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桂滋公馆”的流年记忆

原文首发于《张艳茜的博客》,感谢作者张艳茜的原创分享,作者曾撰文《归于宁静的“张学良公馆”》。相关阅读:《西安“七十三号”纪事》。】

我在西安建国路“高桂滋公馆”院内的陕西省作家协会工作了28年,居住了17年,然而,2013年12月调离这个院子后,才感觉开始认识这个院子。

西安市建国路83号的“高桂滋公馆”,曾经是一座由前院西式主楼与后面三座相对独立的四合院组成的建筑群,主楼与三个四合院间相通相连,每个小院有各种名贵树种——紫荆、海棠、丁香、腊梅、白玉兰、合欢树等等,悠然自在地生长在中西合璧的建筑群中。

高桂滋公馆


“高桂滋公馆”的主人为曾率部参加过平型关战役的国民党军抗日将领高桂滋。1933年,在参加了长城抗战之后,高桂滋在西安选中了建国路启新巷(今建国二巷)一带,要为自己建一所比较合意的房子,以供日后长久居住。恰巧“高桂滋公馆”与南面的“张学良公馆”成为邻居。

“高桂滋公馆”尚未完全竣工时,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这起改变中国历史的大事件,也使“高桂滋公馆”成为万人瞩目之地。“西安事变”发生两天后,“高桂滋公馆”住进了第一个主人——蒋介石,蒋是由新城大楼被转送到“高桂滋公馆”住下的。当时出于安全考虑当然是最主要因素——“高桂滋公馆”与“张学良公馆”相邻,而这里暖气设备的先进程度,当属西安最好的。时值冬季,在高桂滋公馆的主楼东耳房住了十一天的蒋介石,心理上的痛苦煎熬是肯定的,但是身体上并没有因此受冻而感觉不适。

如今,“高桂滋公馆”主楼的正面墙上,挂着一块字迹已显斑驳的木牌,写有公馆的简介:

高桂滋公馆位于建国路,始建于一九三三年,为国民党军八十四军军长高桂滋将军公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西安事变中被扣的蒋介石由新城大楼转迁至此,十二月二十二日,宋子文、宋美龄兄妹抵陕后在此,向蒋介石报告了南京政府的情况和蒋商议,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的意见。十二月二十五日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在这里与蒋会晤,达成了停止内战的六项协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牢靠的基础。

高桂滋公馆,是西安事变重要的旧址之一,一九八二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高桂滋公馆

在“高桂滋公馆”主楼阶梯旁边,立了一块刻有“全国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碑石,字迹同样斑驳不堪。

高桂滋公馆

“西安事变”六十年后的1995年夏,蒋介石住过的“高桂滋公馆”东耳房,成为一个有着极高声誉作家的办公室,这个人就是创作长篇小说《白鹿原》而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陈忠实。陈忠实曾撰写一篇散文《办公室的故事》,讲述了发生在高公馆、发生在公馆东耳房的故事:

蒋介石虽然在高公馆住了只有11天,却发生过许多历史性的情节和细节。他刚被转移到这个东耳房,张学良便从他的公馆赶过来看望,一副毕恭毕敬的军人礼仪。张学良连叫几声“委员长”,蒋介石不仅不搭话茬儿,裹着被子蒙着脑袋连脸也不露给他看。此前,送过来的饭食也不进口,一副绝食的抗议。

高桂滋本人在高公馆居住的时间极为短暂,1950年高桂滋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西北农林部副部长后,住回了高公馆。1951年他将高公馆作价15亿元(旧币,约相当于人民币15万元)捐献给国家,并用此款购买了一架战斗机捐献给中国人民志愿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此后,“高桂滋公馆”先后成为西北妇联、中苏友好协会等机关团体的办公地点。1954年,这里成为刚成立的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办公地点,1956年4月1日省作协的文学月刊《延河》创刊,编辑部也在“高桂滋公馆”内办公。

“高桂滋公馆”这个院落,在1956年到1966年,门牌号是建国路7号,那时在院子里办公的陕西省作家协会,还被称为“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1966年“文革”爆发后,省作协被赶出“高桂滋公馆”,先迁往西安市红缨路,后又到东木头市172号。而这里的门牌号则改为建国路73号,高公馆进入了一段长达八年,极为黑暗的历史时期。其时,高公馆的主楼底层成了关押中共西北局“走资派”的地方,刘澜涛、舒同、刘文蔚,包括当过副总理的习仲勋等都曾在此关押。“文革”结束后,中共陝西省委于1979年6月9日,向省内各地县下发过一个以门牌号命名的《关于“七十三号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详细讲述了发生在“高桂滋公馆”内鲜为人知的丑恶与残暴:

