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五”陕报事件(上)

@ 三月 4, 2016

原文首发于2003年第7期《炎黄春秋》杂志,作者“王功权”。注:原文较长,分上下两部分。】

1966年8月25日,《陕西日报》第三版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题,刊登了纪念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发表20周年的有关文章。第四版刊登的是“毛主席检阅首都百万革命大军”的图片,两版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版面”,按说应该够“革命”的了,不料却祸从天降。当天下午到26日,西安交大、公路学院等院校2万多“革命师生”,聚集并包围了陕西日报社,痛斥这天报纸第三版标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的“帝国主义”和“纸老虎”几个字正好对准了第四版毛泽东像的头部中央,“反动派”几个字正好对准了陈伯达(时任中央文革组长)的头和脖子,认为这是“以偷天换日的手法,对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进行的恶毒侮辱”,“是对我们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反革命事件”,并将此事与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联系起来,向报社提出“六项要求”:1、在报社门口召开声讨大会;2、立即安装喇叭,布置会场;3、刘澜涛(西北局第一书记)、霍士廉(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参加大会,但不得发言;4、由代总编辑李一松(陕西省军区副政委)交代问题,如交代不好,即封闭报社;5、起草电报发往中央,不得延误;6、两日内必须报道“西安交大等院校声讨省委黑帮大会”的消息。甚至高呼“砸碎报社”、“封闭报社”、“接管报社”等口号,“冲进报社,占领报社编辑部办公楼,控制对外电话,限制报社人员出入,打烂贴报橱窗和楼门玻璃,闯入办公室,拿走和抄录文件及社论草稿、报刊杂志和钢笔、文具等”,最后还发展到“到处抓人,非法搜查两位副总编辑的办公室和宿舍,翻箱倒柜”。有些人还要强行摘掉李一松的红星帽徽和红领章,让李戴高帽子游街,将李批斗长达7个多小时,陕西师大和北京工大赴陕战斗队有人还贴出“西安一毒草,长在中山街(即今东大街,陕西日报社时在该街),施肥自有省委人,根子实际在小寨”(陕西省军区)的街头诗和“立即改组陕西省委,立即改组陕西日报社”的大幅标语。其余如《陕西日报有鬼》、《陕西日报站在什么立场》、《赤膊上阵的陕西日报》、《戳穿陕西日报社的大阴谋》、《陕西日报是文化革命的绊脚石》等大字报更是满街都是,形成轰动一时的“八·二五陕报事件”。

图片自炎黄春秋

1966年9月,串联到西安的北京红卫兵游行

当时个人崇拜已登峰造极,侮辱毛泽东的罪名是谁也担当不起的。《陕西日报》明知造反学生是项庄舞剑,矛头一开始就是对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也不得不起而申辩,8月26日就向“全省以及全国160多个城市和广大农村”大量印发题为《这是在干什么?》的传单,辩称“本月二十五日本报四版印有毛主席像和背面第三版印有‘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新闻标题,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当天报纸、版样由四人分工,四版画刊是使用《人民日报》原版,三版新闻系新华社电稿,按版编排。审大样时是一版一版打出清样审查,第四版因用《人民日报》原版,不作审查。毛主席的像我们经常要刊登,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语句,也要经常刊登,因而有时很难完全避免出现类似情况,别的报纸也有这种现象。再说,人们看报总是一个版一个版地看,不可能透过一版看二版”,表示“要继续努力,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陕西日报》办得更好。革命的同志们对我们提出意见,帮助我们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我们衷心感谢”,并说围攻报社是“一小撮怀着不可告人的邪恶图谋”的坏人操纵的,要“革命的同学们、同志们”“千万擦亮眼睛,提高革命警惕性,谨防政治扒手,不要上当”。

8月31日,又以“陕西日报社全体革命职工”的名义,向全国发出《关于八月二十五日事件真相的公开信》,再次重申前面的辩词,同时进一步提出例证,说“我们翻阅了近一个时期全国的许多报纸,都有类似本报八月二十五日的版面的情况,说明出现这种情况是难免的,这怎么能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呢?”并且特别指出,“这次前来质问《陕西日报》的绝大多数群众,他们是出于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阶级觉悟和政治警惕性大大提高的表现”,但“这次事件是有极少数人利用部分群众不明真相进行煽动,并向报社提出无理要求”,“故意破坏党报的威信,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封公开信将参加事件的人加以区分,表现出相当的政策性和策略性。

