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无语的“幸灾乐祸犯”

@ 三月 9, 2016

原文首发于《商子雍的BLOG》,感谢作者“商子雍”的原创分享,曾撰文《当官容易吗?》 。】

先来讲一个故事。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上边通知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这倒不是没有道理。但结婚算不算娱乐活动?谁能对此作出界定?而问题,也恰恰出在结婚这么一种事儿上。

民主国家讲究政治透明,领导人的健康状况,是绝对不允许对公众隐瞒的。而独裁专制的中国“文革”时期,最高领导人哪怕已经躺在在床上不能动了,但只要还有一口气,对外宣传也会说他老人家身体非常健康。正是由于此,山西万荣有一家人的红喜事,与北京的“国丧”撞了车。怎么办?这是一个太大的难题。

或有人会说:难什么啊,推迟婚期不就行了吗?搁现在,的确是如此简单。可1976年9月呢?物资匮乏,民不聊生,普通百姓人家,筹备好既要掏钱、又须凭票购买的面、油、菜、肉,谈何容易!再加上那个时候没有冰柜、冰箱,无法冷藏、冷冻,婚礼一推迟,好多吃的东西就坏掉了,还怎么请客!万般无奈,这家人只好硬着头皮低调办了喜事。婚礼两天后,公安局来人,逮捕了这家的新郎官和他的老父亲。

“文革”之中被逮捕的人犯,都要游街示众,胸前还要挂一个大牌子,写上罪名。公安局讨论这父子俩的罪名时,有说叫“随便娱乐犯”,有说叫“破坏悲痛犯”,但好像都不合适。最后大家说,政委文化水平最高,政委拿主意吧!而政委,也果然不负众望。牌子制作完成,大书于其上的罪名非常醒目——“幸灾乐祸犯”。

配图
(图片来自网络)

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啊!不过,这只是当时强加给众多良善之辈的五花八门罪名之中,极为荒诞的一种。放到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去考量,这样的荒诞,非但当代稀缺,而且空前绝后;称之为中国司法之耻,绝不为过!

当然,“文革”之中(包括“文革”以前)强加给人的一些“罪名”,当时听起好像还法相庄严,但很快就被历史证明同样是荒诞不经,其中最典型的是所谓的“三反”,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今天重点说一下“反党”。

在实行两党、甚或多党竞争上岗(我们称之为西方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反党”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竞选的时候,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其他政党;竞选结束以后,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更是一丝一毫不放过、一时一刻不放松。可能正是由于此,2003年2月访问台湾时,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女士才对我慨叹:台湾的政治生态是“官不聊生”。

而在实施“特色民主”、亦即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也不曾被作为规定性内容加以明确,而仅仅是在序言中被含蓄表述。所以,倘若有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提出质疑,依据宪法称其“反党”、甚或追究刑事责任,也是十分勉强。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30年,通过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在我们国家,制造出了许许多多的反党分子、反党集团,高层的有彭德怀、习仲勋,民间的有张志新、遇罗克,但如今不曾被洗刷罪名的,还有几位?历史已经证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不过是由于批评了执政党及其领导人所犯的错误,而遭诬陷、甚或被冤杀,所谓“反党”,胡说八道而已。无数仁人志士,在以整人为目的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是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为代价,昭示了这样的真理:

  1. 世界上没有从来不犯错误的政党和政党领袖;
  2. 对执政党和执政党领袖的错误提出批评、哪怕是尖锐批评,乃合情、合理、合法,展现出一种高风亮节,对社会进步提供的是强大的正能量;
  3. 迫害、甚或杀害这样的批评者,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暴行,必将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不信请看,那些虐杀张志新、枪杀遇罗克、逼死彭德怀、批斗习仲勋的大小丑类,哪个敢站出来凭此请功领赏!

以上这一席话,本来不想公开表述,但刚刚从媒体得知,人大代表朱列玉在提交给今年“两会”的议案中指出,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打击反革命分子”这样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表述应删除,深感所言极是。同理,“反党”这么一顶有着鲜明“文革”色彩,且内涵和外延极为模糊、很容易被居心不良者用来迫害耿介直言之士,又在过去岁月里荼毒过包括习仲勋在内的众多仁人志士的“帽子”,也理应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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