笔者猝不及防,愣了半日听滔滔不绝一番话后,不由得回答自己的名字,那中年男立即拔出随身刻刀,飞快在笔身塑料杆上龙飞凤舞刻下,并掏出彩色蜡笔涂抹,然后说给你刻一首毛主席诗词吧,很便宜才2分钱。对方一想,2分钱给自己钢笔上刻字确实不贵,自恃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互相帮助照顾嘛,也就默许。

然后中年男拿出随身的几支刻好的钢笔叫他遴选,再把选中的诗词刻好,同样用彩色蜡笔涂抹,最后收钱。收钱经常有口角。说好的2分钱一刻,但,是每个字2分钱。譬如一首七绝,四七28个字,就得收取0.56元,年月日和题目算是奉送。常会听到中年男的嗓子:这才5毛6,三核桃俩枣算个屁,要给你刻《满江红》100多字要两三块呢。这样时常引起纠纷,一般外地人也就掏钱走人算啦。他们闲暇时也会给小朋友白刻个名字不收钱。我也遇到过一次。

1968年秋天,黄莲花的父亲因病亡故,其母亲改嫁去了东关,柳伟不讲义气,因自己暗中喜欢的女生离去也同时宣布退出,男生只剩下我一个了。我们这个当年由11岁左右小学生自己组成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也就土崩瓦解不复存在了。

40年后的今天,曾在医药公司的黄莲花已失联、居住在纺织城业的柳伟已退休、刘孝丽好像当了卖肉夹馍的老板娘。我会常想起他们,想起天真无邪的童年、想起那如火如荼的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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