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革命:列宁、俄罗斯王子和我的家族史

原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正午故事》,感谢作者“江雪”的原创分享,作者曾撰文《访民张小玉被毁掉的人生》。注:作者仅授权INXIAN发表,请勿转载,如需刊用,请联系作者本人。】

1989年11月,田保荣搭上了人生的末班车,去巴黎留学。

说起来,他也是沾了这个特殊年头的光。此前,上面有规定,公派留学要35岁以下的年轻人。可这一年有了变化。因为前几年派出去的年轻人,大多都不回来了。加上这一年的特殊气候,政策调整,学校对公派出国的年龄不再限制,据说是考虑到年龄大的人有家有口,一般不会滞留不归。

田保荣这一年已经50岁。虽说他是1960年代西安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的第一批毕业生,毕业后就留校任教,资格够老。可他这人,脾气倔强,就像妻子说的:“从来边缘,不招领导待见…出国的好事一般都和他无缘,如果要派老师到农村,领导倒常常第一个想到他。”

巴黎是他半生神往之地。在此之前,他只在1981年在那里学习过3个月。

这次,田保荣决定了,用一年时间,好好读书,念个学位。所以刚到巴黎,他就报考了索邦大学的法语文学硕士。

50岁的老学生了。教授看他年龄不小,经历又独特,特别准许他写一篇论文就可以过关。

他生活清苦。妻子带着一对儿女在国内,工资又低。他要养活自己,也得攒点钱。课余他就去教汉语和太极拳。太极拳是出国前两周临时学的,不过,教外国人没问题。

就这样忙碌着,到交论文的时候,他把自己关了三个星期。论文交上去后,提心吊胆地等着,没想到,教授很满意,给了14分——满分20分。

他说给一个朋友听。她大声说:“这不是真的。”他不高兴地回了一句:“这是真的!”朋友大笑起来。他才知道,她说的是:“真的吗?”这个小小的误解,让他意识到,虽然自己学了半辈子法语,可只有到巴黎来生活了,才能真正体会到语言的微妙之处。

读完硕士,田保荣索性又报考了索邦大学的文学博士。虽然家人希望他早点回去,学校也催着,但他知道,这是自己人生仅有的读书机会了。

田保荣
田保荣 (江雪/摄)

年岁不小了,博士读得吃力。转眼就到了1994年。圣诞节前几天,巴黎的一个“穷朋友”兴冲冲来找田保荣。“穷朋友”是法国人,比他小一岁,也是卖文为生,平时给报章写写专栏,给人捉刀写写传记。这次他弄到了两张票,是作家保尔·穆鲁西(Paul Mourousy)在皇宫剧院的讲座。

保尔是法国颇有名气的历史作家,最近刚刚出了本新书,关于列宁的。书很火,巴黎的报纸上有不少关于这本书的评论。人们称呼保尔为“王子”。他是俄裔法国人,父亲是康斯坦丁·穆鲁西亲王,曾是俄国皇家最后一批驻欧洲的外交官,母亲则是一位法国将军的女儿。保尔的叔父是俄国皇家近亲,曾为尼古拉二世的副官。

这天的讲座,田保荣坐在第五排。或许是因为他的东方面孔,一个多小时的演讲结束后,在提问阶段,他和身边的穷朋友都看见,保尔在点头示意,让他们结束后留下来。

“告诉我,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这是保尔问田保荣的第一句话。1994年的巴黎,中国人还很少。“我是中国人。”“太好了!”田保荣到现在还记得老先生开心的样子,眉毛高扬着。“今天先这样,这个周末,我请你吃饭。”老王子说。

一周后,田保荣和“穷朋友”到了保尔家里。那是市区的一间公寓。面积不大,陈设简单,有好几个大书架。家里只有王子和秘书。吃的什么倒忘了,只记得那晚谈笑风生,老王子开心得很,问了田保荣好多问题。

谈到《列宁》这本书,老王子说:“你们中国人是最需要了解这本书的。我希望你能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

田保荣没有推辞,心里的顾虑也没说出来。他在想,老先生呀,在中国,这样一本书,谁会给出版啊。

他还是应承了下来。保尔立即在书的扉页上写下授权,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在扉页的另一面,写着一行字:“纪念我的父亲,他是千百万俄罗斯革命的受害者之一。”

那个夜晚,走出公寓,月亮清冷地挂在枝头,田保荣心里热热的。他感激这萍水相逢的异国老人,就这样把一份信任交给了他。

他也想起1978年,自己到北京学习的时候,在图书馆里翻资料,看到一位法国人写的书——《毛泽东的新衣》。他如饥似渴地读完,从那天起,他觉得自己“真正醒过来了”。

他想,这本列宁传,如果翻译出来,对中国人来说,也许会让很多人有“醒过来”的感觉吧。可谁知道它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呢?

