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启蒙老师

原文首发于《朱鸿的博客》,感谢作者“朱鸿”的原创分享,曾撰文《不能想的父亲》。 】

我平生遇到的第一个老师是杨云。

1968年,我8岁,家长一再议论,当关进笼子了,至秋天,便给我报名入蕉村小学,开始念书。

杨老师既是班主任,又教语文和算术。教室昏暗,我所坐的泥墩也很低矮,但站在讲台上的杨老师却丰容仪娴,风姿绰约,大明我的眼睛。她的头发真是乌黑的,然而脸白,牙白,干干净净,声调平静而清越,全然不是朱家巷来来往往的那些毛手毛脚的妇人。

放学回家,我宣告长大找媳妇就要找像杨老师一样漂亮的。不清楚我的决定怎么让那些毛手毛脚的妇人获悉了,或叫奶奶的,或叫婶婶的,或叫姑姑的,她们扛着锄,挽着帽辫,在朱家巷碰到我都会问:“杨老师漂亮不?”我说:“漂亮。”她们激动地笑,我也跟着笑,根本不管杨老师风闻我以她为择偶标准将做何反应。

杨老师的板书清朗而有力。汉字,阿拉伯数字,一行一行的,都极为整齐。她经常手把手教学生握其铅笔。她反复领读课文。早晨要检查卫生,谁的手脏,她就让谁在盆子洗。盆子是她的盆子,水也是她从井里打的水。她做事极其认真,唯落寞了一点,冷了一点。

她是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老师,春秋两度,影响如烙,当然深刻了。

三年级班主任是王淑叶,其生性喜悦热闹,似乎易于满足世俗之乐,不过一旦发怒也很厉害。

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在课间混闹,隐隐感到她在睨视,然而并未觉得玩得有什么大错,遂未终止。铃声一响,王老师迅步走进教室。她红涨两腮,肉僵满脸,十分气愤地要求有不当行为的同学背朝黑板站出来。提醒两遍,有三位同学就离座上去。我欲蒙混过关,装着不懂何是不当行为,遂没有动。王老师说:“还有谁,请自己上来。”便又有一个同学低头上去了,不过我仍未动。王老师又一顿一挫地说:“还有谁,请自己上来。”我执意认为自己不属于要受罚的,就继续挺身在坐。王老师略有停息,教室一瞬极为安静。她突然锐声点我姓名,令我上去。我明白在劫难逃了,遂乖乖上去,忝列于受罚的同学之列。

王老师究竟批评了一些什么,以我处于羞愧之中,并没有完全听见,然而不当行为的要害是什么,我听见了,而且完全掌握了。

多年以后,我想到这次受罚,窃以为王老师之举英明而果断。她是一个防范青春期孩子误入歧途的守望者,呵护者。

有时候,我朦胧地意识到以此混闹及其久不认茬,我会给她留下可疑的或含瑕的印象,甚至我觉得她对我存有偏见。当然,这也并未对我构成任何困扰。

王老师教语文。她是否也教算术,我已经忘了。

配图
(图片来自网络)

到了四年级,叶兰君当班主任,兼教语文。

她有几个儿子,似乎粮食短缺,经济也紧。有时候她会举着馒头一边走,一边吃。馍不夹肉,也不夹菜,夹的是盐。不是不喜欢吃肉吃菜,是肉贵菜贵。光啃馒头不好下咽,遂以盐调和。

她的办公室兼卧室和厨房也比较零乱,但在墙角所置的一台钢琴却使蓬荜生辉。一旦她且弹且唱,这里便洋溢着一种艺术气氛。她音域宽广,擅长美声,不知道是否会遗憾自己仅仅当了一个落泊的小学老师。

叶老师曾经有一言给了我终身的暗示和鼓励。那时候,她会经常在课堂上朗读一些英雄的故事,虽然她读着读着便打盹,然而我能坚持听下来。我双手后背,坐得端端正正,听得聚精会神,并充满了对英雄的向往。大约觉察了我的一种状态,她有所感,就对二年级一位班主任夸赞我将有出息。她说:“你看着,我敢打赌!”我在校园里乱跑,无意之中听到她的肯定。当时两位老师一边生炉子做饭,一边聊天。我悄然而去,她们也没有发现我。

