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主儿子的大学梦(上)

@ 三月 30, 2016

原文首发于《经济观察报》,作者“胡鹏池”,,感谢网友“inxian铁杆粉丝”的推荐。】

我说的这个地主的儿子就是我的二舅舅。

二舅舅生于1935年元月,那几日,天气特别冷,北风呼号,大雪飘飘,且是早五更,那年是狗年。这是外祖父的第五个孩子,前三个都是女孩,终于第四个生了个男孩,家中大喜。这不,第五个又生了个男孩,按说也是大喜呀,然而外祖父却一点也不高兴。

刚吃完早饭,外祖父就准备出门了。外祖母躺在床上呻吟着说:“他爹,你不看看孩子啊?”“有啥看头?”说着就头也不回地离家外出了。

外祖母这辈子生了七个孩子,四女三男,前三个是女孩,接着三个男孩,收官之作又是一个女孩,我母亲是老大。外祖母的生育太有规律了,三年一个。生老么时,我母亲已经出嫁,第二年就有了我,所以小姨才比我大一岁,二舅舅比我大整整10岁。

周家是祖传的大户人家,良田几十亩,房屋几十间,子女多一些,也完全不愁吃喝开销,外祖父不喜欢老二,实在是没有理由的。“腊月,本来就天寒地冻,又赶上大雪,又是五更天,冷上加冷,早更头出门的狗,家家人家门户都没开,哪有一根肉骨头,只得自己吃狗屎了,一辈子的苦命。”外祖父后来对家人这样解释了他不喜欢老二的理由。

既然注定是苦命的孩子,那么当爹妈的就应给多一些关爱吧?外祖父却不是这样想的,这个脾气古怪死板的人一辈子都对老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喜欢”。

解放前,外祖父长年在外给资本家的二姐夫打工,一辈子没有种过地,没有经受过农田劳作之苦,但同时也没有收过租。因此在解放后没有被评为地主分子,相反被当作职工安排在另一个乡镇的供销社继续工作了两年,最后又因家庭的地主成分被解雇回家。

外祖父丢了工作回到家里来,没有一分钱的退休工资。他在这个家没有地位,家中的大事小事都是由外祖母作主,他的儿女们可怜他们的母亲一个女人家顶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挨批挨斗,受苦受难,于是全都同情母亲,都是母党了。

其实,比较外祖父的三个儿子中,老大太老实,老三太木讷,就数这个老二长得最俊秀,最聪明。我现在回忆二舅舅青年时的形象,身材适中,脸部轮廓分明,大眼睛,高鼻梁,无论外貌上还是气质上都是最优秀的了。

二舅舅上学晚,直至1950年才小学毕业,正是那年家里被评为地主了。二舅舅长啸一声:“完了!完了!一个粪袋子背背上,像一件湿布衫,永远脱不下来了。”

可不是吗,这个粪袋子从1949年到80年代中期,一背就背了三十多年,历经三代人,祸及十余家,殃及百余人。

第一代,外祖父与外祖母,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第二代,我的父母亲,我母亲的弟妹们,以及他们的配偶;第三代,我这一代,我的弟妹们,我的为数众多的表弟妹们。

当然,第三代所受的影响相对小一些,但也是很明显的。比如我,因为外祖母是地主,在考大学时就根本不敢报考清华的保密系保密专业,上大学后也迟迟不能入团。直至1964年的九评学习运动中,我写的思想汇报将地主阶级的外祖母家对我的坏影响彻底地清算了一遍,这才感动了组织,终于混进了团内。

第一代所受的就不能用“影响”这两个字来描述了,他们受到的是鞭笞与奴役。土改时,外祖母被五花大绑地押上台批斗,一个表现积极的乡村流浪汉打了她五个大嘴巴。1958年民主补课时,又一次遭到批斗和关押,又遭了一次打耳光,放出来后扫地出门。平常日子也要不时的参加四类分子会议,聆听训话和无端斥责,还要经常去扫大街。

但第一代的人毕竟老了,影响最大的是第二代。而第二代中,影响最大的又是二舅舅,影响最小的是大舅舅。

大舅舅生得早不如生得巧,土改那年,已经高中毕业,那时招生工作中的阶级路线还不明显,所以他考上了大学。大舅舅考大学的那年,因为家中已被评为地主,经济情况一落千丈,家中决定只供大儿子考大学,老二嘛,上了小学也就够了,让他下地干活吧。

