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岁月里的阅读故事(下)

@ 六月 13, 2015

原文首发于《严建设》,感谢作者“严建设”的原创分享,曾撰文《我的六十年代》。上篇回顾《艰难岁月里的阅读故事(上)》。】

童年的时候,每到晚饭后,父亲总会给留在家里的孩子们讲故事。我经常就呼呼大睡,往往是一乍惊醒后,听见瘦骨嶙峋的父亲居然还在讲《吴用智取生辰纲》。只是当年我弄不明白青面兽杨志押送的是什麽“金银蛋”,又不好意思打断父亲的话头。而大哥可能熟知父亲讲的内容,一般不屑于聚堆来听,总是在内间鼓捣他的矿石收音机、听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那时候,我一口气看完的字书还有《水浒》和《西游记》,反复看过多遍。看过《水浒》,常会萌生学习拳术、结伙打抱不平的念头。而看过《西游记》,尤其是看到南山豹子成精后屡次用人头骗孙悟空,心生恐惧,幻觉天空中有凶恶魔王,天黑后连上茅房也怕,好不容易壮着胆子去趟茅房,小心翼翼回家,走到灯光与黑暗交汇处,则不由自主放声呐喊猛跑进灯光亮处。

那时我看书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一种难以描述的幻觉:从书页上收回目光看别处时,竟恍惚感到所看的东西和人比平时小一半,距离则仿佛远了一倍。莫非是我自己变大了?我转动着脑瓜,尝试着把目光移开,结果脑瓜可以转动,目光却移不开,长大后此种状况再未出现过。我始终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上小学时,我有个要好的同学叫高潮,是个河南籍贯的瘦弱男生,常年吃素,性格较内向,平常总戴副眼镜。我和他在幼儿园时就认识了。他父亲曾在古旧书屋工作,家里有很多藏书、碑帖和旧的字画,床底下还有一小木箱的小人书。

我极羡慕他,尤其羡慕他家有那些半新不旧的小人书。高潮一家人颇具儒雅的书生之气,待人极和气,也非常有礼貌。我每次向他告辞时,他都要一边说一边走,把我送出家门口,再把我送到院门口、巷子口。假如我不说“行了,你回吧”,他会客客气气地把我一直送回我家。

我7岁、8岁的暑假,常赖在他家看小人书,几乎每天看到半夜12点。我在他家重复看完了全套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杨家将》和《说岳》等等。他家书架上贴着他父亲用工整的隶书写的条子:私人藏书,概不外借。但对我却例外。每当我看到半夜12点时,高潮的父亲熬不住瞌睡,就先是眯着眼睛喀拉喀拉咳嗽两声提醒我,看看不济事,则叹口气,皱着眉头用河南口音说:“算啦,算啦,干脆叫建设拿回家去看算啦。明天一早记着给我还回来。记住别忘啦。”

一听这话,我如囚遇释一般,立即高高兴兴拿着书撒开脚丫跑回家。我是从不敢食言的,每本书都按时归还,害怕失去信誉,以后被他父亲拒之门外。后来终于把他家的小人书书全部看完了,就只好仍去街头的小铺子租书看。当年在他家反复看过的小人书是《牛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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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夏季,中国开始大乱,外面闹哄哄,充满了大字报大辩论大游行,还有令人心惊胆颤的武斗,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父母怕我太小被人伤害,有一段时期命我不许出门,就呆在家里看书写大字。我待在家里把家里的几本书都几乎看遍了,印象深的有前苏联的《驱魔记》。

那时我家居住的院子改为抄家办,每天都会有些人把抄家物资用卡车、架子车送来入库。抄家办的干部们每天晚上值班时,爱通宵打扑克。打的是升级,整夜整夜打。当年没彩头不赌钱,输家就钻桌子贴条子。有次有位睦邻,是位漂亮姑娘,芳名叫韩碧云,我叫她二姐,她与她男友坐在院子过厅参与夜战打牌,手头拿了本张恨水的《夜深沉》,我拿来略翻阅几页,即刻被吸引住,开口要求借阅。二姐笑道:“不行不行,这是鸳鸯蝴蝶派的大毒草,根本不适合你们小娃娃看。”我很固执,反复央求要借,她捱不过情面,还怕影响打牌,只得递给我说:“就给你看吧,你也看不懂。万一中毒了不敢怪我,明早上一定还我。这也是借人家的。”当晚我一口气读完了《夜深沉》,对杨月容丁二和的遭遇和凄婉的爱情故事印象非常深刻。