“七十三号”即原西安市建国路七十三号,从一九六七年三月到一九七五年四月,这里办了一个“监护管理所”,由省革委会政法组负责管理,省项目办公室负责政治审查。先后关进去五十五人,其中西北局部长以上、省委书记、省人委副省长以上干部二十八人。

“七十三号”实际上是个监狱,是用法西斯的一套办法管理的,凡是进去的,都当敌我矛盾,完全限制自由。“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每个人都单独关押,互相不许见面。见了面也不准说话。早晚两次“放风”。每个人都编了号,叫号不叫姓名。外调、谈话叫“提审”,有专门的提审室和审讯室。夜间睡觉通宵开灯照明,以便监视。不准家属探望,不准通信自由,伙食标准低,管理差,普遍吃不饱肚子,饿肚子,有人浮肿。还随便搜身,任意打、骂、体罚。

1976年笼罩在“高桂滋公馆”阴霾逐渐散去,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了。高公馆与陕西作家们一起,共同迎来了政治的春天和文学的大丰收季节。

陕西作家们
这张图片拍摄于1985年秋天,《延河》杂志社召开新老编辑座谈会。第一排左一是时任《延河》主编白描,右二是评论家王愚;第二排右二是路遥,左一是杜鹏程夫人、作家张文彬,左三是王汶石夫人高彬;第三排左一是时任《延河》副主编晓雷,左二是刚刚毕业分配在《延河》工作的本人;最后一排右一是评论家李星,左三是后来一任执行主编子心,左四是2011年去世的作家王观胜。

1975年底至1979年,陕西省作家协会各部门陆续从西安东木头市172号,重新回到建国路“高桂滋公馆”。许是为洗刷掉“73号”的血泪与污秽,此时的门牌号已改为建国路71号,陕西省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也从1977年的7月,刊名由《陕西文艺》重新恢复为《延河》。老式的大院门口,一边是挂着“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的木牌,另一边水泥门框上刻着“延河文学月刊社”的刊名。

那些常在报刊书籍上见到的大名,如胡采、王汶石、李若冰、杜鹏程、路遥、陈忠实、王愚等著名作家以活生生的形象,行走在“高桂滋公馆”的大院里。这些作家们看似很平常,他们有着普通人一样的笑容,高兴时开怀大笑;他们也有普通人一样的情绪,激动时亦慷慨激昂;他们穿着朴素,走在街上,不点破身份,很难将他们和著名作家联系在一起。在高公馆日渐破旧的房子里,他们聚在一起谈文学、谈时事、谈足球、谈家常,然后各自回到自己简陋的写字间,坐在嘎嘎作响的旧式藤椅上,伏向漆面斑驳的写字台。那时,跃然纸上的文字,就使他们大不一般了。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睿智,他们创造的形象,随同着他们的文字跳跃着,高大着,丰满着。一个一个丰硕的创作成果,也随着这些文字变为铅字,不断地为广大读者制造着文学的盛宴。于是,今天这个作家的短篇小说获奖了,明天那个作家的长篇小说出版获得好评了。这些讯息,接二连三地在高公馆的院子里传播着。

1998年之后,陕西省作家协会为改善办公条件,除“高桂滋公馆”前院的主楼和喷水池保留下来,后面的三个四合院被拆除了,要在原地盖起办公用的高楼。那些名贵的树种被砍伐掉了,办公高楼却因一时资金不到位,整个院子荒芜了好长时间,四处杂草丛生。

2000年之后,“高桂滋公馆”——也就是陕西省作家协会的门牌号又改为建国路83号,一直延用到今天。

2002年,省作协的办公大楼矗立在了过去三个老式的四合院之上。曾经带给大家含蓄、内敛、欢快、健康又温情脉脉的记忆,以及新的文学春天里温馨舒畅的日子,仿佛随着三个老式四合院的消失而一同消失了。亘古不变的月光如水一般从“高桂滋公馆”前院那座充溢沧桑感的主楼流淌下来。俨然只有它还在孤独执著地守望着,凝视着过往的难忘岁月。

2015-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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