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捐税焦虑

@ 五月 21, 2015

原文首发于《黑盾》,感谢作者“姚轩鸽”的原创分享,作者为税收伦理学者,现就职于西安市国家税务局,曾撰文《<独裁者手册>:破解权利运作的规则》。】

张居正作为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家、改革家,曾在万历皇帝当政时任内阁首辅,辅佐万历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10年中,张居正先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财政上,他清仗田地,推行了“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致使“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 至四百余万”。一时之间,“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王朝政体为之肃然。

就个人命运而言,张居正五十八岁猝死之前,就已被授予太傅、太师,是明代唯一生前被赠上柱国,谥文忠(后均被褫夺)的大臣。悲哀的是,由于他功高盖主,为万历所忌,一俟去世,即被抄家,直至明熹宗天启二年才为其恢复名誉。可怜的是,他一直为大明江山的两大祸患所焦虑,即所谓的 “东患在属夷,西患在板升。”而“板升”之患,即张居正的最大捐税焦虑。

张居正
张居正(图片来自网络)

令张首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大明江山万里,或许并不缺少“板升”弹丸之地的几斗碎银,几捆柴草,几石粟米。问题在于,长期的人才、技术、税源流失,有损大明财政,也有辱大明形象。而且,作为顺民的百姓,其品行为何如此善变,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背弃大明天子,甘愿背井离乡,投奔茹毛饮血的蛮野之族。

答案就在于,“板升”虽是一个地名,即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之蒙汉百姓聚居的地方。蒙语baixing为汉语百姓之音译,有城、屋、堡子之意。但据史载,明嘉靖时期,蒙古俺答汗就统率土默特部驻牧于丰州滩(板升)。因为此地税负较低,明北方的边民,以及内地的百姓,就因不堪大明王朝的横征暴敛,逃亡于此地,并逐渐形成了蒙汉百姓聚居的“板升”。

明王朝的横征暴敛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史载,“万历中年,户部岁入本(本色,指实物)折(折色,指折收的银子)钱粮,总1461万有奇,其折色入内库者600余万,入太仓库者368万有奇”。就是说,国家征收的田赋,竟有2/3流入了宫廷的内库。为此,内阁首辅申时行不禁惊呼:“太仓之蓄有限,近日之费无穷…入少出多,势必难继。”

与此同时,明神宗的挥霍无度,再加上官吏的横征暴敛,以及水、旱、蝗灾连年不断,民怨沸腾。特别是矿监税使肆无忌惮地压榨,已经把百姓逼到了绝境。正如时人所说:“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 而且,据内阁大学士赵志皋的揭发,矿监税使搜刮所得,“进上者什之一二,暗入私囊者什之八九”。因此,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四月,就在山东临清爆发了反对明王朝横征暴敛的抗税风潮,矛头指向税使马堂。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江南也爆发了一次明朝末年最有声势、组织最严密的反矿监税使斗争。

孔子曰:“苛政猛于虎”。在明王朝长期无度的苛求与压榨下,对百姓而言,为了减轻税痛,为了生存,用腿表达自己的捐税意愿,逃亡,无疑是成本最低的选择。而逃亡定居“板升”的汉人,其成分也就比较复杂,有发配戍边的囚徒刑犯,也有大量逃难的农民。且对明王朝的好感不多,不是恨之入骨,就是心怀不满。毋庸讳言,在此民情土壤下,白莲教等反对明王朝的秘密组织与边官将士也会积极活动和聚集。

可想而知,面对此种景象,大明首辅张居正自然寝食难安。这些大量涌入“板升”之地的百姓,不仅带走了人才、技术和资金,而且会长期挤压大明江山存续的物质基础——税源。更为要命的是,各种反对、脱离明王朝统治的力量在悄然加剧。而这些聚集在“板升”的大量无视大明王朝威权的汉族精英们,已经成为板升地区的实际主导者,并做了俺答汗的管家或谋主。

当然,事情的发展,并未像张居正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有一个偶然的事件,即俺答汗的一次“乱伦”闹剧,完全改变了“板升”发展的轨迹与命运。因为俺答汗事后追悔莫及,宁肯以求取“封贡”而换回孙子,才使“封贡”赢得了汉蒙之间从隆庆四年(1570年)至崇祯五年(1633年)的几十年和平。即使“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也是人民捐税负担因此大幅度减轻,“税痛”消减。据史料记载:“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戈,岁省费什七。”

张居正的捐税焦虑告诉我们,捐税轻重与优劣,直接关系国民的品行善恶。在好的优良的捐税体制下,国民的总体品德水平就高。相反,在坏的恶劣的捐税体制下,国民的总体品德水平就低。

张居正的捐税焦虑 二维码相关阅读
孙武为何以税负论兴衰
赵匡胤《誓碑》跟宪政没任何关系
“拔牙征税”的背后
一篮无花果引发的起义


注意:评论也是“话语权”,请用好每个行使权利的机会。

为防止“网评员”污染,您需要获得帐户注册邀请之后方可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