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税42年后自愿纳税,并非因为爱国

原文首发于博客《黑盾》,原标题《避税42年后坎普拉德为何自愿给祖国纳税》,感谢作者“姚轩鸽”的原创分享,作者为税收伦理学者,现就职于西安市国家税务局,曾撰文《中美财税病因及施治异同辨(上)()》。】

最近,税收界最吸引人眼球的新闻,恐怕非全球最大家具零售商宜家(IKEA)的创始人——英瓦尔•坎普拉德在逃避祖国瑞典高税收制度42年后,开始在瑞典交纳自己的第一笔个人所得税600万克朗(约人民币439万元)莫属。而这笔税款约占坎普拉德2014年1770万克朗总收入的33.89%。

对坎普拉德这一看似“非理性”的纳税行为,立场不同的人,自会给出不同的解读。对一些爱国者而言,坎普拉德这一行为是爱国的表现,是因为对祖国在情感上的眷恋。对税务机关而言,这可以作为税法遵从度的道德榜样与楷模大书特书,借以彰显正能量,从而放大其高尚纳税品德的辐射效应。对纳税人而言,或许,因此可确定一个纳税人个体的税德理想人格修养目标。

毋庸置疑,42年前坎普拉德为了逃避瑞典高税负而在卢森堡注册的控股公司,无疑是一次理性的自利行为。以2010年为例,他实现了25亿欧元的利润,但却仅缴纳了4.8万欧元的税款。这意味着,如果按照宜家公司2014-2015财年数据计算,即就是全球28个国家328家卖场实现的319亿欧元销售额计算的话。4.8万欧元的税款,显然与其行业地位不相匹配。当然,坎普拉德的代价是领受了“卢森堡税收丑闻事件”的形象损失与道德风险。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这就是“聪明反比聪明误”。但在自己的祖国瑞典,如果按照50%的税率计算,坎普拉德可能要交至少12.5亿欧元左右的税款,坎普拉德的精明显而易见!

事实上,作为企业家的坎普拉德,如果在相关税法等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收税收筹划降低纳税成本,也无可厚非。毕竟目的为自己没有错,而且,这是市场经济的行为基础。至于究竟选择在哪个国家交税,也是企业家个人的自由,只要他没有违背法律和道德底线就行。

宜家创始人英瓦尔•坎普拉德
宜家创始人英瓦尔•坎普拉德

问题或在于,税负高低固然是税制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税制的最高、根本,或者终极要素。尽管税法高低标志着一个国家税制对纳税人财富的攫取深度,税率越高,税负越重,纳税人的“税痛”越大;税率越低,税负越轻,纳税人的“税痛”越小。但是,根本说来,税率的高低、税负的轻重,只是影响纳税人“税痛”大小的一个重要因素。直言之,影响纳税人“税痛”大小的最高因素是——税率及其征收方式,核心在于是否经过了纳税人同意;根本要素是——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是否公正平等,包括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分配是否公正平等?具体说,征纳税人之间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是否遵从了完全平等原则,非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是否遵从了比例平等原则?自然也包括,纳税人之间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是否遵从了完全平等原则,非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是否遵从了比例平等原则?终极而言在于,国家征税是否增进了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如果增进了,又经过了纳税人的同意,而且公正平等,试想,税负高了如何,低了又如何?

毋庸讳言,由于瑞典进入完备的民主阶段,各级权力,包括税权,早已装进了民主宪政制度的笼子,权力为民众所拥有和享有。即是说,政府征多少税,向谁征税,税率是多少,如何征税,以什么方式征税,等等涉税重大事宜的最终决定权,都掌握在民众,或者纳税人的手里。因此,瑞典收入最高的百分之十的国民,与收入最低的百分之六十的国民的贫富差距,税前收入高达144倍;税后收入的贫富绝对平均差距仅3倍。而瑞典政府所实行的《雇员投资基金法案》规定,雇员投资基金通过两条途径筹集资金:一是利润分享税,每年对税后利润超过50万克朗的企业征收20%的利润分享税;二是养老税,即所有雇主必须支付提高了的养老税金。1984年时为各企业工资总额的0.2%,逐步增加到0.5%。雇员投资基金全部用于购买瑞典企业的股份。据计算,只要企业的利润率为10~15%,转移到职工名下的雇员投资基金可在25到30年内,占有企业股份的50%。

正因为如此,该法案被认为是对资本主义的正面进攻,资本家曾称之为“西方世界从来未目睹过的最大规模的没收举动”。事实上,也确实激起了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1983年10月4日,还组织了一次7万5千人游行,抗议《雇员投资基金法案》。但瑞典议会,还是于1983年12月12日通过了《雇员投资基金法案》,并于1984年1月1日开始实行。

事实是,以1986年至1987年度为例,各种税收就占瑞典国家收入的64.8%,其中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占21.4%,增值税占22.8%,烟酒税16.7%。与此同时,当年的政府支出中,卫生和社会事务部的预算最大,占25%,教育部占12.3%。而这两个部的开支主要用于社会福利。此外,在劳工、住房和工业部中许多项目也与社会福利有关。比如,瑞典政府规定生育子女的妇女和她的丈夫,可以一起享受为期15个月的休假。而且,在孩子年满12岁以前,每年父母都可以休假90天。年度休假一般是一个月左右。如果加上各种传统的、法定的节假日,雇员每年劳动时间便大幅度减少。也因此,便有了“西欧社会已从劳动社会进入休闲社会”的说法。

这一切意味着,瑞典的税收制度,已经进入到了发达、优良的阶段。既实现了人道自由原则的制度性“嵌入”,也实现了公正平等原则的制度性“嵌入”。而且,确实增进了全瑞典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

因此,笔者以为,坎普拉德在逃避祖国瑞典高税收制度42年后开始在瑞典交纳,原因、动机可能是多因素的,但根本说来,还在于瑞典税制本身的优良。因为它基本实现了优良税制的核心价值,遵从了人道自由的最高文明精神与公正平等的根本文明精神。自然,尽管瑞典的税负很高,但却因为所收之税,能全部“用之于民”,而且“能用之于民”之真正所需,从而吸引了大多数国民对祖国的不离不弃与永久的眷顾,包括坎普拉德的重回祖国自愿纳税。

直言之,人道自由、公正平等,能够增进瑞典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税制安排,才是坎普拉德最终回归瑞典祖国纳税的核心理由。舍此,或仅仅是重要原因而已。一言以蔽之,唯有税制的优劣,才是彰显一个国家治理文明位阶高低,以及国民凝聚力大小的核心标准。税制优良,则国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谐顺畅,繁荣与进步是其必然的结果;税制恶劣,国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则充满矛盾与冲突,衰亡与落后也是其必然的结果。

可以说,瑞典不仅是全球税制改革的榜样之一,也是一切欠发达国家实现社会文明转型的理想目标与现实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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