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学术眼光里的玄奘

原文首发于《商子雍的BLOG》,感谢作者“商子雍”的原创分享,曾撰文《丑陋的胯胯井》。注:本文系作者在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稿。】

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样一个与玄奘、与丝绸之路有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乃至人类的历史上,玄奘,还有丝绸之路,都是无法忽视的重要文化符号。前者,展现着一种也许后人永远无法超越的精神高度;而后者,则是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文化发展、民族进步必须遵循的正确路径。在座的各位,应该都是在玄奘研究上造诣精深的专家,而我,只是一个曾长期从事平面媒体编辑工作的普通文化人,学无专长,术无专攻。但我以为,作为一位世界文化名人,玄奘不仅仅属于研究他的专家,更属于对他的专业成就了解不多、更谈不上深刻的老百姓。非学术眼光里的玄奘是怎样的一种形象,这个问题,不容小觑,特别是在由于种种原因,玄奘的真实面目被屏蔽、甚或被扭曲的情况下。

在人类历史上,总会有为数很少的人,长久、乃至永远不会被后人遗忘。当然,不会被后人遗忘的人,不一定都是好人,像上个世纪在或大或小的范围中、或长或短的时间里,使得众多良善之辈陷入劫难的希特勒、斯大林、四人帮、波尔布特,不就是因为被牢牢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而遗臭万年了吗?与这些丑类相反,那种流芳百世的伟人,则无一例外地是在用生命辉煌了自己的同时,也为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玄奘,就是这样一个永远不会被遗忘的伟人。

玄奘是河南偃师人。2013年3月,曾应邀参加了一个名曰“大道西行,重走东方先哲出关路,豫陕逍遥自驾游”的活动。先是从西安出发,沿沪陕高速公路进入河南,东行至鹿邑后,掉头西去,经栾川老君山、灵宝函谷关回到西安的楼观台。由于一路上受到河南朋友的热情接待,故而在一个场合致辞时,曾发自内心的向他们说过如下一席话:中国历史上,河南曾经诞生过三位堪称空前绝后的伟大人物,其中一位是河南新郑人轩辕黄帝,另一位是河南鹿邑人老子李耳,第三位是河南偃师人圣僧玄奘。

说来有趣,这三位伟大的河南人,又都在陕西这块热土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黄帝的衣冠冢在黄陵县的桥山,老子的讲经处在周至县的楼观台,玄奘的译经道场在西安市的大慈恩寺和铜川市的玉华宫,而埋葬玄奘灵骨的玄奘塔,则位于西安市的护国兴教寺。看来,西安,还有铜川,还真是河南人建功立业的福地,欢迎各位来西安、来陕西,争取成为继轩辕黄帝、圣哲老子、圣僧玄奘之后的第四位、第五位伟大的河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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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 网图

以上一席话,让在座的豫人和秦人皆会心而笑。接着要说的是:黄帝已经被历史推上了中华民族共同始祖的高位,对他,我们除了顶礼膜拜,好像已经无须说什么。老子,一部五千言的《道德经》,就足以奠定其在中国历史上的不朽地位。对玄奘,我们又应该怎样去定位其业绩呢?

第一,玄奘13岁步入佛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专心于一件事,由始至终,无一日懈怠。其间无论遭遇怎样的艰难险阻,百折不回,终成大业,彪炳于煌煌史册——这样的一种绝对空前、也很可能绝后的伟大经历,和从中展现出来的崇高精神,让人无法不对他油然而生崇敬之心.

第二,玄奘还是中国历史上开拓中外文化交流的伟大先驱。所谓文化,就是人的一种生活形态;而先进文化,指的是人们在正确生活理念的影响下,采取健康生活方式,所形成的和谐(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和谐)生活形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一条川流不息的长河,从过去流到今天,从今天流向未来,永远处于动态之中,于是,文化就有了“前”和“后”。文化的发展,和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关系极大。另外,文化还有“左”和“右”,即来自其他民族的外来文化。台湾学者许倬云在论及大唐文化(也就是长安文化)时,曾用如下话语概括其特点:“包容之量,消化之功。”这是在告诉我们,长安文化,以及任何时期、任何民族的文化,其发展和兴盛,都离不了对外来文化的宽容心态和汲取能力。

以玄奘的西行取经为例,玄奘在印度佛寺留学5年,拜在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学者戒贤门下,不仅登堂入室,继承衣钵,而且可以说青出于蓝,登峰造极,在学术和社会影响上达到了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回国以后又译佛经、建佛塔、创建唯识宗(又称慈恩宗),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居功至伟。同时,由玄奘口述,弟子辩机执笔写成《大唐西域记》,对玄奘亲身经历的110国和得之传闻的28国的国名、地理形势、幅员广狭、都邑大小、物产、货币、食物、衣饰、语言、文字、礼仪、风俗、宗教信仰以及佛教圣迹、大小乘教的流行情况等内容,进行了或详或略的记述,以致今天的印度人认为,如果没有玄奘的这本书,印度的历史恐怕无法说清楚。1861年的时候,英国考古学家康宁汉姆,也正是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比对出土的文物,确认了湮没已久的那烂陀寺的位置,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考古挖掘过程。据说,现在的有关遗址,每一个被发掘处的说明上都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挖掘,根据玄奘记载应为某处。

