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总统高特访问同济大学演讲稿(节选)

@ 三月 29, 2016

【本文节选自2016年3月德国总统高特访华期间在上海同济大学所作的演讲,因涉及民主法治、共产主义统治合法性、个人自由等敏感词,在墙内已被和谐。】

我了解中国从19世纪中叶以来走过了一条多么漫长的道路。随着西方国家的入侵,泱泱中华沦为半殖民地。传统悠久的中国文化曾深为欧洲启蒙主义者莱布尼茨和伏尔泰所敬仰,此时却显得一落千丈。太平天国起义造成的内战在所到之处留下一片废墟,可能是19世纪全世界最血腥的事件。1912年帝国终结之后国家陷入混乱,但也是这一年冬天在中国首次举行了民主的国会选举。抗日战争中有上千万人遇难。然后是五十年代毛主义的群众运动,饥饿与绝望,文革浩劫,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产生了解放性的长远影响。

图片自网络

特别是20世纪是一个——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话来说——“极端的时代”, 对中国如此,对德国亦然。无论我们的国族史有何不同,从暴力的深刻经验中我们得出了一个巨大的共同点和一个认识,那就是社会的繁荣发展需要保卫和平的决心、人性的首要地位和理性的力量。

我从这样一个国家来到你们这里:关于重新开始、转型和适应,它积累了各种经验;它曾面临的某些问题,中国也得设法解决。德国走过了一条特别的道路,一条首先是咎由自取的坎坷道路。先后两个独裁政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违背人道原则并犯下最可怕的反人类罪;历经这些坎坷之后,尤其是二战之后,德国才最终变成了另一个国家——先是西德部分, 1990年作为一个整体。在当代德国,一切国家权力都必须服从一种最高的基本价值,即人的尊严。因此,我想对你们讲一讲我的国家及其历史,也略微讲一讲我的生活。这些经验我并不想强加给任何人,不管是在座各位还是其他中国人。我提供这些经验,以助于更好地理解是什么在引导我而且也在引导德国社会。

我能给你们讲的,不只是德国的成功。我也经历过一个社会会缺乏什么。从幼年直到成年,我曾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生活了四十多年。官方宣传赞其为两个德国中“更好的”那一个,但并非如此。 这个国家作为共产主义国家联盟的一部分依赖于苏联,它剥夺自己人民的自主权,限制民众出国,并对那些反抗领导层意志的人加以羞辱和惩罚。

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应当为多数民众的利益服务、结束剥削、抵制人的异化,并由此开启一个幸福与满足的时代。但当时的问题是,大多数人既未得到幸福也未得到解放。而且整个制度缺乏真正的合法性。没有自由、平等、秘密的民众选举。后果就是信誉的缺失,以及与之相联的一种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不信任文化。

与东德的情况相反,西德战后很快就建立了稳定的民主体制,实行三权分立原则,确立依法而治(Rule of law)的法治国家。从纳粹分子滥用法律为其罪行辩护的经验中,新生的西德民主吸取了一个核心教训,即权力决不应再凌驾于法律之上。德国法哲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的话从此成为准绳:“法是追求正义的意志。”而这也是西德取得经济成功的重要基础。社会市场经济离不开运转良好的法律制度。

这个认识曾经在德国并非理所当然。德国虽然是启蒙运动的故乡之一并贡献了其中几个重要的思想家——此处只提一下康德,但是国家及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久久却不愿认识到,诸如公民自由等启蒙运动的价值具有普适性。很长一个时期,德国反而为自己要求文化上的特殊地位;按照这种例外主义,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正确的事物,对德国却不一定适用。直到发生了纳粹政权的灾难及其在二战中失败之后,西德才开放地接受启蒙思想的基本原则,即不可剥夺的人权和法治,三权分立,代议制民主和主权在民。

人权并不受空间或时间的限制,而是与个人的本质密不可分。1989年, 这一认识终于也在东德和整个中东欧赢得了胜利。事实表明:人对自由的向往总会为自身开辟道路。出于这一原因,物质财富或社会地位无法持久替代个体的自由权利。

即使人权的普适性还没能使每个人都实际享有这些权利,比如由于政治上的剥夺,个人仍然也可以援引这些权利作为依据,尤其是可以援引联合国大会近七十年前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份文件绝不仅仅是西方的作品。恰恰相反:起草委员会中也有来自亚洲、拉美和阿拉伯世界的知识分子,而委员会的副主席则是一位中国人。《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原文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待。”中德之间2014年就促进和保护人权商定的交流也应充满这种精神。

如果民主社会要以一种保持内部和谐的方式发展,除了政治参与以外,社会正义和社会参与是其最重要的基础。正是围绕着这个问题,我星期一在北京与中央党校的教授们进行了非常坦率的讨论。在德国,正是战后时期的混乱和艰苦使西德的建国者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过,他们也能够参照长期的传统。

比如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在19世纪末就已形成,二战后成为社会福利制度的核心。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把福利国家称为“对持续制造不公平的市场社会的巧妙回答”。今天,德国人已经与福利制度并进而与自己的国家建立了深刻的联系。他们不必指望国家的施舍,而是能够放心他们的权利将得到保障,能够依据权利提出要求。

我们德国人的经验是:福利制度如果跟民主秩序相结合,就会产生社会推动力。普选权保证财产较少的人也能为其关切发声。不过,维持社会平衡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雇主和雇员必须通过对话携手肩负这一责任。

德国历史上的两个独裁政权都曾对雇员成立的某些团体疑虑重重,而后来正是这些团体构成了社会伙伴关系的核心。因此,工会的自由度是衡量德国现当代史中政治自由度的一个重要标准。直到1990年,工会只在西德享有自由。二战后西德工会史的突出特征并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雇主与雇员、雇主联合会与工会之间的伙伴关系。

这一社会伙伴关系在于,它虽然要求双方做出妥协,但最终对双方都有利。它加快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广大阶层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因此,不只是科技创新打造了西德的经济繁荣,上述社会创新也发挥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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