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盐和陕西人

@ 二月 29, 2016

原文首发于《商子雍的BLOG》,感谢作者“商子雍”的原创分享,曾撰文《自贡有个陕西庙》 。】

几年前,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始料未及的是,这么一场灾难,却引发了一些中国人抢购食盐的风潮。原因是,这些人认为,核灾难污染了海水,今后海盐供应肯定不足,就是有供应也让人无法放心,先下手为强,多买点儿好盐放在家里慢慢吃吧!想法和做法都蠢的可以,不足为训,也难怪他们被人调侃为“盐荒子孙”。但换个角度来审视,从中亦可得知,盐在人类的生活中,是怎样的须臾不可离缺。

人类食用的盐,根据原料的不同,可分为海盐、井盐、湖盐、岩盐四种,其中后两种,亦称池盐和矿盐。在井盐中,四川自贡的自流井(盐井凿成后,卤水即自行喷出,故名)天下闻名。在这座城市的自流井老街,你可以和如下一些对联不期而遇——

人间美味皆从卤出;天下盐泉唯我自流。

钻井、提卤、制盐,智术藏天地;裕民、兴家、利国、仁风话古今。

盐船竞渡济天下;古井自流甲蜀中。

天车立地,深井提捞,创业创新,托起千年文化;地火照地,浅锅煎煮,济世济民,绵延百代风流。

细细品读,千年盐都自贡的悠久历史和不朽业绩,皆了然于胸矣!

来到自贡访盐,尽管行色匆匆,却也知道了一些感人至深的故事。比如历史上先后两次“川盐济楚”,就让人感慨良多。

第一次“川盐济楚”,发生在公元1853年(清咸丰三年)以后。这一年,太平军攻陷南京,两淮盐路断绝,食盐不能上运湖北、湖南,盐税更是无法征收,国计民生大受影响,咸丰皇帝寝食难安。正是在这样的危难关头,上千年来一直在四川及西南周边地区经营的自贡井盐,在官方优厚政策的大力支持下,进入了广阔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历时26年的“川盐济楚”,对川盐的发展影响深远,自贡抓住了这个千年一遇的大好机遇,大辟井灶,广设盐场,井盐产量猛增,“商店和井灶错处,连乡带市,延袤四十里”。到清末,作为“千年盐都”的自贡,已经闻名全国,被誉为“川省精华之地,富庶甲于蜀中”。

第二次“川盐济楚”,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以后,沿海一带相继沦陷,日本侵略军不仅控制了中国大陆全部的海盐生产,而且切断了通往内地的盐运通道。1938年春,国民政府下令川盐增产加运,济销楚鄂。整个抗战期间,以自贡为主要产区的川盐,成为供应全国军需民用的主要来源,用四川人的话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他们,承担起了“天下盐,天下粮”重任。附带多说几句,最近几年,我曾前后两次去位于成都市治下的大邑县安仁镇造访,在建川博物馆聚落,川军馆是我最认真参观的几个馆之一,从中得知八年抗战期间,除过刘湘上将率领30万川军出川御敌外,国民政府还每年在四川征兵40万。两者相加共350万,占到参战中国军人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至于八年里上缴的盐税为前线提供了巨额军费开支,更是不言自明之事。出盐、出粮、出钱,特别是奉献出数以百万计的四川汉子的血肉之躯——四川人的如上不朽功勋,理应彪炳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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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了自贡盐,再来说陕西人。

自贡盐业长达一千多年的生产历史,造就了同样悠久的食盐销售历史,以自贡为中心的盐运古道由此形成、发展。这条盐运古道同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共同组成了我国大西南重要的贸易通道。

自贡盐运古道通达黔、湘、鄂、滇四个省份,共计四条主要线路。 在这四条线路的共同起点自贡,有一个至今保存完好的宏伟建筑西秦会馆。有意思的是,在四条路线的许多要冲之地,也有着当年由陕西盐商建造的这种会馆,只不过名称五花八门,比如叙永的春秋祠、毕节的陕西庙、龚滩的西秦会馆、云安的陕西牮楼、昭通的陕西庙等;当年陕西商人在川盐运销领域里的显赫业绩,由此即可窥得一斑。

至于数量可观的陕西人入川经商的缘由,则历来众说纷纭。其中得到较为广泛认可的说法是:西安乃十三朝古都,陕西人也素以汉唐正统自居,但宋、元、明以来,曾经辉煌过的陕西逐渐衰落并时常爆发饥荒,加上贪官污吏的肆意搜刮、盘剥,终于在明末爆发了李自成起义。清兵入关之后,仍将陕地视为边省,严厉统治,经济发展停滞,引起陕西人的极大不满。加之直到清顺治年间,川南一带仍属南明所辖,掌权者也多为李自成旧部。所以陕西人来四川谋求发展,就有着通过经商蓄积力量,进而倒满扶汉的政治诉求。前面提到的那些陕商会馆所供奉的主神,大都为扶汉的关羽(据说,也有供奉药王孙思邈的),原因即在于此。

能为这种说法提供佐证的,还有这样一副对联,醒目镌刻在自贡西秦会馆里一处阁檐石柱上——

钦祟历有唐、有宋、有元、有明,其心实惟知有汉;

徽号或为侯、为王、为帝、为君,当日只不愧为臣。

联语表面赞扬关羽的忠义气节,实乃一语双关,寓意深长。首先,只称“有唐、有宋、有元、有明”,独不言“有清”,并强调“其心实唯知有汉”,倒满扶汉之志,跃然联上矣!再者,此联用鹤顶格嵌“徽钦”二字,显然是借北宋末年徽、钦二帝被异族金人俘虏的旧事,提醒汉人莫忘亡国之恨,用心可谓良苦。而联尾公然嵌“汉臣”二字,这在文网严密、文字狱大兴的清代,当事者需要具有怎样的胸襟抱负和何等的无畏胆略!联想到乾隆十七年建馆碑文中“建安未造,炎纲解纽,昭烈帝以王室一线,陪困西川,不遇云龙,何以为首”“我秦人素秉忠义,闻风俱起”等掷地有声的话语,以及会馆里戏台装饰中秦腔剧目“苏武牧羊”演出场面的木雕,当年那些在自贡发了财的陕西盐商绝非仅仅是逐利之徒的动人形象,还真是令人肃然起敬。

当然,称陕西盐商“绝非仅仅是逐利之徒”,并不是说他们在商业活动中不追逐利润;毕竟,将本求利、甚或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商人的立身之本、发展之道。然而,明、清时期远走他乡,在比陕西更为偏远、且人生地不熟的川盐古道上艰苦跋涉、谋利赚钱,谈何容易!所幸的是,这一批盐商中的多数,是“弃儒经商”的读书人,他们有着较高的商业智慧,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较为先进的商业文化,加之陕西人强悍、忘死轻生的素质优势,才得以在崎岖蜿蜒、危机四伏的川盐古道上大获成功。明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如是评价陕西商人:“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求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这里所说的“君子之风”,从至今不曾被当地人忘却的陕西盐商乐于参与慈善活动、积极捐资助学的诸多善行上,也可以得到证明。

在“千年盐都”自贡,在从自贡通向四面八方的盐运古道上,陕西商人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脚印,是陕西人永远的荣光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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