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里的政治秘密(上)

@ 三月 1, 2016

原文首发于腾讯“大家”,原文名《苏联时期的“厨房文化”》。】

我相信有人看到这个题目一定认为是谈吃喝或者烹饪的,但是在苏联这个名词却有特定的含义,人们看到它首先想到的是“思想启蒙”、“不同政见”“ 萨米兹达特”,为什么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能够扯在一起呢?盖因为“厨房文化”是苏联治下社会恐惧中产生的一种荒诞文化现象。

斯大林时期的住房与“告密文化”

它的形成需要先从苏联居民的住房说起。十月革命后根据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的乌托邦想象和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在两个首都——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建立了一批集体主义的“住房公社”,部分工人和官员几乎没有太大差别地居住在里面。但不久,领导干部就以工作需要为借口,纷纷从“住房公社”里面搬出,住进了独户住宅或原来没收的贵族府邸。建于19世纪的老城区地段好的贵族府邸大都高大敞亮、装潢考究,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这种住宅后来大都作为机关和博物馆所在地,但是也有部分内部经过分隔改建分配给一些官员和单位员工。

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是内战结束后首次城市化过程,尤其在一五计划期间,大量的劳动力向城市集中,出生率形成一个高潮。苏联实行住房国有化,原有的城市格局与住房明显不足,而政府决不允许私搭乱建,房屋的建设与分配是计划经济的一部分,完全由国家垄断。涌入城市的人们只能屈居在一些集体宿舍或合居住房内。比如1925年,在克拉斯诺普雷斯顿区苏维埃里,每月有2.7万人排队等待住房分配,而他们中能得到住房的还不足千分之二。1926年,全苏人口调查显示,全国人均住房面积5.9平方米。注意这是全国平均数,而具体落实到欧俄城市的居民人头上,人均不到两平米,这是什么概念?就是相当于监狱里人挨人刚刚可以躺下的面积。

图片自苏联电影

俄罗斯电影《小偷》剧照

直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的大多数居民的住宅连起码的基本生活设施如厕所、浴室都没有。二战结束以后,由于战争的破坏以及大批军队复员、离散家庭团聚、外迁机关企业返回,城市的住房极度紧张,由于冬季寒,出于取暖的需要,往往是一个普通的公共住宅里挤进5-6户家庭,20-30人共用一个厨房和一个浴室。俄罗斯1997年拍摄的电影《小偷》,就形象地刻画了战后住房的拥挤程度,渴望拥有一套带有厨房和卫生间的独立住房几乎是所有人的梦想。当时苏联体制是一种战争思维模式下“时刻准备打仗”的“高度动员”体系,类似现在朝鲜的“先军政治”,一切民生建设都必须服从“国防优先”的原则,住房的供求比例严重失调,可以说整个苏联时期,住房短缺现象都十分严重。

人们的生存环境过于狭小而导致邻里间冲突争纷不断,主妇们为争夺厨房的使用权或0.5平米的公共区域大打出手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条件下,任何家庭都毫无私密性可言,更要命的是1934年“基洛夫案件”以后,是否“告密”成为效忠抑或反对政权的标杆。自从1937年苏共中央下发《查出人民公敌并连根拔起》文件并掀起“向党献忠心”、“ 向专政机关靠拢”的“告密、揭发”浪潮,主流媒体连篇累牍地大力表彰“大义灭亲”的举报“英雄”。 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一时之间举报信满天飞,人人都像是裸体存在于光天化日之下的“透明人”。

由于住房简陋拥挤以及隔音效果极差,邻里之间的相互告发比例非常高,剧变后据统计很多检举信都产生于公共住宅中。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其所著的《二手时间》提到,有很多采访对象都谈到越是亲密的人、身边的人越不可信,举报信一般都发生在“熟人和亲属圈子内”。档案公开以后,我们知道有一个叫沃尔克娃的女人的“告密信”致使26个人被逮捕,她告密的范围包括邻居、同事、女儿、朋友、亲属,几乎所有与她有交往的人都在举报之列。据说这还不算最多的。90年代任何人可以查阅档案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人跑到档案馆里去撕毁、涂改、抽取“检举信”的事件。有材料说每六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有“检举揭发的壮举”。而且绝大多数举报都是莫须有的泄私愤,其中为了侵占住房和公用空间的案例不在少数。