保尔的这本书,书名直译过来是《列宁——灾祸的根源》(以下简称《列宁》),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的一本传记。也是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所出的列宁传记之一。

对于1939年出生的田保荣来说,“革命”这个词语,实在是太耳熟能详了。 “革命”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亲人、村庄真实的命运。他那位于陕西黄陵县的故园,距离延安不到200公里,正是最早被卷入中国革命的村庄之一。

他总是想起童年那些漆黑的夜晚。常常,某个半夜,突然有人在窗外低低喊一声:“六叔,不对咧!”“六叔”是族人们对祖父的称呼。听到动静,母亲便急忙忙叫醒他,背起炕上的一个小包裹,拉着他的手就往外跑。通往村外洛河渡口的土路,高高低低的。才七八岁的田保荣,半夜懵懂中醒来,想哭,又不敢哭。母亲抱着妹妹,小脚颤巍巍地跑着,前面是祖父和父亲仓皇的身影。

半夜逃跑的原因是他家出了个革命者。身为族长的祖父,服膺儒家,以自己的人品、声望和家财,一心维持着黄土地上这个村庄延续千年的生活秩序,却万万没有料到,自己养育出了一个“革命者”。田保荣的叔父,在县城里接受了新式教育之后,成了村庄里第一个投奔延安的年轻人。

那是全家人胆战心惊的日子。还好因为祖父一辈子乐善好施,乡邻们都愿意保护这一家人,每当有搜查,都会来通风报信。然而,1947年的某一天,灾难还是来临了。国民党的部队在村庄附近追捕游击队,混乱中,机关枪打死了6个人,包括村中的妇孺。

在“革命”中付出的鲜血,让这个村子后来得到了不少“革命荣誉”。但这一切并没有安妥老祖父的心。目睹过镇反、土改等一系列运动之后的祖父,1956年在郁郁寡欢中死去。他想不通为什么要“革命”,也一直为自家给村庄带来的灾难而忏悔。以至于在晚年,这个原本最重视教育、一心要供养子孙读书的乡绅,竟然坚决反对孙辈的田保荣读书,因为在他固执的理念里,“接受了新思想,就要去闹革命了,要祸害人的。”

偏偏田保荣是孙辈中读书最好的。1960年,他考入西安外国语大学,并在4年后毕业留校任教。五十年之后,他得以坐在校园一角狭小的书房里,回望自己的童年,也回望那场席卷中国大地的革命,给亲人和乡邻带来的一切。

2005年,田保荣开始着手翻译《列宁》。此时,他已从法国回来9年了。而书的原作者穆鲁西王子已在2002年去世。

回国后三年,他就退休了。生活种种不如意。退休前,也没有解决了教授职称,最终还是副教授。

他的博士论文是《莫泊桑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当年得了法国的国家优秀论文奖,还正式出版了。回国后,他想出中文版,最后还是囊中羞涩,不了了之。

而一直酝酿着要翻译的这本《列宁》,他知道,在中国几乎没有出版的可能。而且,不是钱的问题。

但他一直如芒刺在背。随着年岁增长,趁活着的时候,必须把这本书翻译出来。要不,他会死不瞑目。

和大部分中国人一样,对列宁,他并不陌生。“马恩列斯毛”的大照片,曾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标配。列宁,全世界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缔造者,伟大的革命导师,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精神领袖。一个神话般完美的人物,在田保荣过去的人生里,这已不仅是意识形态的灌输与宣传,也几乎成为中国人的“常识”。

而这本书,就如同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版的各类列宁研究书籍一样,打碎了这个神话。作者从伏尔加河畔列宁的家乡辛比尔斯克写起,参考六十多种文献,叙述总结了列宁的一生。在书中,列宁是一个“从小谁都不欣赏”、从青少年时期“已不受任何同情心的感染,排斥任何形式感情”的人,“由于他,血的海洋流遍了全世界。但是,他没有丝毫的道德意识,这反倒有利于革命。他一直都理直气壮地承认:名誉,人的生命,良心,对他没有意义。”

