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财税病因及施治异同辨(上)

原文首发于《黑盾》,原标题《“进步时代”的意淫与焦虑——中美财税病因及其施治异同辨》,感谢作者“姚轩鸽”的原创分享,作者为税收伦理学者,现就职于西安市国家税务局,曾撰文《环保税立法,只是个开始》。】

正如“落后”与“进步”是一对孪生子一样,“落后时代”总是与“进步时代”相伴而生。如果没有前者,也就不会有后者。因为“落后”,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丛生,也因为“落后”所致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问题的化解而助推“进步”,从而告别“落后时代”,步入“进步时代”。

可见,“进步时代”注定是一个充满尴尬与吊诡的时代,也是一个满怀希望与梦想的时代。然而,正如“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一样。“进步”的国度总是相似的,“落后”的国度各有各的“纠结”。病症或相似,但病因完全可能千差万别。在“进步时代”的美丽称谓下,中美或许面临相似的问题,但其病因不可能完全一致,事实上,迥异万分,天上地上。因此,必须辩证施治,切莫乱开处方,乱下医嘱。

一、相似的病症,不同的病因

美国的“进步时代”,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化解“落后时代”之痼疾的时代。那时的美国,不仅权钱勾结与交易层出不穷,腐败和垄断猖獗盛行,而且贫富悬殊巨大、劳资关系空前紧张、食品不安全问题触目惊心、环境破坏严重、住房紧张已经危及社会稳定,同时,关税问题也开始突显,并深陷海权纠结的漩涡。可以说,系统性问题大面积出现,美国社会濒临崩溃。

毋庸讳言,仅从美国社会的这些负面表象而言,所谓“进步时代”的美国,不仅属于“落后时代”,更属于历史上最“黑暗”、最“无耻”的时代。事实上,如果不是后来美国社会一系列自觉有效的进步性改革举措,这些负面的“恶名”,至今都可能如影相随。

庆幸的是,美国社会经过三十多年的全方位大胆改革与努力,及时化解了这些系统性的矛盾与冲突,从而使“黑暗”成为“光明”,“无耻”成为“自豪”,“落后”成为“进步”。或许正因如此,当下不少学人和媒体,对美国的“进步时代”趋之若鹜,心向往之,意欲借此话语的彰显,给国人以正能量和希望。遗憾的是,中美病症虽相似,但病因却迥异万分。自然,如何根治此类社会治理乱象所需要的智慧与方法,中美也就根本不同。千万不可病急乱投医,乱开处方乱吃药。他山之石,未必可攻玉!南橘北枳的古训更应记取。

美国之病因:

  • 一是病在对自由价值与原则的过度遵从,没有及时找到自由的限度与运用艺术。
    虽然初步建立了自由民主的制度,彻底解决了权力的授予问题,使其拥有了基本的合法性。但是,由于对自由的限度及其运用艺术尚未获取精确的知识与技能,“美国病”是其宿命。道理在于,自由虽然具有最高价值,但自由却不具有根本的价值。就自由与公正价值的重要性而言,公正显然重要于自由,所以,“自由止于公正”。
    因此,就美国社会的腐败与垄断而言,首先是源于它们最初对“守夜人”式国家的偏好,认为“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实践证明,唯有“管得越好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而“管得越好的政府”意味着,一方面,政府需要给予国民尽可能多的自由(强制最小化,自由最大化),另一方面,政府更需要肩负起本身应尽的责任。
    其次,自由显然不能越过“不损人”的底线,一旦自由越过“不损人”的底线,就是一种不公正,就背离社会治理的终极目的。
    问题在于,虽然理论上美国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明确,对权力的警惕意识很强,但在制度构建初期,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权力”与“资本”及其二者苟合作恶的大概率特性,没有及时运用制度的手段去遏制二者之恶。包括对“权力”运营过程中滥用问题的关注不够,等等,都是美国病产生的原因。即是说,这些“恶”,应是美国制度先天性缺憾的“必要代价”。
  • 二是病在国民权利意识淡化以及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不充分。
    尽管美国建国之初的自由民主启蒙运动如火如荼,但对初尝了自由民主建国成果的新一代国民,并未十分珍惜这些文明的价值,对权力使用过程中的滥用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与警惕,致使政府权力失去了有效的监督,腐败和浪费问题大面积产生,成为侵害美国国民权益的主要势力。
    与此同时,也由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相对滞后,尚未与国家制度建设同步发展,就使得社会性监督的积极力量式微,没有实现对社会负面问题的警示与遏制,结果导致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的不断聚集与加剧,最终大面积爆发。
  • 三是病在新闻自由监督职能的弱化。
    这或许是导致美国社会“进步时代”诸多落后问题大面积丛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新闻媒体私有化的制度性安排,大多数媒体沦为“权力”或“资本”谋私利的工具,淡忘了新闻媒体的公共事务监督功能,忽视了国家与政府,以及制度创建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因此,全社会对社会正义与平等价值的追求,也就因为新闻媒体的集体失语而被地遮蔽和压抑,致使社会对正义力量与声音的渴求萎缩。