大舅舅果然考取了上海交大,遵照家庭的要求,他考的是两年制大专,而没敢考四年制本科。他要赶紧出来工作,挣钱养家。

二舅舅原是一心以大哥为榜样,一心要上大学,但他无法改变家庭的决定,气愤而绝望地撕掉了毕业证书,扛起锄头下园子干活了。

二舅舅从小身子骨儿单薄,力气小,可人聪明,锄地、播种、施肥、收割,他样样活儿都行,搭个黄瓜棚子,丝瓜梯子什么的,也不用学,一看就会了。春天,他在屋后种了几窝南瓜秧,夏天,他捉上十几个蛤蟆青蛙埋在根旁,秋天,他又爬到屋脊,用绳网小心地把南瓜兜起来。每年都是南瓜大丰收,屋檐下排了长长的一溜儿,最大的竟有四十多斤重。春夏两季的夜里,他打着手电筒在河边插上几十根钓鱼杆,第二天清晨起杆,一准儿能收三五斤鳝鱼,家里吃不完,就上集市卖,换几个零用钱。冬天下了雪,他用一根带线儿的竹竿把一个网筛在雪地里撑起来,远远地稀拉拉地撒上一撮米,引着鸟儿一边啄食,一边就一蹦一跳地走进网筛的下方,然后把绳头儿一拉,用这样的法子罩上个俊鸟儿玩。

外祖母说:“这个老二啊,学啥会啥,做啥像啥,真是个七巧玲珑心。”

读者们看过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吗?那书里有一个主人公叫“运涛”,二舅舅就像“运涛”,心灵灵,手巧巧。

但是,二舅舅的心思仍然不在种地上,鱼儿鸟儿、瓜儿藤儿,都拴不住他的心,他转前转后还是要上学。可他知道家里没有钱,于是决心自己去挣钱。务农两年后,他开始行动了。县里招聘小学教师,他去考;供销社缺会计,他也去考——短短一个月报考了三四个单位,结果全都被录取了。

他选择了去小学当教师,工资虽不高,但能边教书边复习。两年内他积攒下了一笔钱,有了这笔钱,他要报考中学了。可是小学的毕业证书已经没有了,他向一位同族的学生借了一张毕业证书。那人的名字与二舅舅只差一个字。为了上学,二舅舅就从此改叫那人的名字了。家里人叫他考中专,中专三年,可以很快出来工作,可他偏要考初中,目的上高中、上大学。结果,他如愿考取了市二中。那年,他已经十八岁了,才上初中一年级,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大龄生。

初中三年,顺风顺水,年年是优等生,入了团,一直当班长。初中毕业时,他被学校作为特殊优秀的“三好生”保送进省立高中。到了高中仍然年年是优等生,仍然一直当班长。高中的班长不叫班长,叫“班主席”了,我一听这名儿就觉得他真了不起。

二舅舅的年龄虽然比我大十岁,但我上学特早,他上学特晚,小学毕业后又被耽误了好几年,所以,他只比我高三届,他初中毕业上高中,我小学毕业上初中了。我的文化水平已经足以看得懂他的日记和作文,也基本上听得懂他与同乡同学之间的大部分谈话。我记得他们谈论过苏联的保尔和中国的保尔,谈论过冬妮亚,谈论过托尔斯泰的安娜·卡特尼娜和渥伦斯基、聂赫留道夫——我在暑假看过他带回来的全部小说,还常常偷看他的日记和成绩报告单。

看了二舅舅的成绩报告单,他大概属于上游里的下游或是中游里的上游这样的位置。比起我的各科都在90分以上的成绩还是要差很多。我也能理解,作为一个大龄农村学生,这样的学习成绩已经不错了。在班主任评语的一栏中,一般都是赞誉的话,但最后都有一两句莫名其妙的话让我看不懂。比如有一学期的评语最后写道:“希望今后要克服人生几何的消极人生观”。什么叫“人生几何”?那时我就不懂。又有一学期写道:“希望今后要注意克服我行我素的生活态度”。什么叫“我行我素”?我也不懂。只知道这都不是什么好话,大概就是“资产阶级人生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之类的。

