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的壮烈人生

@ 七月 29, 2015

原文首发于《雷达的博客》,原文是作者为《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一书所作的序言。感谢作者“雷达”的原创分享,作者曾撰文《面对文体与思潮的错位》。】

传记文学《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不是一本普通的传记,而是一本奇特之书、感人之书,随着传记叙事的跌宕起伏,一幕幕激烈的历史场景,一段段思想交锋的历程,一件件沁人肺腑的温暖记忆,透过作者生动的文笔展现开来,使之承载起丰厚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文化哲理思考。一般的传记很难达到的这样的境界。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它又是一本想找都很难找到的活生生的关于校园的历史实录。他们的前辈老师们、学长们,当年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他们遭遇了什么,似乎处处是难以想象的,却在书中得以真实饱满地呈现。

这本书的难得之处还在于,它写的是一个大教育家,是大学校园的生活,这被认为是最难写、最枯燥、最难以出彩的题材,然而作者竟写得这样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它写出了建国初期到文革初期的十四年大学校园里的风雨纵横,来龙去迹,鲜活而具体,没有常见的抽象化、罗列化的毛病。

《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首先写活了江隆基的一生,用丰富真实的历史资料、生动鲜活的文学语言,为读者呈现这位杰出教育家、大学校长的超卓形象,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容量甚大。江的一生,比一般人要丰富复杂得多。在某种意义上他是特立独行的,尤其在极左思潮肆虐的年代,更显现了他难能可贵的独立思考精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他留下了一笔思想遗产,也折射出了一段历史教训。江隆基之死,是以死抗争,以死明志,其含意与老舍先生等人之死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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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

江隆基无疑是我国杰出的教育家。他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后留日、留德,回国后致力于革命战争时期的高等教育——在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延安大学任校长;建国后先是在北京大学,后来到兰州大学,都是担任主要的领导职务。传统文化的哺育,现代西方文化的熏陶,革命战争的锤炼,铸就了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他不仅有丰富的教育实践,也有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思想,《试论高等学校工作的经验》一文,可以看作是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他能将西方的先进教育理念不露痕迹地与最本土化的,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的教育实践奇特的结合,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细观他的教育理念却不能不有此感想,不可不说是一种奇迹。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看,也并无过时之感,仍能感受其真正价值。

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懂得高等教育的规律。北大七年,他尊重马寅处、周培源、冯友兰,汤用彤、侯仁之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办出了北大“发展最好的时期”,马寅初说,江来北大,“是北大之幸运,是马某之幸运”;兰大七年,他排除各种干扰,不顾“左”的威压,为林迪生、左宗杞、郑国錩、朱子清、赵俪生等著名教授落实政策,解除困厄,办出该校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

江隆基是当之无愧的杰出教育家,他对是非有很高的判别能力,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随声附和,听风办事;不愿做违心之事、发违心之论。平日工作不图虚名,不摆“花架子”,有基于“定见”的“定功”。他年复一年地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学年、学期工作的总目标和任务,基本不提新口号。1950年代初,他工作较顺利,1957年及其后,他变得“跟不上形势”了,曾因不同意提“建设共产主义新北大”的冒进口号而触怒康生、陈伯达,随后遭到批判,流放西北。但他不计较个人的进退得失,仍然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把自己的教育思想贯穿到实际工作中而夙兴夜寐,孜孜以求。正如作者所写,江隆基在兰大的七年是“前有风,后有浪,左有篱笆右有墙”,政治运动连续不断,当政治上纠“左”时,他感到比较“合拍”、“得心应手”;“反右”时他就显得“被动”、“力不从心”了。虽然公道自在人心,但他的心情却是压抑的。正当他竭尽全力将地处大西北的兰州大学推向全国高校前列的时候,康生一次阴阳怪气的私人造访,为他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文革”初,康生多次宣称“江隆基不是自己人”,这就注定了这位深受北大兰大两校爱戴的教育家的悲惨命运。

