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巴尔扎克,也要卡夫卡

原文首发于《雷达的博客》,感谢作者“雷达”的原创分享,作者曾撰文《关于文学批评的标准》。】

要想生动地描绘和准确地概括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是很难的。现在动不动都用狄更斯的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但又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来搪塞,我本人也不例外,以为这么一说,既聪明智巧又滴水不露,可以万事大吉了。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们时代的许多最重要的特征,狄更斯也许根本没有想到过。

依我的亲身体验来说,这些年来,从自行车时代跃升到小汽车时代再进到高铁时代,一切都像童话中的梦一样,原以为根本不可能,转瞬就实现了。连我都开了十年汽车了。这个三级跳大约在不到二十年内即告完成。从时空上看,不但现在中国变小了,世界也变小了。随着太空暗物质的发现,嫦娥工程的突进,好像宇宙也变小了。家书,情书快失传了,打电报你会找不到地方。人们已经写不出一篇上千字的汁液饱满的情书了。给“父母大人”写信,本是很庄重的事,含有深厚的中华文化的伦理精神,现在可以不用这样了。发短信都算是慢的,用微信直接可以看见尊容。因为我们进入了微时代。然而,人和人的距离从来都没有这么近过,又好像从来都没有这么远过。你想看的人,想掏心窝子的人,对方基本并不那么想,有时候,过分的天真和坦诚,对方也许以为你有病了或另有所图。就像刘震云说的,在中国,要找一个能说得上话,真正贴心知已的人,太难了,遂有“一句顶一万句”之叹。你若跟大家一样“呵呵”,那就没事了。

据说现在已经没人从头至尾一字不拉地读完《战争与和平》了,这我基本相信。但穿越,盗墓,仙侠,后宫,谍战、情变等等,不论多么超长,似乎还是有人看的。信息每天都在爆炸,像蘑菇云一样升空,扩散,其增速是一件近乎恐怖的事情;想从铺天盖地的新闻信息、知识信息、娱乐信息、八卦信息的海洋中挣扎出来,获取自己最需要的一点可信的东西,非常困难。一切都是碎片化的,你永远都在看,永远都看不完;你看了很多很多,却又永远没法把它们连起来。永恒正在失去它旧有的吸引力。有人说,今天再大的事,到明天就变成了小事;今年再大的事故,到明年就变成了故事。如此等等。

这样的感慨我还有很多很多,不想再发下去了。这次是范小青的小说《我们聚会吧》引发了我的种种感想。我觉得在今天,一个作家要言说我们的时代,评价我们的时代,艺术地深刻地表现我们这个时代,有点老虎吃天,无处下嘴。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目前还没有人能够以巨大而深刻的超凡笔力,饱满地表现我们的时代。这使我想到,如此缤纷多样,变化万端,斑驳陆离,五光十色的世情世态图景,是多么需要现时代的巴尔扎克式的历史书记员啊,不记下就会错失良机,就会愧对历史;同样地,如此恍兮惚兮,花非花,我非我,充满了梦幻,异化,虚拟,反讽,荒诞,黑色幽默的前现代、后现代的生活,又是多么需要卡夫卡式地天才艺术家,来洞察我们现代人的困境啊,写不出,那就说明无力写出我们时代的某种精神和心理的真实,就会停留于表象。对目前的中国作家来说,透过地球之眼,探究时代的脉息和人心的奥妙,大多还只是在局部中进行,缺乏融洽整体感,太大太多的东西拢不起来。像范小青,也是从很小的切口进入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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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图 卡夫卡

《我们聚会吧》是写同学会文化的,一个叫周子恒的同学,在百年校庆时,来寻找他当年所在的五、五班的同学们、老师们。可是,人没找见一个,却出现了多个歧异,互相缠绕,茫然不可解。一是,五五班到底存在不存在?我找了又找,找得头昏眼花,也没有找到我的班级五年级(五)班。为什么偏偏没有五班?二是,当时班上有一男一女两个魔头,刘国庆与王小兰,他们连老师都敢欺负,记得为招安,委任其一为班长,一为副班长。我回忆了两人的行为,模样,大家说“传神’,但是在个子高矮和发型上,却存在严重分歧。看来有这么两个角色。但又从来不出场。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存在与否?三是在打死俞老师这件事上,似乎大家又取得了共识,都争说有这个事,但人既死,何以又冒出个俞老师?为何班级花名册中也找不凶手刘与王之名,谁打死的成为悬案,无头案,无法查对。四是,为此不得不建立个“吧“,居然立刻有人报到了,但常常牛唇不对马嘴。自称“吧里横“的说我当年专门欺负女生,这是没有的事,但我也只好嘿嘿一笑。问他真名,他又戏称“李猜”。

人是来了不少,都不认识,坐在一起吃饭,言不及义,为聚会而聚会?荒唐!果然有个俞老师,还给吧起了个吧名,叫”野渡无人“。是从我周子横的名字里分出来的。五是,说来说去,世界上就没有过这么一个班。李小丽说,我是代表我太太进来的,我太太是个孤独的人,尤其不喜欢和熟人打交道,所以我只看看,不说话,这样,她就算死了,也会很安心的。纪爱民说了,我坦白,我是四班的。我是来寻找存在感的,我在四班混得不行,人家一个吃鸡塞了牙缝,另一个人便秘了,都被狂赞,可我的信息永远石沉大海,无人理睬,在那个四班,我根本就不存在。六是,我发现我的同学根本不关心我是谁,我忍不住责问他们,你们都知道自己是谁,你们难道不想知道我是谁吗?同学异口同声说,我们怎么会不知道你呢,你是群主嘛,“野渡无人”的群主。但又说,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聚会了。总之,我同学我老师他们都不想知道我是谁,而且也不想让我知道我是谁。后来,我们真的成了像亲人一样的熟人了。再后来,和许许多多的群一样,就渐渐的,疏远了,渐渐的,没有声了。过了不多久,“野渡无人”就再也无人了。

