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大120年:心灯的传递

@ 三月 24, 2016

原文首发于《思想的河流》,感谢作者“杜爱民”的原创分享。本文系作者在西安交大双甲子与西迁60年之际感怀之作, 作者曾撰文《祛魅的诗人》。】

2016年初春,在西安交大的校园里,虽然寒霜并未散尽,但春意已经悄然来到了。踩着尚未消融的残雪,走过60年前由第一批西迁教工亲手植下的树木,让人的心头掠过一阵的激动。那些最早盖起的砖混结构的教学楼,就掩映在同它一起站立在这块土地之上的树木粗劲的枝干中间。它们在新建的现代化的图书馆、学术中心和其他建筑中,丝毫不显得过时和老旧,恰恰相反,经过一甲子时间的磨砺,它们在岁月之中的风骨尽显。

学生们还处在寒假期,交大的校园,此时比往日要显得宁静。偶尔有人走过图书馆前的空地,塔楼之上的时钟,更为明晰地映入了人的眼帘。这座与昔日唐朝兴庆宫毗邻的校园,它的沉静,它在时光之中所呈现的样子和其中渐渐沉默的部分,它背后鲜为人知的精神心路,让它内在的光辉,早已盖过了富丽堂皇的宫殿。

对于当今中国大学教育和大学精神何为最有发言权的人们,已经从这所校园离开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来得及留下片言只语,就走了。或许是时间的偶然和历史的巧合,那些早年从黄浦江畔来到西安城里的第一批西迁的交大教职员工,他们并未以精神星火与思想心灯的传递者自居,也没有完全意识到,长安实乃中华文化传播的源头之一。但他们汇入了源头的宗脉,重新叙写了更为惊人魂魄的精神境像,续写了另一曲心灯的传递。真正的守夜者守护的是永远都不可能降临的白日;对于他们心中的白日,除了守护之外,或许并没有更多要说的话。

站在西安交大的校园里,作为一个后来者,面对那些已经长眠于长安厚土里的这所学校的开拓者,我除了前来凭吊和缅怀之外,胸中还有被他们激起的翻滚的热浪。

在中国现代史中,教育一直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反抗命运绝望的道路。“鸦片”战争之后,所建立的西安交大的前身-南洋公学,便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它是由危机催生的渴望新生的花朵。经由危机的震荡所唤醒的生命意识,对于习惯于忘却的集体记忆,是多么的珍贵呀。尤其是在歌舞升平,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形下,交大120年的心路历程,仍然在惊示我们:忘危必亡。要在危中见机,并且要有化危为机的能力与意志。要能够在绝望中赢得希望。

开拓者的脚下,从来只有无路之途。早起南洋公学的办学条件,不是等来的。没有时间和机会,让人坐而论道,等着万事俱备,而后东风习来。盛宣怀这位智者,意识到了将中国人从苦难的底层解脱出来的最好办法,便是刻不容缓地兴办新式的学堂。他目光远大,图强变革,又寝食不安,提出了:“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主张,并且促成了南洋公学的建立。

盛宣怀这位被称为“近代中国第一商父”的人物,又能开现代教育的风气之先,最终经他之手,在上海和天津促成南洋公学与北洋中西学堂的设立。从个人角度看,这一切与他的生命所呈现的格局不无关系。尽管他在思想上是保守的,但他能够包容和延揽张元济、蔡元培等,与他在各个方面都完全相异的人士。在他的胸怀里,学术只有湛深,没有闻达。他可以出于个人原因,对人对事,形成自己的好恶,一旦放在公共与国家的层面上,个人可以不喜欢,但天下需要,就是己任。

在个人生命与社会历史之间,始终存在着重叠交汇的联结点。生命美的答案与历史前行的逻辑,就隐匿其间。它们由公与私的各种因素构成,又受其所形成的机制支配,并且偶尔只在具体的时间、地点里闪现。

关于盛宣怀和西安交大的历史,此前,我都知之甚少。长期以来,中国大学的历史,很少能够走出它的围墙和大门。那些暖人的东西,被封存在档案或校史的陈列室中,而功利主义却在大行其道,正在导致社会的堕落。高智商、利己善变的人,早已经为自己的未来谋好了出路。因此,120多年前的盛怀宣和西安交大的开端——南洋公学,才更加吸引我。

1916年4月,盛宣怀签出了自己人生最后的两张支票,其中一张20万元是给南洋公学的。一个人与一所学校或集体的关系,看似抽象,又十分具体。但在盛宣怀身上,他能将私我与公我两种矛盾对立的东西、演化得完美统一。他把自己打造成了一盏灯,燃油耗尽的过程,不仅为随后的交大带来了温热,而且也让自己内心爱的境界,没有止步于简单的给予。120多年来,西安交大能走过风雨,他一直都在起点上,给予着指引。