虽说如此,二舅舅在初高中时期的人生轨迹总算是向上的。

而就在这时,他人生中一个最重要的拐点出现了,从此他的生命轨迹就不可逆转的向下了。

就在他高中三年级的上学期,家中又出事了。

1958年的秋天,反右派运动刚结束,大跃进开始了。到处都是东风吹,红旗飘,右派分子土崩瓦解,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却正在此时又无端搞了一次“二次土改”。年已古稀的外祖母又被押上台斗争了好几次,更为糟糕的是被扫地出门,祖宅被全部没收了,外祖母和大姨只带出了一点点日用品和换洗衣服住在茅屋里。而家中所发生的这一切,在城里上学的二舅舅还蒙在鼓里。

一个星期天,我上城里去,大姨交给我一个纸条,让我交给二舅舅。我到了校门口,可是传达室的工友对我说,他们在上复习课,让我把条子留下来,由他去转交。我年纪小,没长心眼,就把纸条留下走了,没想到这张纸条子惹下了大祸。这名工友将字条打开看了,内容是说家里已被扫地出门了,叫二舅舅暂时不要回家。这位有觉悟的工友将纸条子交给了校团委,一位姓庞的团委副书记立即发动了一场对二舅舅的“大批判”。

在关系到阶级立场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班上的大多数同学都纷纷起来揭发批判了。这其中就出现了两个比较关键的人物。

一位就是同乡的同班同学龚,他在组织的召唤下,将二舅舅改名字的事情揭发了。这是爆炸性的新闻,立刻引起轰动,原来这个与他们同窗三载,长期窃取“班主席”要职的人居然是个化名。老师和同学们都同仇敌忾声讨二舅舅欺骗党、欺骗组织的罪行,那些经常阅读反特小说的同学更将改名字的行为说成是特务勾当,甚至怀疑二舅舅就是特务了。

二舅舅后来说龚同学是公报私仇。龚在高一时偷了食堂里的饭菜票被当场抓住。二舅舅是班主席,开班务会处理了这件事,虽然也不过是批评一下了事,可龚同学从此入不了团。

说起龚同学偷饭菜票这件事颇搞笑。龚在早晚打稀饭的时候,故意将饭盆子放在桌上有粥溅出来的地方,然后再往有饭菜票的地方移动,这样在将饭盆拿回的时候,饭盆底就很自然地沾上了几张饭菜票。他用这个办法屡屡得手,也不知究竟干了多少次。终于有一次被他身后的邻班同学检举,当场抓获。龚同学因为检举揭发受到表扬,但他仍然入不了团。

另一位就是那位贫下中农出身的大脸盘子的团支书,她一向暗恋着二舅舅。二舅舅虽也知道她的心思,与她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但他的心里其实爱着另一位女生,她比她漂亮,比她年轻,比她温柔,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女人味,且也是一个成分不太好的,虽然也是团员,却不是班干部。团支书觉察到二舅舅的感情倾向,心中很痛苦,也很矛盾。当批判一开始,她的内心是矛盾的,态度也有点暧昧,他毕竟是她爱的人,随着批判的深入,揭发的材料越来越多,尤其是当改名字一事被揭发之后,她终于摆脱了个人情感,去除了认识上的迷雾,于是她“觉悟”了,终于站了起来揭发批判她所爱的那个人身上的种种地主阶级的烙印。

团支书态度的转化使揭发批判升级了,但再升级能升到哪里去呢?与一两个女生保持一种暧昧的关系难道算什么错误,但在那个年头就可以上纲为“思想意识腐朽,道德品质败坏”,再加上阶级立场反动,于是二舅舅受到开除团籍,撤消班主席的职务,留校察看三种处分。

我始终没有确切的知道这一切的导火索是否是那张纸条子。但后来,大姨和我母亲都曾经就这件事一再责怪我:“你怎么这样不懂事?这样重要的纸条子没有交给你二舅舅本人呢?”“可是,大姨也没有告诉我写的是什么呀”!我虽嘴上辩护着,心中却感到无限的内疚。“算了,一个小孩子家懂什么?”倒是二舅舅从来没有埋怨过我。

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太深了。多少年了,我仍然认为这是我一辈子中做的最愚蠢、最错误的事情之一,我对不起我的二舅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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