西谚有云:“一颗石子在磨光另一颗石子的同时,也磨光了自己。”玄奘的伟大实践,显然是对这句西谚之所言的有力佐证。

还想多说几句的是,前几天,我去汉中市的城固县参加一个活动,又一次拜谒了张骞墓,在感念这位先贤的同时,也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玄奘。

当初,汉武帝刘彻先后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主要目的是联合月氏,抗拒匈奴,属于军事和国家安全范畴。当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较早时期,作为开拓疆土、改朝换代的手段,战争可以被认为是必不可少,所以,张骞因军事目的奉旨西行,这无可非议,更何况最后的结果是,张骞用双脚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来的路,成为了连接中原和西域的贸易通道。并且,在后来被称作丝绸之路的这么一条中西贸易通道上,和人流、物流一起东奔西走的,更有丰富多彩、美不胜收的文化流,中国古代文化和科技的许多精华,通过丝绸之路被介绍到西方,其中最重要、最著名的,则是古代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项:造纸、印刷和火药。而沿着丝绸之路奔涌而来的异域文化流,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也是深刻而久远的。汉、唐文化的兴盛,以及中华民族文化的强大且历久不衰,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文化中包容了太多的异域文化基因,是不折不扣的“杂种”文化。

不过相比之下,玄奘的西行取经,却似乎有着格外令人感动之处。要知道,这是一次百分之百的个人行为,驱动力是玄奘那种异乎寻常的文化追求和文化自觉。他在不被官方认可的险恶环境下,冒险偷渡西去,以一己的微薄之力,面对并克服后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并终于成就伟业,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和厚待。如此壮举,不但前无古人,而且迄今后无来者,真是让人仰之弥高!

然而,很长时间以来,玄奘的形象和业绩,却不曾被众多的中国人所正确认知。在为数不少的中国人心目中,西行取经的那个和尚叫做唐僧,而吴承恩所著《西游记》里的唐僧,是一介细皮嫩肉、手无缚鸡之力,却常常会因人妖不分、是非不明猛念紧箍咒来折磨孙悟空的角色。至于取经之所以成功,也是由于孙悟空等三个徒弟神通广大,以及如来、观音的鼎力相助。根据《西游记》改编拍摄的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更是以其艺术上的巨大成功,使得观看者趋之若鹜,进一步普及了文艺作品中与历史人物玄奘有很大差距的艺术形象唐僧,令他在受众中口碑不佳。当年,郭沫若在诗里有“千刀当剐唐僧肉”的极端论断,听起来很有一点儿咬牙切齿。尽管后来毛泽东在和诗中纠了纠偏,说“僧是愚氓犹可训”,但也不过认为唐僧是个还可以教育的对象,仅此而已。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是神话小说,其中的唐僧是艺术形象而并非历史人物,立足于这种认知,吴承恩并无可指责之处。但由于《西游记》及其衍生的影视作品影响巨大,历史人物玄奘业绩的屏蔽、形象的扭曲——在非学术的百姓眼光中尤其如此。对这一点,我们绝不应该无视。 2015年夏天,在铜川玉华宫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我曾向小六龄童等四位艺术家当面表示:“正是由于你们的出色表演、由于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巨大成功,加深了老百姓对杰出历史人物玄奘的误解。”对这一番话,六小龄童等也深以为然。

所以,愚以为,诸位成果斐然、造诣精深的玄奘研究专家,应该分出一些精力,来关注老百姓非学术眼光里的玄奘。事实上,已经有人在做这件事。我们陕西省的铜川市,有一位从市政协副主席岗位上退休的业余文学作者郭平安先生,他推出的长篇神话小说《唐僧译经记》,就是为玄奘正名的一次有益尝试。尽管在艺术上尚有不小的提升空间,但小说以玄奘带领弟子在长安大慈恩寺、铜川玉华寺翻译由西土取来的佛经为故事主线,再现了唐代的社会生活风貌,展示出当时的宗教活动状况,大唐文化所具有的“包容之量,消化之功”,玄奘其人数十年如一日、至死也不曾有半点儿懈怠的文化追求,都被揭示的相当充分。我读此书到第九十九回,面对玄奘在圆寂前以微弱的声音诵读《心经》的描写,不禁感慨万千。“专心于一件事,由始至终,无一日懈怠。其间无论遭遇怎样的艰难险阻,百折不回”——如果这样一种玄奘精神,能够在今天得到充分弘扬,那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就是大有希望吗?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知,我希望,通过在座诸位以及更多有识、有志、有能力者的共同努力,能使得更多适应普通读者(或观众)的阅读和观看需要的好作品问世,让一代伟人玄奘的真实生平和不朽业绩更加深入人心,让玄奘精神更加有效地为提升中国人的境界、优化中国人的心灵,源源不断地提供正能量。

倘若果真如此,说一句稍嫌夸张的话:其功,当不在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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