在西安交大的校史陈列室里,我见到过上世纪50年代教师所写的教案和学生的作业,虽然纸张已经老旧,但在工整的字迹之上,仍然令我感到其中认真、干净的用心。那些单纯严谨的字迹,在今天的老师与学生中已不多见;让人敬意油生的是,在这些纸张背后,同样能让人感到的是,它的那些无名的书写者,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内心里的纯静。安静的书写者和他们所写的极为安静的文字,在空荡的陈列室里,比安静还要安静。这一切,让我不油得想到另一位在西安交大早期同样贡献巨大的唐文治。

“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这是唐文治为南洋公学所拟校歌的两句。他在学校9年的时间里,首建铁路专科,又设电机专科,打造了上世纪初中国最尖端的科技利器;他还在南洋公学创建了航海专科和铁路管理科。至民国初年,学校工程技术教育的学科专业框架基本形成。工程训练所必须的金工机械 ,电机、材料、无线电实验室,以及铁路测量实验室,木工模具厂、物理和化学实验室得以扩建。

“须知吾人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须先砥砺第一等品行。”唐文治是这样讲的,并且也做到了他所说的。蔡元培曾评价唐文治治理下的南洋公学“成绩之优美,为举国学校所仰慕”。

我个人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唐文治也属于能让人安静的人,并且更加确信:我在交大读到的老师与同学文字之上凝聚的安静,都与唐文治给我带来的个人印象有关。

这样一种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怒任事的精神,或许根本就无需借助任何声音,便能在人世间传扬。相比那些个所谓今日的学术明星,他们对什么都能发言,都敢发言,都不知耻地拿来供人消费和消遣的行径,在唐文治和有良知的交大学人身上,仍然无声传递的东西,更加美好,更加令人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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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关于西安交大的文字,既非我有这一方面的所长,也不是因为我能够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来从中归纳分析交大学人120年风雨所咏涵的精神价值。相对交大人最为闪光的部分,我既无资格,还感羞愧,更遑论能写下与他们相符的文字。我之所以还要写,是因为他们西迁的壮举,触痛了我已经麻木的神经。

有一组交大西迁的数据,其背后涉及的需要个人和家庭承担的具体困难,无法想象。许多人必须在那个对他们而言都是重大变迁的过程中,用肉身承载一点一点,每时每刻,因为西迁的巨变所引起的震撼、惊愕、不适,甚至是痛苦和生离死别。

1955年底交大在册教师556人,迁来西安341人,占61.3%,留在上海的215人,占38.7%。而留在上海的215人中有51人,迁校期间仍坚持在西安任教。

1956年底交大在册教师737人中,迁来西安的有537人,其中教授24人、副教授25人、讲师141人、助教358人,占教师总数70%。青年教师中有80%加入了西迁的行列,后来这批人中当选院士的有姚熹、屈梁生、谢友柏、涂铭旌、林宗虎、汪应洛等。在上海入学,又出国深造,学成后回西安任教的有史维祥、潘季、向一敏、蒋国雄、马乃祥、葛耀中等。

从上海西迁西安的学生,1954级和1955级共计2291人,占两个年级总数的81.1%,1956年的入学新生2133人,全部在西安报到就学。

1956年至1957年,运送西迁物资的列车满装700多个车厢。全校约19万册图书中的14余万册,也被运抵西安。全迁或部分迁至西安的实验室25个,迁校过程中新增实验室20多个,在上海、西安分校之际,西安交大重要的仪器设备数量超出上海交大近乎一倍。

从1955年3、4月间启动交大西迁,5月即完成了西安校址的勘察,10月份就建房子,一年多以后,在原先的麦田和荒地上,一所新的校园基本建成了。到1956年的9月10日,交大在西安举行的新校开学典礼为止,共有师生员工及家属6千多人进入西安新校,还不包括后续迁来的系科师生,及他们的家属。

在交大调往西安的教职工中,最早需要解决调动配偶家属的有近300人,交大校内一时无法全部安置,有许多人被安排在西安市区内的医院和单位工作。他们每天要赶早挤公交车,到新的环境和陌生的地方工作。他们的付出实实在在,又无法看见。交大西迁带给教工及家人个人承担的部分,需要他们在漫长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加以接受。