这就是小说的大致内容。主要表现的似乎是,荒诞感,虚无感,我非我,失去了故乡,失去了记忆,“我”似乎存在,似乎又不存在。一群人为什么能迅速地聚拢在一起,聚在“野渡无人”名下,原来人们都需要寻找存在感 。在现实中找不到,就到虚拟世界中去找。高科技,多媒体,网络 ,微信,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虚拟世界。在物化时代,人成为技术的附庸,人变得渺小化,符号化,复制化了,完全丧失了个性,被淹没了,丧失了家园。怎样才能不被淹没呢。

于是,在某种意义上,校友会,同乡会,驴友团,微信群,都是人们企图战胜虚无和孤独,抱团取暖,相互指认其存在的一种方式。当然,我们不能说同学会文化没有其热爱生活,激发活力的积极的意义,它们是怀旧,伤逝,向失去的青春致敬,是找回,是酒不醉人人自醉,是反抗遗忘,遁入幻境。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人是群体动物,标榜孤独,其实最怕孤独,自古皆然。有了一个团体,哪怕是虚拟的,也会好受许多。范小青小说中的那些人,似乎并非向失去的青春致敬者。他们纷纷进入微信群,归到野渡无人名下,其实各有目的。人们喜欢虚拟一个陌生组织,也与他们逃避现在实存的环境,希望换一个抹去了过去历史的新环境有关。那样也许会温暖得多,那些曾经的嫉妒,竞争,排斥,中伤,冷眼,被孤立的痛苦,都想一扫而光,哪怕它是虚拟的。事实证明,它长不了,最后仍逃不出乌托邦的命运。一切又回到原状,但人们仍乐此不疲。比如在小说中,找到了某个班,就找到了某个群,证明自己确实存在过。

至于同学会文化中,另有一种过分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不在论列。那是企图借同学会来显摆,寻找衣锦还乡感,出人头地感 ;或痴迷于重温初恋或算不上什么的恋;或寻找丢失的青春的,也有人或只为看看别人,比比自己,想想今后,找到一点儿自信的。这种文化的“现代性乡愁”的诗意固然不可否定,但在某种情况下正在遭到破坏,成为另一个虚拟的名利场。某些失意者的参加,当然只能当陪衬演员了,加倍地失落而已。

我不知我这样在比较中理解范小青的这篇小说对不对。也许无所谓对与不对,每个人都可以保留自已的看法。范小青是一位才情横溢的高产女作家。近三十年来她成功地完成了“四重奏”,使我深为佩服。1980年代,她的《裤裆巷风流记》、《栀子花开六瓣头》、《顾氏传人》、《老岸》等等中长篇小说,氤氲着江南烟雨,流荡着浓厚的江南情调,描绘着小城里各式各样小人物的生存情状和内心诉求,她立体化地开掘着苏州文化,偏重于静态的一面。我至今最喜欢的还是她的这些作品。《裤裆巷风流记》被改编成电视剧以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可以说是范小青的成名作。进入1990年代后,范小青笔风大变,主攻改革小说,淡化了性别意识和地域色彩,写了不少时代潮头上的弄潮儿,如《百日阳光》《城市表情》《女同志》中的人物,现实感、运动感和时代精神当然更强烈了,纪实性也比较浓厚,风格由明丽走向了阳刚,恬静走向了喧哗,由狭小走向了广阔。

在这个直接攻坚改革题材的阶段过后,范小青又有过第三次变化,那就是长篇小说《赤脚医生万泉和》以及《城乡简史》等等的出现,人物又回到普通人,但又不是早期的市井小人物,人物也不是后撤到街角巷尾,而是行动着的染着时代风尘的普通劳动者。

近几年,小青的创作发生了第四次变化,进入了四重奏,这次的变化幅度最大。她对于新媒体、高科技对当代人的生活,心理,情感、思维,以及行为方式的影响非常敏感,发生了浓厚兴趣,写了一批轻喜剧型的不无反讽和戏谑的中短篇小说,令人耳目一新,而随着她的眼光集中于人的异化,悖谬,恍惚,失忆,精神错乱,及其荒诞感,她更多地着力于现代寓言的营造。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王村》和《香火》便是其代表作。

有人说她在写中国的《变形记》,有人说在写中国的《我的名字叫红》。不过,一个人本性难移,一个作家的基调也不可能彻底改变。在我看来,小青终究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我一面关注着小青小说的剧变,另一面,又感到作为小说是不是不那么太好看了,在处理虚与实的关系,抽象与具象的关系,故事性的元素,细节的生活化,及物的程度上,似都有待强化。包括这篇《我们聚会吧》也如此。我想,生活可以是碎片化的,但小说还得有故事线索可循;作者可以进入哲学迷宫,但作为小说还得有感性有细节来充盈;不管作者设置多么奇特的荒诞性境遇,在小说里,总还得通过人物体现其荒诞性。这可说是我在看了她的这篇小说引起兴味的同时,产生的一点小小的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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