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财税病因及施治异同辨(下)

原文首发于《黑盾》,原标题《“进步时代”的意淫与焦虑——中美财税病因及其施治异同辨》,感谢作者“姚轩鸽”的原创分享,作者为税收伦理学者,现就职于西安市国家税务局,曾撰文《环保税立法,只是个开始》。上篇回顾:《中美财税病因及施治异同辨(上)》。】

二、辨证施治,对症下药

中美社会治理病症原因分析告诉我们,尽管各自病症的具体表现似乎相似,但病因各异,程度不一,治疗的原则、策略与方法也就不可能完全相同。必须辨证施治,对症下药,必须一切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为圭臬。

坦率地说,由于美国先辈200多年前的智慧与努力,其制度已经基本皈依了人道自由与公正平等的精神,实现了制度性“嵌入”,因此,其发展过程出现的诸多问题,大多因为其现有制度的不完备型所致,只要通过技术性的改革与完善,以及各方利益主体长期、反复的博弈,便可逐渐化解。

比如,面对腐败与浪费以及垄断问题,民主制最大的优点在于,它尊重每个国民的选择权利,可以基本解决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体现大多数国民的意志。而且,尽管它不可能每一次选举,都产生一位最优秀的领导人,但就其概率而言,大多能选举出一位“次优”的领导人(当然,选举出“极差”领导人的概率也不是等于零,只是概率很小而已)。如果再加上“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制衡,以及基本权利保障法案,权力的长期性、规模性与系统性的滥用几率会大大降低。因此,美国社会解决落后时代问题,步入“进步时代”的制度性基础是比较坚实的。

它所遭遇的问题,大多属于技术要素类的优化,其解决问题的手段与方法,也大多是改良型的修修补补。难怪马骏先生也认为:“对于美国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核心的价值体系来说,进步改革运动只是一次改良运动而不是一场革命。”而且,诸如解决问题的智慧与手段,由于是社会性的,比较容易把更多的民众,通过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动员起来,动员起来,参与进来。新闻媒体也能很少受制约地发挥其启蒙、动员、监督的职能,鼓励更多国民和组织投身到遏制腐败与垄断,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活动中来,最终形成合力,实现增进全社会与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终极目标。

然而,当下中国遭遇的问题与挑战,看似与1890年代至1920年代美国社会面临和遭遇的问题与挑战相似,但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却是不同的。因此,应对挑战、化解矛盾的策略与方法也就不可能完全协调。

具体说,中国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策略或在于:

  • 第一,要首先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以人为本”自由人道社会治理价值观,尽快实现制度性“嵌入”。因为,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权力的民意基础不广泛不坚实,没有全面体现和反映绝大多数国民的意志。表现在,政府生产和提供的公共产品“合意性”比较差,性价比不高。即,政府所供,并非国民所需。国民所需,也非政府能提供。可见,要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关键在于不断推进民主化进程,彻底解决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 第二,要构建有效的权力监督与制衡的“闭环式”机制。由于当下中国对权力既缺乏民主制的周期性有效制衡,也缺乏权力使用过程的有效监督。因此,归根结底,中国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闭环式”权力监督与制衡机制缺位,没有真正“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
  • 第三,要强化权力的社会性监督机制。社会性监督机制主要是指新闻媒体、公民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社会性监督体系。就是说,强化新闻媒体的监督职能,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监督,保障国民的监督权利,同样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选择。

事实上,中美之病不仅病因不同,其疾病的严重程度也有差异。比如财税不公的问题,当下中国面临的形势就比“进步时代”美国的形势更为严峻。

以2012年为例,全国财政收入117210亿元,支出125712亿元。这还不算三项非税收入“政府性基金、国有企业收入、社会保障”的86493.9亿元。如果合并计算,当年中国政府“取之于民”的总收入大约为203703.9亿,占2012年519322亿GDP的39.22%。另一方面,“用之于民”却太少,而且合意性比较差,层次也较低。比如,2012年全国教育支出21165亿元,仅占财政收入的16.84%;医疗卫生支出7199亿元,仅占5.7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542亿元,仅占9.98%;住房保障支出4446亿元,仅占3.53%,四项合计仅占33.58%。直言之,这个比例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是比较低的。

而且,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也多是满足国民较低的尊严和权利需求,很少提供满足较高层次、精神层次公共产品的供给,诸如满足制度性、法治性等基本尊严需求的供给。与此同时,2012年国家用于“维稳”支出的公共安全费用却有7017.63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5.99%,而用于国防支出的费用只有6702.74亿元。

配图
(图片来自网络)

毋庸讳言,“进步时代”的美国,或与当下中国面临同样的挑战与压力,但毋庸置疑的是,当下要中国告别“落后时代”,步入“进步时代”,面临的挑战与压力更大,任务更艰巨。既有技术性要素优化的要求,更有制度系统性重构的重任,而且缺乏既有制度的保障与支持。甚至更多遭遇的都是当下落后制度的阻滞与障碍。

因此,对中国而言,既需要治标,更需要治本。而且,必须始终明确,解决这些中国问题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显然是为了持续性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唯有如此,或能配得上“进步时代”的伟大称谓与使命。如果背离了这一终极目标,“进步时代”无异于欺世盗名。

三、尴尬与吊诡

总之,尽管中美面临的问题表象似乎相同,但由于问题背后的原因迥异,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途径与方法也就不可能完全相同,必须立足国情,真正弄清各自疾病的真实病因,辨证施治,有针对性地开处方,下医嘱。千万不要相信世上有什么可以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

而“进步时代”话语下的尴尬与吊诡在于,中美各自的政治、经济、法治、法律、德治、道德等制度背景的殊异。直言之,即就是所得之病的症候相似,其致病的原因却可能有天壤之别。在美国,为了保证社会进步的活力,多是力图把强制限定在一个绝对的、确定性的最低限度之内。同时也力图把自由广泛到绝对的、确定的最大限度。但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至少目前是“稳定压倒一切”,强制被扩大到了最大的限度内,而不是最低的限度内。

因此,如果说美国“进步时代”产生的问题是因为给国民自由过多的话,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面临的问题,则是因为“强制”过度。具体说,美国社会需要给国民多增加一些强制,强化国民的义务,中国则需要给国民更多一些自主自由的权利,保障国民的权益。

需要强调的是,中美这种基础性的制度差别意味着,即就是面对不同疾病,其各自治疗方案的目标、策略、方法等,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如此看,当下中国社会对“进步时代”话语的追逐与模仿,多少有些意淫的成份。尽管其主张者的动机千差万别,也不乏高尚者的真诚认同。但就其实际效果而言,这种浅表性地对“进步时代”话语的追逐与模仿,很可能误导执政者与决策者,开错处方,下错医嘱。

当然,我也不是完全拒绝和否认美国“进步时代”一些做法对当下中国问题解决的一般性启示。比如,从财政预算切入规范政府的收支权力,防治财税权力的腐败与滥用等选择的智慧,以及扩大和维护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自主报道与监督权利,鼓励非政府组织发展,担当社会治理责任等等举措与作为。一句话,尽管他山之石,未必攻玉,尽管这些智慧与方法的借鉴性意义有限,但也不排除具有一定的启示性价值。只是希望,不要迷信,不要绝对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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