1968年11月的一天,母亲说你丁伟姐生孩子了,要去看,看人要拿礼物,又没钱买,只得忍痛杀掉家里自养的一只大公鸡。那只鸡很肥大,品种是澳洲黑,家里饲养2年了,我常拿瓶子去钟楼下捉油葫芦喂鸡。结果邻居韩妈说人讲究给月婆子送鸡送母鸡,不兴送公鸡。可是鸡已经杀好毛褪净了,无奈只好把鸡冠子拔掉冒充母鸡搁进打包带编制的矩形提兜送去。送到时丁姐正在给娃喂奶,问我等娃长大后管我叫啥?我心下明知应叫舅,为表示谦逊却说叫哥罢。丁姐哈哈大笑道,娃管你叫舅呢,瓜怂样子。

丁姐当年在光明电影院作播音员,相貌很漂亮。满月后和她丈夫来家,送父亲1条光荣牌香烟,父亲一直舍不得吸,搁进箱子大半年,后来搁霉了很可惜。当年的价格为0.31元/包。而父亲平时只买绿叶,0.14元/包。

丁姐丈夫问我喜欢弄啥?母亲替我回答喜欢看闲书、写大字、照相,并把我初次拍摄黑乎乎焦距不清的底板拿给他看。他说曝光严重不足,现在写大字莫啥意思,并问我玻璃硬还是铁硬?我蛮有把握回答当然铁硬。他四下一看,拿来剪刀和一块玻璃当面互相刻划做实验,结果令我大感意外。

丁姐丈夫临走时借去了父亲收藏的民国年间出版的程甲本《红楼梦》,说看两天就还,父亲再三啰嗦不敢弄丢,记得一定要还。但自他拿走之日到如今再未登门来家,迄今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了。那本《红楼梦》怕转借丢了也说不定。

1969年我13岁,进入西安市高级中学就读,当年叫做西安市第20中学。

上初一时我还是不断在课堂上偷看书。偷看书时,正看到热闹处,经常同桌的女生忽然摇桌子,我很生气,责问她,她别过头不回答,用圆珠笔在课桌画好分界线。多年后她说她是好意,因为孙老师都快走到我跟前,快看见我了。孙老师名叫孙文浩。久在河边站难免不湿鞋,亦难免被老师逮住。有次我看书被班主任发现,班主任大怒,质问是谁的书?并黑着脸责令我当场把书烧掉,说是大毒草。被烧掉的书是《柳毅传书》。

1970年我曾去过礼泉的西安市百货公司五七农场,跟一位大哥住在一个破窑洞里。大哥名叫杨子学,工余时间给我讲过几个黄段子,静下后就抱着《石头记》看,边看边给我讲里面的趣事。我后来猜他可能多少受了点贾瑞的影响。有次他约一位年轻的白胖媳妇带上毛主席语录半夜2点到荒郊野外的五七路上的猫耳洞里谈心。此事后来被母亲得知,严厉制止了他。但我从此开始阅读《红楼梦》,以至于比其他男生多了份孱弱、咬文嚼字和多愁善感。

1970年我有个特别要好的同学叫李西茂。我俩经常互相到对方家里玩、互相借书看。有次他兄长问我看啥书?我回答这几天在家看《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通史》,再问《中国通史》谁写的,回答是范文澜。边上有其睦邻名叫段秦生的接口说,你家的书?借给俺们看看?我回答好么,承诺次日晚上送去。

