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上)

@ 七月 2, 2015

原文首发于《严建设》,感谢作者“严建设”的原创分享,曾撰文《艰难岁月里的阅读故事(上)(下)》。】

我的父亲名叫严德章,亡故15年了。我每每会想到父亲,有段时期甚至很难从父亲去世的阴影下走出来。尤其是回忆到1968年老实无辜的父亲被黄雁村核算店的造反派无端迫害关押3年所发生的事,非常伤心。

偶然异乡羁旅,月到中天,独自回忆往事,颇多伤感怅惘,可谓“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思亲亲已不在,遗容宛然如生,80春秋魂魄入梦,竟已景是人非,无语凝噎。

与中国大地上同时代其他普通人一样,我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兢兢业业劳顿的一生、是匆匆的一生疲惫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辛酸的一生,是含辛茹苦节衣缩食和贫困奔波的一生,也是受人欺凌和担惊受怕的一生。

记得经过种种政治运动后改革开放后的一天,有位当地派出所退休片警告诉我,说你爸你家叫咱所里和居委会监控了30年,你知道不?你家人想入党入团没门,参军没门。为啥?也没啥,就是有个家伙检举说你爸40年代抗日时期从上海跑到西安,穿的西装皮鞋,还系领带戴呢子帽,说是台湾暗藏的国民党特务。街面上但凡有个动静,就先查你家。你12岁在巷子写过一条反标记得不?

我常梦见我的父亲,满天繁星,依然是瘦弱矮小的身板,风尘仆仆推着稀里哗啦的破旧自行车汗津津走来。15年前为父亲办丧事时,我没流泪,怕影响到绝望伤恸的老娘。但在父亲去世后的日子里,每每半夜三更迷离中依稀梦见父亲一乍惊醒,环顾四周,静默愔翳,玻璃窗外风声灯影,往事历历,尤其难忘的是与父亲的龃龉不合,以及父亲被无端关押强制劳动3年,则难免悲从中来,泪流涔涔。老爸,我非常想你!

父亲1920年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漳桥镇前姚村一个极端贫寒的家庭。

父亲6岁,祖父弃世。父亲兄妹3人是寡祖母一人靠给人洗衣服带大的。父亲童年的日子异常艰苦,没时间玩耍。当年宁波乡下的一个私塾给家贫的孩子免费,父亲才得以走进学堂。除过上学时间,父亲经常要四处寻索拾柴和提篮小卖,把祖母煮熟的茴香豆和咸鸭蛋提到镇子里叫卖,不分凄风苦雨,可谓独以险衅,夙遭闵凶。上世纪20年代末期,宁波乡间的茴香豆是1枚铜板/10颗、咸鸭蛋是10枚铜板/个。父亲拾到聚拢的柴曾被霸道的大孩子拿走,发生吵架要不回,遭受辱骂差点挨打,则回家哭告祖母。

1932年,父亲12岁,被村里的乡亲坐轮船带到上海、徐州、郑州、济宁等几家金店开始拜师学艺学徒。在口音不通的北方进金店学徒6年,为老板端茶做饭、打洗脚水倒夜壶抱孩子,一年到头无分文收入。初次见面要下跪磕头行大礼,然后学习《芥子园画谱》。除过拉风箱用坩埚提炼金银,还得打扫卫生、买东西、帮老板斟茶倒水。3年后每月有1块大洋收入被老板保存,叫做月归钿。金店的规矩是学徒不能上桌子吃饭,须等老板一家吃完饭后,才能吃剩下的残羹剩饭、刷锅洗碗。晚上睡觉没床铺,只能拼凑3个凳子凑合睡觉。

那年月进金店学徒3年管饭没工资,还须做饭做家务伺候老板。我童年时常帮父亲倒洗脚水,父亲洗过后总是把脚布丢进水盆,我还得再摆一摆拧干,心里一直很抵触,一直怀疑这是金店老板对待学徒的做派。有的老板心肠好,偶尔会给徒弟零钱买油条做早餐、会带着徒弟看电影。宵夜剩下的大闸蟹也给徒弟吃,老酒收起来不给。

父亲当学徒6年,直至1938年18岁那年开始拿工资,每月6块。当年的6块钱大致可兑换7200枚铜板,而当年的咸鸭蛋为10枚铜板/个,换算至今,大致也就是月收入不到1500元左右。

此后逐渐递增15元、25元、30元、40元。当年的凡士林布3.6元/尺、金价400元/两/36克(16两秤)。期间从济宁到西安再到汉中工作。收入一部分寄回老家赡养祖母,还须接济妹妹(我的姑姑)上学。

父母结婚照
父母结婚照

1940年2月父亲到西安,辞职在骡马市附近上补习班,两个月时间学习中西式会计。4月进入中央储蓄会工作,月薪40元。青年时代在生意场上有过短暂辉煌,为谋生入股做过黄金生意,奔波于上海徐州洛阳汉中宝鸡等地,并自费断续读了8年夜校。读夜校期间日子过得很艰苦,午饭只有一块锅盔。当年父亲20岁,情窦初开,曾暗恋一位漂亮女同学,总是下夜课后拉开距离跟在那女生身后,但一直没告白过。

1945年秋抗战胜利,金价应声暴跌,对半砍。父亲和同行们因此赔钱,并因此给祖母了金戒指和钻戒。

父亲于1946年与当时16岁的母亲订婚,当年即在西京招待所完婚。参加婚礼者100余人,收到很多贺礼,包括8条绸缎被面,最多的是一个名叫马义伦送的,送了5万元,按与法币1:2的比价兑换的中储券。父亲的婚礼没有亲人参加,祖母、大伯、姑姑均在外地。

同年父亲与几位生意伙伴从洛阳乘火车返西安途中,遗失了19件行李,内有黄金首饰样品约640两(16两旧秤)。那时期火车行驶非常缓慢,有时走走停停要行驶十多天。

此后讨债的债主常来催逼,有次砸了瓷碗,碎瓷片划伤了母亲的脚后跟去医院缝针。此后为逃债,父亲辗转多地,曾在西安天宝金店做店员,在郑州大昌公司做会计、代副经理,在徐州百货公司摆过地摊、在徐州大华饭店当会计,最后回到西安,在平安市场一带摆烟摊谋生。

1951年,父亲经同乡朋友介绍,进入中国百货公司西北区公司(西安市百货公司前身)第一批发部,先后担任记账、统计、会计。后调入碑林区商业局综合零售公司,因工作努力,年年受奖。此后开始写入党申请书,一直申请到退休,因种种原因未能入党。后来我们子女分析,主要是与单位的党支部书记肖兴才关系搞不好。肖书记要求报销的发票到了父亲手里往往不予签字报销,狠狠得罪了肖书记,感觉父亲固执,根本不懂得协调领导关系。如今看来,一个职工年年荣获先进生产者称号,想说实话维持财会制度还不能入党,也没人问责为个人利益丧失原则的党支部书记,很难说其没为个人恩怨屡屡发泄而打击报复父亲。

那年月,我每每趁父亲临上班之际,缠住父亲,希望得到1分钱2分钱,好在父亲总不会叫我失望,每次都会给我,一边和蔼叮嘱我家里啥都有,钱不敢乱花,一边思索着从破旧的中山服下兜中摸钱。一般给我1枚面值1分或2分的镍币后,自己推着稀里哗啦的破自行车向院门外走去上班。我手里拿着钱,每次都目送瘦骨嶙峋的父亲渐渐远去的背影,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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