江隆基的道德、人品为当年两校师生称赞。古代士大夫提倡“立功,立德,立言”,江隆基都做得到位。他一生以塑造全面发展的完美人才为自己的教育理想,但他又首先是以这种理想塑造着自己。无论从功业,还是从个人素质来讲,都可以称为是一个模范、克己、坚忍的人。他的高尚道德,基于一种自觉的、来自东西方文明精华的道德观念。由于自觉,他的道德实践贯彻于他公私行为的各个方面。他是努力实现知与行相统一的人,无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还是在家庭生活中,无论在平日的生活、工作交接进退时,还是在那“文革”初期雨骤风狂、黑云压顶的时刻,尽管处境非常之难,他始终都是一个闪耀着道德光彩的人。这方面,书中有大量非常感人的事迹和细节。

在江隆基身上,确实集中了许多似乎矛盾又难以两全的因素。他有很强的自尊自爱,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地位,绝不搞特殊化;在权利与义务,接受组织照顾与承担责任之间,他选择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熟悉仪节和必要的进退周旋,却十分厌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场习气和吹拍拉扯之风;他谦虚谨慎,尊重有知识的人,尊重普通工人农民;他明了“世故”,却鄙弃“世故”;他知道利害,却不肯牺牲原则以趋利避害;他不搞小圈子,对人却并不冷漠,能以德爱人,真诚地关心人;他是党的老干部,又是知识分子、教育家,但绝不像有的人那样在党内以专家自居自傲,又用老干部身份去压党外的知识分子,恰恰相反,在党内他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平等对待一切同志;而在党外,他与知识分子天然情感相通,是他们真诚的良师益友。他着力培养、放手使用青年干部如胡启立、王学珍、崔乃夫、聂大江等;他惟才是举、破格提升青年教师,如当年的季羡林、王瑶以及段一士、吴小美等,这些都是有具体事实为据的。

传记围绕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北大七年,兰大七年,场景自然转换,由北京大学而移向甘肃兰州,记述了这些重要年代里,中国的大学校园的风云剧变。书中不可避免地写了思想改造、批胡风、批“人口论”、反右、反右倾、文革等政治运动,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就“运动”写政治,而是勾勒出了一大批各类学科形形色色的、可亲可敬的知识分子形象。作者在回溯历史的过程中,注重梳理和反思了中国教育“左”的创伤,思索了知识分子问题。

《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是本文学色彩浓厚的传记,在大量体验调查、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注重场景的形象性、逼真性,人物神态如画。两位作者是我的同班同学,王戈曾以《树上的鸟儿》和《通向世界屋脊之路》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和报告文学奖;王作人曾以《极光下的梦》获全国报告文学奖。两位作者都在大学教师的岗位上工作到退休,熟悉高校生活,一招一式从容写来,真实透亮,不走样,确有点“史家笔法”。当今的作家成千上万,但很少有专业作家问及高校生活,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太熟悉高楼深院里的教学活动,即使写出来也隔靴搔痒。其难度还在于材料的收集和访谈的深度、广度。据主要作者王戈讲,仅北大校刊和资料,他就复印出十几斤重。作者架构这一题材的能力也值得称道,北大七年,兰大七年,所写人物和事件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借用“蒙太奇”手法,递次展开,又将江隆基的革命生涯巧妙穿插其间,基本上完整地展示了这位教育家、革命家的人生轨迹。作者笔触冷静沉着,不隐恶,不溢美,质朴生动,行云流水,许多细节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实属传记文学的上乘之作。

《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的成书有个漫长过程,不能不提到电视剧《江隆基》。1990年代初,由郑重先生和李保元同学挑头,在已到北京工作的原兰大领导崔乃夫、聂大江,及江隆基女儿江亦曼女士支持下,几个校友创作了电视剧《江隆基》,王戈、王作人当时就是撰稿者。笔者也参加了此项工作,担任文学顾问。电视剧《江隆基》被誉为“第一部拍大学校长”的电视剧,获得了第八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电视连续剧奖。历经二十年,它的主要作者并未放弃这一题材,又收集补充了大量历史资料成此佳作。值此纪念江隆基诞辰110周年之际,我极愿将《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推荐给广大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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