而《陕西日报》出版部也于8月27日贴出《什么人才干这种事——揭露坏人诬蔑党报》的大字报,说“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把根本不能联系也决不应该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死硬联系在一起,公然进行反动宣传。他们的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他们的目的不是恶毒万分吗?报纸和其他书刊一样,我们平常阅读时,哪里会对着光看?只有那些别有用心的家伙,才采取这种办法进行煽动和欺骗,真是无耻之极。”

一些对交大等校师生持反对观点的,如西安医学院、火炬小学等校的师生和庆安公司、肉联厂冷库的部分职工,同样于8月26日贴出“我们最最强烈、最最坚决地谴责交大、冶院等校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借《陕西日报》在排版中三、四版的偶合大肆造谣生非,围攻我《陕西日报》社,破坏《陕西日报》社的正常工作,并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更使人不可容忍的是,向省委提出无理的‘六项要求’!我们呼吁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的师生员工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十六条’为准,戳穿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妄想变天的大阴谋”的大幅标语,和“仅根据八月二十五日《陕西日报》上的一个问题,完全断定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反革命事件,并提出立即改组编辑部、停刊的要求,我们认为在事实真相没有彻底调查清楚之前,下这样的结论是不恰当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发现也存在类似严重问题,他究竟属什么性质,我们也不能过早下结论”的大字报。

西安医学院二院部分师生题为《是精心策划吗?》的大字报,还逐一列举了(1966年)7月1日的《羊城晚报》,8月24日的《健康报》,7月18日、6月29日、6月19日、8月15日的《人民日报》,6月19日、7月1日的《解放军报》,7月1日的《文汇报》和5月2日的《羊城晚报》,说“以上报纸,真(也)有‘黑帮首领’、‘反动派’字样(意为类似陕报的情况)”,厉声质问,“难道这都是反革命策划的吗?既然你们警惕性很高,交大同学在毛主席像背后写着‘造反有理’,你们是造谁的反?为什么不把他揪出来?”从而断言,“显然这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借我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心情,而造谣生事,煽动群众闹事”。这些声音给危境中的《陕西日报》以可贵的同情和声援。

但是,交大等校的师生并不善罢甘休,继续按照其奇怪荒唐的逻辑对《陕西日报》进行地毯式搜索与“轰炸”,深文周纳,指责该报不仅8月25日一天,从1966年3月31日往后多日的报纸,都存在着同一性质的“问题”。比如,

  1. 3月31日第一版《西区首府百万人热烈欢迎刘(少奇)主席》的副标题上的“沉重打击”中的“重打击”三字,正对着第二版的毛泽东头像。
  2. 4月17日第三版的通栏标题《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正对着第四版的《十足的法西斯暴徒》标题。
  3. 4月22日第一版《毛主席语录》“凡是错误的思想……绝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中的“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正对第二版的“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等等。

不仅如此,造反师生还进而引申开去,说该报除了在相反的两个版面恶毒地侮辱毛泽东(包括林彪、列宁),还有大量有意篡改毛主席语录、《人民日报》文章,误导群众等问题。如8月8日转载《人民日报》关于大量出版毛泽东著作的消息,《陕西日报》副标题中删去了原有的“全国人民无比崇敬和爱戴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比信仰、无比崇拜毛主席,日夜盼望买到毛主席著作”一段,而其他省报则和《人民日报》一致。

再如,8月21日《陕西日报》发表《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报道,不仅只报道了“保皇”的西安中学、西北政法学院、西安医学院和西安工业学院等,对“勇于揭发省委黑线”的西安冶金建筑学院、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大、西北大学、西安矿业学院等则只字未提,“题目和内容极不相称”,而且“题目字体和版位摆在无足轻重的地位”。

总之一句话,《陕西日报》烂完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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