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又一部被念歪的经

原文首发于《蒙古黑马》,感谢作者“郝建国”的原创分享。作者曾撰文《一部刑法两种判决》。】

随大流惯了,很多人不习惯独立思考,喜欢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当年读书人批评毛泽东,说他不听马寅初的意见,让中国多生了几亿人口,拖累了现代化。现在,严苛的计生政策废除了,大家又批评邓and江胡,说他们错搞计划生育,把国家带进了沟里。

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当然还是碳排放者。单纯强调哪一点,都有坏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家庭三五个孩子很普遍,人们生活简单,共同贫穷,唯有生孩子这个乐趣。但凡看过电视剧(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人,对贫困和多子给国人带来的逼仄和困窘一定会留下深刻印象。

所以,那时规划生育的大方向是对的。

问题出在哪里?主要是计生决策和实施封闭在一个小范围内,民意不能有效表达,民智不能有效参与,政策在执行过程被既得利益群体绑架,矫枉过正,积重难返。

陈云是计划政策的鼻祖,宋健、田雪原是智囊,陈慕华、彭佩云、蒋正华都是对计划生育决策和执行起过重要作用的官员。

不是说这些官员不好,要说不好还是决策体制问题——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亚当斯密早就说过,因为理性,“趋利避害”必然是人的本能。每个人都想把自己和自己所在的领域“做大做强”。如果在经济方面,“做大做强”多半是好事;如果让公权力“做大做强”,就很麻烦。

我们能看到,搞计生的官员一定会说计生最重要,关系国家存亡;交通部的官员说,“顺风车”管制(限制和审批)是为维护乘客利益;农业部的官说18亿亩耕地是天条;维稳的官员说“稳定压倒一切”;徐才厚说他自己“最大的缺点是清廉”…

孟德斯鸠发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所以他提出了分权、限权、监督公权的理论。到今天,决策民主化、透明化,权力要受监督已成为人类文明的基本共识。

按照田雪原的说法,1980年最高层会议确定的计划生育方针是“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控制一代人(30年大限)”。但是这部“计生经”一天天被念歪,最终把“提倡”变成了“强制”,还创造出人类史上空前绝后“违法生育”这一概念(有“违法吃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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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年年换

当计划生育变成所谓“国策”且缺少外部有效监督的时候,计生机构和计生官员算是“做大做强”了——想生一个孩子,要我计生局审批(发给准生证);想生两个孩子,要我计生局特批(你拿一个第一个孩子是残障的假证明,我假装没看见然后批示“同意生育二胎”);你多生了,我计生局要罚你天价“超生费”,数额多少可商量,钱交上来怎么花我计生局说了算。这么大的权力,谁愿意放手啊!

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乡镇等基层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刮宫、引产、结扎、上环。上世纪九十年代,基层干部考核方面一度时期实行的是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意思是其他工作做得再好,只要计生工作不力,只要你管的地方孩子生多了,地方政府的工作就是不合格。这么说,那些年,强行结扎,给超生的老乡扒房、拉粮、牵牛的计生酷吏们,也不容易啊。

“一票否决制”,让计生官员在政府序列中越来越重要——县里的计生委主任(计生局长)顺理成章提拔为副县长、副书记,最不济也得给一个县级人大、政协的副职,国家计生委的彭佩云、蒋正华升为了副国级。这些都是官员们实实在在的利益。

我们国家的决策,很多时候是在一个少数人范围内协商决定的。大量计生官员擢升进入各级决策层,加上利益团体内部豢养的智囊的蛊惑,此时要想改变计生政策就十分困难了。

到2010年,无论按1980年会议确定的“30年大限”,还是从人口变化实际情况看,计划生育政策都到了应该调整的时候。可是,“放开二胎”的呼声说了多年却不见落地,直到强人政治家习大大主导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才真正出台。

再说一遍,当初的规划生育的思路提出大方向没有问题,但方法应该是通过全民教育提升、生育观念改变、经济激励等手段,逐步降低生育率,而不是出台跳崖式的“一孩化”政策,矫枉过正,直至出现今日快速老龄化等新的社会问题。

有些计生官员包括人口问题社会学家担忧,全面取消计生政策后会不会重新出现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不会。现在全民生育文化变了,经过改革开放和全民教育提升,中国人已经开始注重个体的自我生存状态和尊严,“多子多福”的思想早已没有了市场。

另一方面,实行三十多年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文化”已经形成,表现为子女抚养的奢侈化(不考虑家庭实际收入和孩子的实际情况,迷信性价比较低的婴幼儿奢侈品和服务,如进口奶粉、尿不湿、名牌服装,滥报课外辅导和兴趣班,专车接送子女上下学,义务教育阶段交高价赞助费择校、盲目出国留学等)以及孩子升学就业的空想化(爱慕虚荣、好高骛远,鄙视操作和体力劳动,不愿意吃苦)。一些独生子女一出社会,在就业方面出现了“高不成地不就”的尴尬,沦为“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啃老族。

子女抚养的奢侈化以及对孩子未来成长发展的不确定性,加之社会竞争压力大,贫富分化较为严重,政府公共服务缺位,即使完全放开,城市绝大多数中产阶级父母也“不敢”生二胎。这次“放开二胎”政策出台后,一些妻子明确对丈夫说“反正我是不生了,你爱跟谁生就跟谁生去”,正是当下国人生育主流文化的写照。

但是,必须讲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大多数县城、农村边远落后地区的社会发育程度和生育观念与城市大不相同,这些地方的生育愿望目前依然较强。

今后国家的生育规划和服务管理工作重点是防止县城、农村边远落后地区“越穷越生”(指三孩以上)——穷人无节制多生的直接后果是孩子“生而不平等”,地区、阶层之间的鸿沟会进一步加深,最终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如阶层冲突、骚乱动荡、犯罪高发等。一些网友把印度的自由生育当作理想目标,实在是搞错了方向。

综上,一棍子打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偏执的;“放开二胎”合天理顺民意;今后谈生育规划和服务管理仍有现实意义,但要开门决策、民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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