次日晚上我把书送去,段秦生非常高兴,握住我的手不松,连声致谢,说正在看颜回讲信誉之事。过了几日我再去其家,看到李西茂家竹子的小书架上有几本《史记》,心下向往已久,踌躇半日,嗫嚅开口相借,被其兄长一口回绝,振振有词,讲了几个熟人借书失信不还的事,并立即在枕下抽出那本《中国通史》还了我。为此事我特别不高兴,怏怏而归。那年月家境特别贫困,衣着总是显得破旧,所以也很自卑。

后来我发现同学好友之间,借书确实是不还的。有位名叫李郁的同学,从来都是借书不还的。有次来到我家借去满满一书包书,大致有10多本,一直不还也无法还,因为他都转借给那些无法无天的同学了。被我讽刺过一次,仅还回来3本:《虹南作战史》、《南疆木棉红》、《边疆晓歌》。数年后我才在宝鸡与他要好的薛姓同学箱子里发现了我的书:《顿巴斯》、《古丽亚的道路》、《西方伦理学》等等。当然更不好意思索要了。

借书不还的故事非常多,比如初恋女友借去的《古希腊罗马哲学史》。有位名叫韩城学的老同学为借书不还气愤不已:“我知道你借走的书肯定又借给XX,XX拿走后肯定就丢了。刘备借荆州!我那本《玉碎安提岛》你看完了么?”

借书不还印象最深的是中学同班一位姓张的团支书。该人在初中一年级时一直受人欺负打骂,我与他交往,结伴上下学一度形影不离。后来因他揭发我写反标,两人关系僵化很久很久,被我一直暗暗叫作白眼狼。谁知在将毕业尚未毕业的1973年夏季炎热的一天,张书记忽然来家,建议我抓紧写入团申请书,说毕业后没入团就来不及了,没几个月了。言辞恳切友善,我非常激动,甚至扪心自责自己一直在怨恨、错怪他。

当年我家成份是资本家属黑五类,小学毕业前夕还曾写过反动标语被派出所抓去关押一天一夜写检查。此事被张书记揭发过,更被左倾的班主任老师组织同学批判过。当初同班的同学绝大部分没人理我。

那天他督促我当场写好申请书后揣进裤兜,然后开口借书,说看几天后一定还,你放心。当初我为使他读书而拉近和他的距离,也为了巴结他,一狠心打开箱子叫他挑,把父亲珍藏的几本书借给了他,送他到巷口离去。看他夹着书包急匆匆离去的背影心下十分感慨,万分感激,回忆过去所受到的种种屈辱和伤害,感觉只要我能入团,或能挺直腰板扬眉吐气,苦难的日子即将到头了,眼角不觉噙了泪珠。当天他拿去的的书有《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日》和窄幅线装本的《聊斋志异》。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他三番五次督促我再写入团申请书和思想汇报,并告知我好消息,班委会和团支部已开始讨论我入团了,只是还有人不同意,还得做工作。是谁不能给你说,这是组织原则。一番话说的我格外惶惑和感动。我在惶惑和感动中持续了几个月后,经不起父亲的督促和发脾气,终于鼓起勇气登门造访,预备讨还那几本书,豁出去哪怕得罪人不入团了也罢。

那是个秋季阴天的下午,我急匆匆到他家刚一进门,他就说来不及了,窜稀上茅房呀。急忙在炕上揭开微微隆起的芦席抓了几张纸夺门而去。我感觉他看我的表情怪怪的,随即也揭开炕上的芦席。说实话揭开芦席的一刹那,我立即觉得为一直受侮辱受欺骗而怒火填胸。我看到席下面铺满了撕开的书,与其说是书不如说是字纸,那些页片就是我家视为宝贝的、他借去并信誓旦旦承诺一定要还的书,就是《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日》和窄幅线装本的《聊斋志异》,还有撕残的我的入团申请书。当然,我直至今日一直没入团。

1974年1月我到了杭州,曾在表姐处借到《红与黑》,一口气看完。当年我18岁了,然后插队6年,6年后我参加工作后有钱了,逛街几乎是直奔书店。买了不少书。书房自不必说,家里几个房间都有书架,堆积如山。而如今上网后,渐渐很少读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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