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只能出现皇权?

原文首发于《花间半壶酒》,原标题《史华慈的天花板》,感谢作者“时雨”的原创分享,作者曾撰文《有趣的史料之三:梁启超的建议》。】

零九年《读书》第七期有一篇《“史华慈问题”——中国思想史上的那块天花板》,借史华慈的文章提出了皇权为何兴盛于中国的问题,是谁在那里盖上了那块天花板?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只是对于天花板的构造做了些描述。零九年《读书》第十一期的《怎样看待传统政治理念》虽是对赵瑞广一文的回应,但同样未给予答案,只是说明了一下中国的天花板未必不如西方的。

谁盖上了那块天花板?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始终不曾出现过一个与此深层结构(皇权)相异的替代品?”我还是尝试着追寻一些蛛丝马迹。

首先,对于中国思想史来说,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造就了中国思想史上再未有过的辉煌,即便是当代我们依旧可以从从那做宝库里汲取营养。即便是诸子百家的观点不同,主张各异,但在关乎皇权方面,冲突最为激烈的儒法两家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梁治平就认为:“就先秦儒法之争而言,儒家务德,只是极度轻视法律政令的人治;法家务法,乃是只信权谋威势而不屑于说教的人治…”归根结底,都是皇()权至上。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撞上了史华慈的那块天花板。

分析一下诸子百家的产生背景或许对我们的讨论会有帮助,对于春秋战国这么一个时代,“礼崩乐坏,瓦釜雷鸣”,周王朝的礼治天下不再管用,诸侯们的纷纷崛起,导致了“礼乐”的沦丧。其中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众多技术的革新,尤其是铁器的投入使用,为农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贡献,原先只能用骨器与石器进行耕作的土地,慢慢的由铁器所取代,更多的土地可以被耕种,更多的人口可以被养活。原先的“井田制”就显得过时不堪,原先的制度同样遇到了挑战,人们面对如此变革,惶恐不安,思想家们不得不“挺身而出”,对这急剧变化的社会做出解释,而这解释的依据,就是来自身边的生活模式。同一时代,全球大多数思想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根据身边的不同环境,给出因地制宜的答案。

那么,中国所处的环境是什么,解答的依据又在何处?身处黄河长江两条大河边上的中华文明对于农业尤其看重。农业不同于商业,农民不同于商人,“农民的生活方式容易倾向于顺从自然,他们爱慕自然,谴责人为,在原始的纯真中,也很容易满足。他们不喜欢变化,也无法想象事务会变化。”(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这种稳定,也会体现在人口的流动上,爱慕稳定的农业天生不喜欢人口的流动,而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农业社会里,人的地位是很容易安排的,长辈的地位很自然的会高于晚辈,从而整个社会会变成一个以家族为根基的社会。历朝的中国统治者者都深知这一点。

传统的家族观念很容易的就成为先秦思想家们的素材,思想的源泉,并进一步把“家”的概念延伸至政治领域,成为统治整个国家的手段。“上天”尽管依旧需要敬重,但“列祖列宗”更为统治者们所忌惮。在“家”的模式下,家长就是权威,而哪会有家长喜欢把权力与他人分享呢?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所享受的权力必然会比一个家长的权力更加诱人,皇权独享自然成为了不二的选择。

皇权为了维护自己近乎无限的权力,会想方设法的加固这种给他带来权力的社会结构,更何况,一个稳定的社会对于统治者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以儒家价值观为主的科举就成为了加固这种模式的最好材料,使得“天花板”更加厚实。而“以孝治天下”则是以身作则推行这种理念了。所以即便后世如宋朝有商业兴起,但在思想强大的惯性下,依旧是无力打破传统“家”的桎捁,打破那层天花板,需要更强有力的力量。

其次,回到问题,中国为何未能出现皇权以外的另一种模式?我们还是看看出现民主的西方,西方出现民主,那也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了,至于说雅典的民主,更像是一朵奇葩,依赖于希腊半岛以及地中海沿岸繁华的海上贸易。海上贸易较之陆上贸易更为发达,一艘船的载货量远高于一艘牛车,而成本却更为低廉。发达的海上贸易给雅典带去了大量财富,受过良好技术的人们,以及大量的流动人口,还有一个思想家的小圈子。即便现在看来,这些因素都是民主的要素,流动人口带去了一个与中国不同的流动社会,在城邦里无人自然的比他人地位高。尽管雅典民主有如昙花一现,但后来的资产阶级在构建自己的政治理论时,还是从中吸取了大量营养。

海上贸易的发达给继承了雅典精神的罗马则带去了一部完备的私法,贸易的发达更使得物权、债权以及身份关系变得越发复杂,带动这些民法中的基本要素不断发展。使罗马私法异常先进。等到罗马帝国覆灭之后,欧洲陷于中世纪死气沉沉之中,《查士丁尼法典》(罗马法)的偶然发现成为之后“罗马法复兴”运动的条件,至于法德民法典的立法,皆是以罗马法为滥觞。

所以,在特定时期,不同文明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同,选择的哲学思想也不尽相同,在先贤们思想的影响下,各个文明也就分道扬镳,沿着各自的轨迹前进,中国有中国轨迹,西方有西方的轨迹,其中并无所谓高下之分。而不同的文明想要打破自己文明的天花板绝非易事,通常需要外来力量的帮助方可完成,来自东方的火药、指南针和造纸术为西方突破中世纪的桎捁提供了物质准备,激活了变革的因素。而“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才真正击碎了中华文明的天花板,让中国由此开始了漫长而沉重的现代化之路。

由此看来,天花板的存在,是因为身处不同地域思想家们的解答形成,而这个解答又是以当地的地理环境为基础。所以,地理环境这个最初的因素成为了天花板的原材料,简单的说,就是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思想,而那种思想,注定了会在生活中那片土地上的人的头脑中产生,无论人种。但是我相信,地理环境绝非影响思想的唯一因素,尤其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它只是诸多因素之一,不像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那样绝对,或许该称之为“地理环境影响论”更为恰当。

编者注

史华慈
史华慈

本杰明·I·史华慈,系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哈佛大学历史与政治学教授,1999年逝世。

史华慈曾在其《中国政治思想的深层结构》一文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在中国历史中,有一思想特质似乎贯穿它的发展,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典范”,但我更愿称之为“深层结构”。我并不是指它是儒家所特有的,而应该说是先秦许多思想家(像墨家、法家、道家等)所共有的特质。为什么我会对此感兴趣呢?因为有一个恼人的问题总是不断出现: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始终不曾出现过一个与此深层结构相异的替代品?”

大多数人认为,史华慈所说的“深层结构”,指的是中国历史上至高无上的皇权,他认为在中国思想史上从没有人敢于设计另一套替代品,一个不同于类似西方政教合一的高度集权的体制。这个问题被称之为“史华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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