配图
(图片来自网络)

问题就在于,当下中国虽然也面临与美国那个时代相似的问题,诸如权钱勾结与交易层出不穷,腐败和垄断猖獗盛行,贫富悬殊、劳资关系紧张、食品不安全问题触目惊心、环境破坏严重、住房紧张危及社会稳定,关税问题也突显等等,但是,“中国病”的致病原因却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中国之病因:

  • 一是病在对人道自由、公正平等价值缺乏明确的肯定与追求,更在于这些价值至今尚未实现制度性“嵌入”。
    尽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已经将“人道、自由、公正、平等”等关键词纳入文本,但现实中,由于几千年专制皇权文化的浸淫,以及官本位制度惯性的裹挟,这些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尚未入心入脑,实现制度性的“嵌入”。因此,国民对权力的崇拜与敬畏似乎与生俱来,更何谈权力的合法性是来自全体国民的同意,要时刻警惕与监督权力的腐败与侵害。
    也就是说,与美国不同,中国问题既来自权力合法性意识的淡化,更来自于制度性权力授予机制——民主制的滞后,以及宪政制衡机制的缺位。当然,也来自于权力使用过程缺乏“闭环式”监督与制衡机制。质言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由于权力问题导致的腐败与浪费,以及资本的垄断等诸多问题,都在于权力的民意基础不广泛不坚实,在于宪法层面对国民基本权利保障的缺陷,也在于权力“闭环式”监督机制的缺位,以及社会体系的缺位等。就此而言,中国病与美国病的病因及其发病机理完全不同。我们是自由不足,对权力既缺乏周期性的制度性监督、否决与更正机制,也缺乏对其使用过程权力滥用现象的有效监督。
    因此,中国病的主要症状是:腐败与浪费的规模化、长期化与系统化。由此可见,要治中国之病,必须标本兼治,有待长效机制的系统性重构。但美国病的治疗,或更多需要通过调养与休息,逐渐自愈。
  • 二是病在国民权利意识的普遍淡化以及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极度不充分。
    国民权利意识的普遍淡化,毋庸讳言,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这既有几千年传统政治文化的原因,也有当下体制不完善的原因。遗憾的是,不仅儒家主张君主制,就是遵从自然之道的道家,还有佛教,无不认同“天无二日,地无二王”的社会统治观。因此,中国国民权利意识淡漠,早已成为大多数国民性格中的一部分,逆来顺受,敬“权”畏“官”,几乎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要广泛唤醒国民的权利意识,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自然,这样的文化土壤,也就天然地成为权力乖张,腐败成风,浪费无度的催化剂。问题是,面对现实,这些消极性格,大多会助长腐败、浪费等恶行的。美国社会则明显不同,从建国之初开始,大多数国民的人道自由与公正平等意识就比较强烈,是在向殖民地英国不断争取自己基本权利的过程中逐渐培育起来的。因此,“为权利而斗争”,至少是不少美国国民的价值追求。
    其实,也并在当下中国社会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严重滞后,没有及时唤醒国民权利意识,保障国民基本权利,有效监督政府权力腐败等职能,同时发挥它们助推社会进步的职能。事实上,当下中国社会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仍然处于缓慢发展期,短时间不可能大展宏图。
  • 三是病在新闻自主监督机制的严重滞后。
    新闻自主监督机制的严重滞后,同样是导致当下中国社会治理系统性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
    毋庸讳言,就制度安排而言,中美之间也存在根本性差异。直言之,美国社会已有基本的新闻自由制度。新闻自由被视为一种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力量,具有净化舆论,监督政府权力滥用,唤醒或动员国民的职能。它可以保障新闻媒体机构对权力腐败与浪费者批评监督的权利。事实上,在美国“进步时代”运动中,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扒粪”行动,有效地发挥了对权力及其资本垄断者的监督作用。因此,如果有问题,或在于其新闻制度的不完备,现有制度积极性挖掘与发挥不足,以及从业人员个人的素质等原因。
    但中国的问题则在于,新闻自由立法一直缺位,媒体机构和媒体人自主监督面临的阻力很大,障碍很多,风险无法控制。由此可见,中美两国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在社会矛盾与冲突问题化解过程中,各自所可能担负和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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