“这位社会主义的缔造者只愿意孤独地生活着。他那铁石心肠对他造成的无数苦难完全漠然。”很显然,作家笔下的列宁,不再如《列宁在十月》等影片种塑造的一样,是高尚无私的人格典范。一个关于独裁者的美丽神话,在作家笔下破灭了。

“他那双蒙古人种的眼睛里透出既坚毅又兴奋的光。但他牙关紧咬,就像在吹口哨,肯定地说:‘如果需要,我会毫不犹豫地消灭五千万农民。我要把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的新奴隶,直到他们理解了形势并和我们一起走。’”(第十二章,《列宁在巴黎》)

在第十八章《进一步 退两步》中,则有这样一段描述:

“当列宁上到讲台上叫喊说:‘我们的党已准备好要夺取政权’时,大会会场里响起一片笑声。这一片笑声,他可能终生都忘不了,他也不会原谅。气急败坏之下,他严厉指责那些讨论正义、人道和民主的社会主义者:‘逮捕五十个或者一百多个大资本家,而不要坐在他们一边,民主派的部长们!’

“克伦斯基立刻反驳他:‘我们到底是社会主义者还是些粗暴的警察?’

“绝妙的问题,但是必须等待70年,才能让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承认,他们确实是以政治恐怖的手段夺取并掌握政权的…”

翻译的这些内容,对田保荣并不是陌生的经验,一切似曾相识,在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上。而且行之未远。

“俄罗斯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监狱。为了保住政权,政府镇压自由思想的所有表达形式…这个寡头政权认为一切独立性的表达都是危险的,所以将其取缔。这个政权将成千上万的人投入监狱,让他们在骇人的条件下成年累月地承受长期的折磨。” (第十九章)

保尔·穆鲁西和田保荣
1994年12月,保尔·穆鲁西和田保荣在巴黎的家中。 (田保荣 提供)

田保荣后来再没去过巴黎。

1996年,拿到博士学位回国时,他已经57岁了。最初他总是梦到那座城市,渐渐地,也就淡了。不知不觉,到今年,他就走到人生的第76个年头。过去一头钢硬的黑发,如今全白了。秋天时,他穿件红毛衫,走在西安外院落满梧桐叶的老校园里,天气灰黄,白发愈加像一团雪了 。

田保荣毕竟是老了。26万字的书稿, 翻译了一半时,腰病犯了,他去医院做了腰椎盘手术,术后一个半月,勒着护腰,坐起来继续翻译。

在把译稿誊写到稿纸上后,田保荣又用家里那台586的老电脑,一个字一个字地打上去。电脑旧了,三天两头闹毛病,他常常束手无策。最终,在几个年轻人的帮助下,总算是跌跌撞撞干完了。

他开始联系出版社,一开始对方都感兴趣,到后来,便没有了回音,其中有炎黄春秋出版社,他曾寄予很大希望,最后仍不了了之。有一位出版社编辑直接回复他:田老师,这是禁区,咱可不敢闯。

列宁去世90多年之后,在他一手缔造的前苏联的邻邦中国,对他的评价,依然是某种禁忌。而事实上,在俄罗斯、乌克兰等地,对他的评价早已悄悄发生变化。很多解密的档案也证明,苏联昔日对列宁的宣传,不乏精心包装的谎言。

2015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出现一篇报道,题目就是《再见,列宁!乌克兰拆除列宁像摆脱苏联印记》。报道说,近年来,在乌克兰,不少公共场合的列宁像被人们搬走。1991年,乌克兰境内的列宁像有5500多座,到2014年,则只剩下1300多个。而在俄罗斯,自从1990年代以来,始终有人呼吁将列宁墓从红场迁走。

学者胡星斗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2006年普京总统提出为俄罗斯11年级(高二)学生写历史教科书,由安·鲍·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中,用大量的历史事实指控了苏联的“人间地狱”真相。而在俄罗斯,不少历史学者和民间关心真相的人,搜集公开资料,建立了真相电子馆。