五年级,小学就要毕业了,班主任韩淑玲,教语文,也教算术。

韩老师修长,清丽,看起来既聪慧,又干练,总是胸有成竹的样子。在蕉村小学的女老师中,她是唯一在气质上显得有高贵意味的一位,刚柔兼具,其言不繁,也不短。

我收发作业,频入她的办公室,可以看到她日常生活的一面。逢其用餐,她会招呼我,吃一点吧!她的女儿由她带,大约读二年级或三年级,对其母亲颇为敬畏。我也发现她对女儿严肃且严格。

有一次我冒犯了祖母,祖父一呼,她听见了。我家与小学为邻,她立即隔墙探头,也看到了。我等着她训斥,但她却只瞪了我几秒钟。我很是忧愁,怕她下午在学校批评我。上课了,我坐在教室,准备承受她的指责。不过她只是用目光扫视了我一下,讽刺我说:能干!声音很低,遂转入语文解析。我相信没有几个同学能发现其中的奥秘,所以韩老师保住了我的尊严。然而她深重的眼睛和轻浅的词语,给了我触动灵魂的教育。韩老师,怀念你!

我在小学经历有三届校长:杨万凯、魏治安和张翊鹏。

杨校长遭到老师和学生的批判,大字报贴满了他办公室的门窗,不过他也匆匆调离了。

1971年冬天,下着大雪,魏校长手拿红头文件,传达林彪事件。操场茫茫一白,只有防空洞口冒气发黑。其他同学几无反应,不过我听得津津有味。在中国谁也不能脱离政治,11岁我就对这个社会学产生了惊奇。十余年之后,我才以公务往北京去。然而当魏校长分析林彪如何乘坐三叉戟专机飞出北京的时候,我便在强烈想象这个政治中心的轮廓和细节了。魏校长大嘴,大背头,额上的绉纹细而密集。他眼睛如缝,嗓门坚硬,加重了林彪事件的危险性和严峻性。

张校长满头白发,以短皆竖。不清楚他多少岁,他的白发并不标志他的年老。他仿佛从小就有白发,只不过白发延续到了年老而已。总之,他始终是一种状态:睿智,果敢,不倦。

他的训诫往往是在早操以后发表,班主任走前走后的,叮咛学生保持秩序。他有形势报告,也有事项注意。他显然患了咽炎,反复在清喉咙。

张校长与我父亲算是朋友,一盒烟,一壶茶,就能在我家聊至深夜。时局永远在他们的交流之中,偶尔续水,我便能逮住一词半语。那是20世纪70年代的初期,整个中国无处不感到郁闷。

我可怜的蕉村小学,2010年被夷为平地,湮灭了。实际上它在中华民国就有了,是方圆几十里诸村共享的一个小学。我父亲曾经告诉我,1949年,有教员忽然换了衣服,才知道他们是地下共产党,现在要上岗工作了。

我的老师多是蕉村的,有的虽然家在韩家湾村、羊村、高望堆村、东兆余村或西兆余村,然而都在少陵原上,远不逾五里。他们的学历并不高,不过其学力足以胜任教学,而且尽心尽智,尤其不会把浩繁的作业摊派给学生,以绰绰榨取他们的分数,为自己谋得奖金和晋升。我的老师只在黑板的一方留下作业,以使学生巩固课堂知识。他们决不会把学生任情任性及其创造的空间挤扁压瘪。

我就是在他们富于快乐地教学过程中成长的。我不但慢慢地开始了知识的积累,重要的是,我产生了追求知识的动力。我以为我所有的上进心,荣誉感,道德律,善恶观,怀疑精神,审美意识,政治兴趣,都是在蕉村小学萌生的。我不知道我的这些老师现在都居何处,身体怎么样,是否行世,然而我敬他们,爱他们,感谢他们。

二0一五年九月七日,窄门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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