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知青”的记忆和思考(中)

@ 七月 31, 2015

原文首发于《法制日报 法治周末》连载专栏,感谢作者“周大伟”的原创分享。因文章长度缘故,本文将分为上、中、下三篇进行发布,上篇回顾《有关“知青”的记忆和思考(上)》。作者注:此文为作者为《法制日报-法治周末》撰写的连载专栏稿的未删节版。】

电影导演陈凯歌在自传体回忆录“少年凯歌”里,提及一个上海知青在云南农场被大树压死的故事。陈凯歌的叙述很有电影蒙太奇的画面感。

1970年岁末,在陈凯歌插队落户的那个农场里,一个十六岁的上海知青被砍倒的一棵大树压倒。树太大,倒下来的时候,天似乎缺了一块。这个知青死在去农场卫生所的路上。事后,农场照例请死者的家属来一趟农场,表示歉意。死者的父亲是位五十多岁的上海钢铁厂工人。来到农场后,没有哭,只是沉默。他提出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儿子出事的地方。去的那天随行者很多,大都是知识青年。那是山中的一片谷地,砍倒的树还静静地躺在那里,只是枝叶已经枯黄。大家都不说话,老父亲默然站了良久,祭奠工友似的,摘下了帽子。他走过去,蹲下,用手摸了摸树身,问道:“是他砍倒的吗?”有人回答:“是。” 父亲用手在草丛中摸了摸,摸出来一把儿子用过的砍刀。站起来,问大家:“树还要砍吗?”大家回答是:“在一日就要砍一日,这就是我们的生涯了。”这位父亲用手指了指大家,又放下,说:“那,以后小心了。”陈凯歌记得,在场的知青们都哭了。

每次读到这一段文字,我眼里不禁涌满了泪水。我联想到今天在北京、上海的街头经常看到的镜头:那些十五、六岁孩子在过马路的时候,大人还都不停地在牵着他们的手。

文革是一个对外封闭的年代。人们没有比较,也就没有十足的苦痛。我们只知道有过几年因为“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的“三年困难时期”,但不知道当年有上千万的农村人饿死这码事情;我们更是听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等着我们去解放,因此总觉得自己其实还是幸运儿,体积不等的自豪感和幸福感便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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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 网图

我在文革期间读中学时,一个经常性的活动就是倾听“上山下乡优秀青年”的报告会。记得当年有一个出自北京景山学校的“优秀青年”名叫唐若昕(1955年出生,著名作家唐弢的小儿子),他的讲用报告几乎风靡北京市的各个中学。记得他在报告中告诫那些未来的“知青们”:真的要立志下农村,就首先要过家庭关,要有“过五关、斩六将”的精神,其中包括爸爸关、妈妈关、奶奶关、姥姥关、叔叔关、姑姑关。唐若昕的报告是充满鼓动性的,一时间他成为我们这些中学生心目中的偶像。1974年唐若昕到平谷大华山公社苏子峪公社插队。很快,唐若昕就先后担任了村党支部副书记和公社党委副书记。改革开放后,唐若昕开始了自己跌宕的仕途生涯,曾官至河北邯郸市长、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总经理等职。2010年唐因受贿罪被判刑14年,成为国有保险公司落马高官第一人。

古今中外,历朝历代,上战场打过仗的人不少,但真正经历过“知青运动”的人们,大概就是那一拨在文革期间毕业的中学生们。这也许是千载难逢的一段历史,因为能把导致这场运动发生的所有条件都准备齐,并不容易,比如,首先需要有一位至高无上、说一不二的最高领袖,这位领袖需要用亿万子民做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实验,这一政治实验同时也能转嫁积重难返的社会成本、缓解欲罢不能的政治危机,而且,这些亿万子民当时除了“被实验”的宿命以外,别无选择。

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对“知青上山下乡”是暗中抵触的,怀有浪漫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毕竟是少数。1975年初,在我就读的北京第31中里,也出现了一个“踊跃报名去延安”的优秀人物。这是位还不满15岁的初中女生。她的激情和冲动来自一则有关“周恩来总理在延安宝塔山上流泪”的故事。真实的情节是,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陪同当时的越南总理范文同去访问延安,站在延安的宝塔山上,周恩来看到宝塔山下贫瘠荒凉的景象,十分难过。当他听身边的地方干部说起杨家岭的老百姓至今还在吃谷糠充饥时,不禁流下了眼泪,并说道:“解放这么多年了,延安人民生活还这么苦,我们对不起他们啊“!。这位女生听完这则故事后,痛哭失声,并表示毕业后要去延安落户,不改变延安的穷困面貌绝不回城。这位女生一时间成了北京市(至少是西城区)青年人学习的榜样。不过,反馈回来的消息说,延安方面对这类事儿并不太感激,因为他们那里早已经是人多地少,动不动就来几个分口粮的青壮年,当地人真的十分为难。等到这位女生中学毕业时,文革已经结束。后来听说这位女生移民去了澳洲,从此毫无音讯。

最后一次听“上山下乡优秀青年”的报告会,是在1976年的11月初,地点在北京展览馆的圆形大剧场里,这里曾经是50年代上演柴可夫斯基的俄罗斯芭蕾舞剧“天鹅湖”的地方。此刻,剧场里坐满了来自北京数所即将毕业的高中生。1976年是我们这代人的里程碑。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都在这一年逝世。春天,爆发了四五运动;夏天,唐山大地震。秋天,毛泽东去世后不到一个月,以他的妻子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旋即被秘密逮捕。没有来自什么人的明示或暗示,几乎所有具备思考能力的中国人都下意识地发现:中国这座大座钟的钟摆在一个方向上摆到了尽头,开始摆向另一个方向。我记得,这场“上山下乡优秀青年”的报告会变成了一场闹剧,最后主持人只好在众人的哄笑中宣布收场。在文革的后期,几乎全中国的男女老少都被“运动”得疲惫不堪,即便是那些当初激进的人们,此时也开始感到厌倦了。

在极端物质短缺的生存环境中,吃饭穿衣成了人们的第一要务。“读那么书有用吗?”“如果没有工人织布、农民种田,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能养活自己吗?”这都是当年流行的极端问句。改革开放后,人们发现,如果给农民好的政策加上适当的科学种田,吃饭的问题并不难解决,可当年怎么会就硬生生地饿死那么多人呢?“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入狱后,看到报纸上说如今全国人民生活富足了,家家丰衣足食,很多人家过年时都是大米白面猛吃。他忧心忡忡地请监狱方面向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转告一下:“这样可不行啊,这样搞几年就会没有粮食吃了,对粮食要有计划,得发个票进行限制,不能这样敞开肚皮来吃啊”!真可谓“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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