海伦·拉巴波特,俄罗斯著名的历史学者,她曾在一项研究中宣布,列宁死于梅毒。她的主要依据是1920年代诺贝尔奖得主、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一个结论:“列宁,一个带有梅毒大脑的疯子”。据拉巴波特称,巴甫洛夫的这一结论,是在巴黎和一位医生讨论时所说的,有文献资料存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在田保荣翻译的这本书中,也提到这一点,作者提到:“这就是现实和神话之间的距离。”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张耀杰则说,其实随着近年来档案的解密,这些都已经是被承认的事实了。

张耀杰一直很关注田保荣的这本译著。他为田保荣的精神感动,一直在帮他联系出版。为了显得不那么“敏感”,他将书名改作《列宁的一生》。他觉得,其实相对于列宁传记的其它版本,这本书还是很中性平和的,“没那么狠”,也可能和作者保尔身上的贵族精神有关。而田保荣的翻译,可以说体现了原著的风貌。

2015年3月,书的出版看起来还遥遥无期,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译稿,田保荣决定以“愚夫保荣”的网名,把这本书的译稿贴上凯迪社区。在书的译后记中,他写道:“英雄辈出的年代,人民的灾难最深。”

与此同时,他完成了一本小说,为自己的村庄作传。这次,不同于《列宁》,他书写的主角,是那些被卷入中国革命的普通人。

他的小说名叫《南辕村》。 故事从20世纪初写起,长达五十多万字。主角是“爷爷”,一个村庄的族长,一位革命者的父亲。田保荣说,冠之以小说,其实80%的内容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小说中的申家,其实就是自己的家族田家,“田字出头,不就是申字么!”

田保荣说,写这本小说,初衷是因为和学校一个老教师的“抬杠”。那天,这位老教师可能被田保荣的一些言论激怒了,他叉着手,对田保荣说:“你的思想有问题!你知道新中国怎么来的吗?”

“有了新中国就怎样了?老百姓从新中国得到啥好处了?”田保荣反问道。

这次抬杠,倒提醒了他,写一本小说,去追问自己心中萦绕了半辈子的问题:这场无产阶级革命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

在小说中,作为革命者的叔父骑着高头大马,曾回到过村庄一次,便去了省城任职,之后再很少回到家乡。直到1960年,遍地大饥荒,他回来过一次,有意无意,说了一句话:我就不相信,食堂的大师傅还能饿死?一句话提醒了族人。听出了味儿的他们,此后想方设法,私下留存一点粮食,大部分人终于得以在大饥荒中活了下来。“一句话把我们村救了!”在田保荣的小说中,这也是这个革命者给村庄带来的唯一福祉。

他写下1949年,崭新的第一个春节,却没有想象中的欢天喜地。经历了土改等一系列折腾之后,正月里,村里家境殷实的人家,传统的麦芽醋和黄酒都没有了,“南辕村的体面也没有了…”

列宁传里,描写了革命成功之后俄罗斯大地的哭泣。而在《南辕庄》里,田保荣写的是自己村庄的哭泣。“南辕”两个字,是他给自己村庄起的化名:或许,革命的结果,也和它的初衷“南辕北辙”吧。

2015年10月,田保荣静静坐在自己那间只有六七平米的书房里。窄小的书架最上头,是父亲和母亲的照片。他们都穿灰布棉袄,母亲嘴角紧闭,父亲留稀疏的山羊胡子,眼神淡漠忧郁。他的爷爷,没有留下照片,“长相大约是和我父亲一样的。”

他们,就是那些在革命的洪流中被卷裹着、如落叶般平凡的人。在革命成功之后,又经历了大饥荒、文革等所有的苦难,在今天,在相片里,静静地注视着儿子和他不能发表的书。

“掐指头算算:国民党在俺们村开枪打死了6个人。革命成功后,村里饿死了7个人。都是有名有姓的。”田保荣说。他的父母侥幸从大饥荒的死人堆里爬出来,到1980年代相继去世。

在《列宁》的最后,作者写道:唯一适合列宁的碑文是安德烈·比耶里的一首诗。他是列宁的同代人,1934年去世。诗是这样的:

这里尽是绝望的呼喊
一阵阵的哭泣,抱怨
那些含泪的消息上
饿死的鬼魂
不停地在风中飞翔
人在草地上割除生命
人像草地上的草被删刈
死寂的平原 冰封的土地
可恶的国度 冷酷的国度
母亲啊 俄罗斯
残忍的祖国,谁曾这样诅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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