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里的政治秘密(下)

@ 三月 4, 2016

原文首发于腾讯“大家”,原文名《苏联时期的“厨房文化”》。本文上半部分见《厨房里的政治秘密(上)》。】

“厨房文化” VS“表演文化”

后斯大林时代苏联体制的残酷化在达到顶点之后有所滑落,1956年秘密报告发表后的10个月间,就有60万人获得平反。受到苏联人诅咒的在“政治惩罚史上有奠基石的作用”的1926年刑法典58条被废除。但是金字塔顶端的腐败与意识形态的空心化却愈发严重,由于底气不足,刚刚打开的铁幕闸门又被关闭。取代“58条”的是1960年刑法典第70条、72条、142条和190条,由此形成的“国家安全需要建立在个人不安全基础之上”的控制模式一直延续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才有所松动。统治者认为在苏联社会“一切都是政治”,不能给民间留下死角,要把一切都扼杀在萌芽之中。它按照心理导航——行为钳制——政治处理这三步方案来进行。那时滥杀无辜现象虽受到一定抑制,但政治的强制性和惩罚的力度依然很大,克格勃依然权大无比,秘密警察具有集跟踪、侦查、逮捕、检察、审判、判决、执行于一身的职能。于是心有余悸的苏联人创造出一种人格分裂、行为方式“双重化”的“表演文化”。

在公开场合人们都练就了一套表演术,由此还发明出一种独特的副句比较多的书面社论语体的“麦克风”话语系统,这种语言也叫“官话”,它也是俄语,但是辞藻堆砌的空洞“废话”,是一种固定的在公开场合说的“麦克风词汇”。每逢纪念日、重大政治活动,只需要更换时间就能反复使用,语言在这里变成了“丧失自我”的“无意义表达”,成为假大空的符号漂浮在公开场合上。就像米沃什所说的:“人人都在别人面前做戏,而且彼此都清楚大家都在逢场作戏”,“这需要非常高的表演技巧,思想必须战战兢兢,时刻处于警觉状态;说话必须考虑后果,三思而言。每个不合时宜的微笑、每个表错情的眼神都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甚至人们生活的方式、说话的语调或喜欢佩戴的领带颜色,也都会被解释为某种政治倾向的标志”。这种随机应变者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新人种”。

但是老百姓在私下里从来不这样讲话。他们在亲人和极小的朋友圈子里讲的是一种 “自己人语言”和“日常语言”。这种语体与“表演文化”最大的不同是它的真实性和感情,只有在这里还保留着活生生的俄罗斯民间语体,还保留着充满诙谐的“黑色幽默”,还保留着有是非和批判能力价值观。有了厨房,就相当于有了自己的堡垒。在那里人们可以卸下假面具,还原人的本来面目,可以抗拒变成“麻痹症”患者或者“空心核桃”的状态;在那里知根知底的人们可以在一起喝着伏特加就着酸黄瓜侃大山,说自己想说的话。“在那里可以臭骂政府,重要的是不再害怕,因为厨房里大家都是自己人。在厨房里产生各种思想,天马行空、政治笑话。”人们对无孔不入的克格勃的博弈能力也在增长,反侦察与反窃听的能力在提高,恐惧感在减弱。“交谈中一定有人望着吊灯或墙上的插座问道(指窃听器安放的地方)‘您在听吗?少校同志’,既有冒险的感觉,又有游戏的意味。”

图片自网络前苏联电影中的厨房文化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采访文体的《二手时间》著作中说,有很多人都提到“厨房文化”在他们人生中的意义:“厨房——自由的方寸之地,在厨房里喋喋不休,在交谈时一定要开着电视机或者收音机广播,这是一门科学,人们相互学习如何用计谋让电话监听的克格勃根本听不到我们的聊天内容:拨动一下数字盘(老式电话都是拨号的)在数字洞中插入一支铅笔固定住,或者在电话上蒙上枕头。打小报告和窃听电话这种事到处都是,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告密成风,就连我们的区党委的人也相互猜疑。后来我们知道我们的女清洁工就是秘密警察发展的线人。”就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提心吊胆,他与赖莎交换看法从来不在室内进行。他在自己的办公室谈到保密内容时也是这样做:把所有的电视机和广播放到最高音量。这通常都是最基本动作。要是有认真的谈话,就得把客人请到城外的别墅去。他们在那里走进树林,一边散步一边谈话:“鸟儿是不会告密的……那个时候谁都担惊受怕,连被别人害怕的人自己也害怕。”

70年代“萨米兹达特”——地下出版物流行起来。民间的“厨房文化”上升到文字和理论层面,启蒙思想者大声地呼喊:“我们也有权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与“社论文体”不同的是地下出版物以真实、鲜活、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语体,把“私底下”的真实语言公开表达出来,让它变成一种表里如一的正常语体。人们纷纷自愿加入这种以类似转销般滚雪球方式迅速扩散“萨米兹达特”的行列里,刊印、传抄、朗读地下出版物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极大愉悦,厨房就是这些地下渠道的工作室、中转站、讨论场所。

在这些出版物中,创刊于1968年4月的《时事既要》影响最大。较为著名的地下出版物还有:《乌克兰信使报》、《出埃及记》、《回忆》、《讲述者》等等;从1964-1970年,罗·伊·梅麦德韦杰夫每月出版《政治日记》,为读者提供重大历史事件真实资料。当时民间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凡拿“萨米兹达特”的人,除自己阅读留下一份外,必须要向其他人抄写散发出5份,使它的辗转传阅面迅速广大。逐渐人们从“厨房”走上街头;1976年莫斯科赫尔辛基人权组织的成立,1986年“乌克兰文化俱乐部”成立,1987年莫斯科工人俱乐部成立,1988年以古拉格受害者及其家属组成的“纪念协会”成立。这些从地下走出来的非官方组织表达了民意、显示了民间力量的壮大。他们说:“我们可以输、可以被打败、可以被关押,但是还会站起来。”

受访者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厨房是躲避人格分裂的栖息之地,那是一个摒弃谎言的地方。“我们在厨房里骂…说政治笑话,朗诵诗歌,读地下出版物,如果有人搞到新书,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去敲开朋友的家门,哪怕是凌晨两三点钟,他都是被渴盼的客人,我清楚地记得那种莫斯科的夜生活,特殊的夜生活。我们的夜生活和白天真的不同。”大家都像土拨鼠一样,习惯于夜幕降临下的活动。“白天黑夜截然不同,一到早上,我们就各自去上班,又变成了普通的苏联人,和其他人完全一样了,等离开工作岗位回到家,就又开始在厨房聚会,一边喝伏特加,一边通过收听高度干扰的美国之音,收听索洛维茨的禁书,我至今记得那种剧烈的噼噼啪啪的无线电干扰声”,“我们就是在这‘小小几平米的厨房里’引导着精神和灵魂,憧憬着新俄罗斯。”

但是这种“有破无立”的单纯批判文化有它的局限性,它缺乏为后苏联时代实践与运作的考虑,自然也没有为经济转轨提供必要的养分,这就是另一个话题的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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