交通大学1956年、1957年两届毕业新教师的80%,也被分配在西安工作。其时交大的校长兼党委书记、副校长、教务长、总务长等主要领导干部,以及所迁各系、专业的党员和骨干教师的大多数都迁到了西安,实现了交通大学的主体西迁。内迁西安的交大,等于在大西北再造了一所大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教学与科研所需要的一切基本条件都已就位,新生按时入学、教学的节奏未受影响,西安新校不仅拔地而起,而且在多个方面都超过了上海老校,所有这一切,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中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原本看似无法做到的事情,交大人将它们变成了现实。育人为本、课比天大、教学优先,或许是西迁一代交大学人心目中的真问题,他们在迁徙和动荡所造成的极度困难里,实际地解决了自己所要面对的问题,将他们认为的大学理念,变成了具体的实践,并在各自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得到了贯彻。

最终促成交大西迁得以实现的背后原因,大概就是那一代学人为之付出的牺牲吧。 经由他们传递的心灯,没有在他们那一代人中间熄灭。

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经成为了大家共同关注的热议。在我们能看到的讨论中,大学的理念、大学的功能与任务、大学的文化与精神、学术伦理与学术规范、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国际化与精英化等等诸多的话题,都将教师个体,在具体时空中最具性情的部分抹去了。他们在个人层面上,面对家国等大的问题作出选择之后,所造成的自身生命与生活的际遇,很少被用来作为此类讨论的新鲜资源。在一个人人只为自己争取私利所构成的教师群体的大学里,不可能有独立的思想与自由的精神。独立是不受任何影响而做出自己的判断;自由同样意味着没有绝对的自我放任。它们在大学里,都有赖与老师的成己立人。说到底,老师在大学里的牺牲,决定着学术独立与自由的限度。他们不做什么,才意味着保卫和捍卫他们的追求。这些才是一所大学精神得以形成的关键。在交大西迁的教师队伍中,如果有像人们所说的“百年淬厉电光开”的情况出现,离不开由那一代教师每个人共同构成的风景。

殷大钧教授西迁时,老母亲已经88岁,而自己也患有胃病。他克服困难,说服全家,偕老母和家属6口人来到西安;吴之凤教授举家来西安之前,卖掉了在上海的钢铁厂和洋房;陈学俊教授,同样卖掉上海的房子,携家西迁,刚到西安的日子,两个孩子进城上学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农民的马车。

陈大燮教授是交大西迁时期的教务长,是最早携妻到西安的那一批人中的一员,他自己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每日所花的注射医疗费,从不作为公费医疗报销。为了减少医务人员的负担,他每天坚持自己打针,还婉拒了学校将其女儿调至身边的照顾。在他患病的晚期,夜间大量出血,他不愿惊扰别人,硬是拖到天明,不幸被耽误。

迁校初期,张鸿教授的夫人常年患病,卧床在家,经常是其他老师都吃完中饭回寝室了,他才提着饭盒,敲开已关闭的食堂卖饭窗口,然后去照看病床上的妻子。他的腰不好,陆庆乐教授想为他向学校借一个单人沙发,他知道后婉言谢绝了。

周龙保教授和妻子刚来西安时,西安的供应十分紧张,两个孩子都很小。为了能让西安的两个孩子吃到白糖,他远在上海的母亲省吃俭用,每天早晨在买粢饭团时,都要把里面夹的白糖一点点剥出来,再小心用纸包好,积攒起来,托人带到西安,送给孙子吃,以补充营养。成为博导后的周龙保,其才能被多家单位看中,都被他谢绝了。

万百五教授是家中的独子,西迁时,他没有留在上海陪伴年迈的父亲,而是决然来到西安;由于他们夫妇在校工作都很忙,他们的两个孩子出生后,就送到上海交给家里照管。在上海爷孙们就这样相互照顾着生活,孙子小的时候先是爷爷照顾孩子,等到孩子大了一些,又开始照管爷爷。每次提到当年的往事,万教授的内心就难以平静,就涌动起莫名的酸楚。

真正的爱是一种献祭,是一种付出而不再加已收回,也不需要回报的牺牲。人类靠这些普遍存之于自身和自然间的这些交往与馈赠,而得以维持长久。精神、价值与理性都建基与其上。各扫门前雪,各自都不可能持续太久。

交大西迁在一代学人身上发生的故事,蕴含着上述简单而深刻的道理。而他们的故事,远比抽象的道理,更加生动具体。

每一代人都要面对各自的问题。他们必须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够确立自身参与当下时代的深度。强盛的国家和有力的个人,从来就没有大功告成,舞乐升平的时刻。他们的眼中,随时随地都直面应对着不断涌来的问题和危机。

在西安交大120年迂曲漫长的时间经历中,在一代一代学人内心的深处,一直不灭的是他们精神的薪火。有一盏看不见的灯,不断地在交大人的手中传递着,不因时废事易。你可以讽嘲,可以无动于衷,也可以视而不见。但心灯的燃烧,绝不随自身之外的东西而明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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