一位叫叶莲娜的工作人员给阿列克谢耶维奇讲了一个故事,有两位女邻居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一天夜晚“黑乌鸦”(对秘密警察的称谓)来了,把其中一位有小女儿的人抓走了。在她被带走之前,她还对自己的女邻居喊:“如果我不回来,请好好照顾我的女儿,不要把她送到孤儿院。”于是她的女友就接手那个女孩,女孩开始叫她妈妈,共有房屋也转到了她的名下。17年之后真正的妈妈回来了,感激地把女友从手到腿脚吻了个遍,童话通常都应该在此结束了。可是生活却有其他的结局,并不是幸福的结局。档案开放后,她拿起了自己的案宗,打开一看,最上面一行是告发者,那么熟悉的字迹…原来就是自己的邻居闺蜜,就是她告的密。那个女人无法接受,回到家之后她就上吊自杀了。

当然也有较真要问个明白的人,一位被检举人的女儿就去质问她的亲属:“奥利雅阿姨,你为什么那样做?”对方回答道:“在斯大林时代,你哪里看到过一个诚实的人吗?”“ 为了生存就要把旁边的人挤下去。”“为了不被出卖而出卖”,“因为你不检举别人,就可能被别人所揭发”。有些人似乎仍然在为那个特殊历史环境中的不齿行为寻找正当理由。

档案公布一度使很多人对人性产生怀疑,很多人说,“劳改营可以忍受,不能忍受的是人”。检举材料暴露出来人性丑陋、邪恶的一面,对社会造成的冲击波远远超出叶利钦政府开放档案的初衷,以至于到21世纪初俄政府严格收紧了档案的查阅和复制尺度,使我们当时认为“以后有的是机会”而错过了“自由查看档案”的“最佳黄金期”而后悔不迭。

“赫鲁晓夫火柴盒”

从基层上来的总书记赫鲁晓夫对苏联人的居住环境深有体会,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20岁在沙皇时代做技术工人时,立刻得到了一套房间。这套房间有会客室、厨房、卧室和餐室。革命后的好多年,回想起我作为资本主义下的工人,有比现在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的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住条件,使我感到痛心。”“我们已经推翻了君主政体和资产阶级,但是人们的居住条件比从前更差了。”于是他发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定要先在住房方面得到体现。

从1954年起,苏联借鉴法国“廉价住宅”的模式,试图解决居民住房问题。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大量建筑25-50平米的简易预制板结构的五层楼房。这种楼房各地虽略有些差异,但基本模式都是一样的,为了节约成本,大体上都是单薄简陋,灰秃秃的外观,没有电梯和垃圾通道,没有阳台,没有客厅。一般来讲,有两间不大的卧室,有一个小小的独立卫生间,有几平米的厨房,有点像中国70-80年代建的工人新村。据说,身材臃肿的赫鲁晓夫在第一批新房建成时就曾试用了卫生间,他以自己为最大容量,说只要能容得下我,其他人就都不会有问题。

就是这些后来从1996年开始大规模拆除的、被普京称为“令人恶心的赫鲁晓夫楼”,在当时可是狼多肉少一房难求,需要挤破了头才能轮到的,排队等候8-10年都是正常的,一直到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仍有50%的城里人在等待排队分房的名单中。为能够早日排队得到住房,人们恨不能使尽浑身解数。苏联的报纸和文学作品中就有不少讽刺住房制度当中的不正之风的。拿到钥匙的人都有一种逃离噩梦般的喜悦。

图片自网络

1964年,正在建造中的赫鲁晓夫楼

这在当时是赫鲁晓夫引以为骄傲的“民生政绩”,就是这种被后人戏称为“赫鲁晓夫火柴盒”的建筑,的确解决了大量城市居民的居住窘迫问题。让他们脱离了“隔墙有耳”和过度拥挤的“家庭合住房”,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私密空间。至今还有些老人念叨说,“感谢赫鲁晓夫,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人们才走出公共宿舍,有了自己的私人厨房”。俄罗斯传记作家叶梅利亚诺夫在这种楼房里住过16年,他说,“它为一家人提供了一套独立的单元房,这比它的很多缺点更重要,我在这间房子里接待过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他们经常说我们住的局促,但我们对它的爱是非常真诚的”,它使人们有获得自由和解放的感觉。在经历了人人都在猜测“谁是告密者”的恐怖阶段之后,能有一块无须防范、自由讲话的方尺之地是多么幸福啊!

这种住宅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两个卧室之间,可以形成一个“以厨房为单位的彼此信任的小小私密群落”。厨房兼有多种功能,它不仅是做饭的地方,也是饭厅和客厅,也是办公室和谈话的地方。当时的人们对“赫鲁晓夫火柴盒”里的“厨房”给予了难以想象的高度评价:“如果说19世纪全部的俄罗斯文化存在于贵族的庄园的话,那么20世纪就产生于厨房了。”改革思想也是从厨房出来的。所有60年代精英群的生活方式,都是厨房生活方式。厨房甚至可以称之为孕育民间思想的“母体”。(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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